战争指导 内容简介

战争指导是一种预防、治疗和缓解国际“身体”上的疾病——战争的艺术。欲避免战争的危害，则需有良好的战争指导，而唯有了解时代发展对战争本质所造成的影响，始能决定正确的战争指导方式。
《战争指导》一书是英国战史大师富勒将军继《西洋世界军事史》后的另一力作。书中分析了1789年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重大革命对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并指出了20世纪战争指导的谬误和缺失，以及今日寻求和平时所应具有的战争指导观。

战争指导 本书特色

这并不是一本战史，而是通过对战例的分析，指导战争。本书专门研究自1789年以来所曾经打过的战争，同时对于战争指导的看法也并非以纯军事的角度为主；反之却更重视一切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发展对于战争的影响。

战争指导 目录

战争指导 节选

**章专制帝王的有限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帝王（Absolute king）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劫灰中产生出来的，后来的*高潮就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其后半段是临时招募的雇佣兵所作的残酷斗争，而且常常都有大量的饥民被卷入其中。金德里（Gindel）在其所著的仨十年战争史》中曾经提到，一支3.8万人的军队，却跟着有12.7万人的妇孺和随营者。等到l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 ia）使这种无政府状况告一段落时，中欧早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据说死亡的人员总数是800万人，而在战斗中丧命的35万士兵尚未计算在内。在绍令吉（Thuringia）地区中，19个村落原有房屋1717栋，*后一共只剩下了627栋；在波希米亚，本有3.5万个村落，之后尚有人烟者不过6000个，人口总数也由200万人减到70万人。在战争期间，人食人已经不是奇事。迷信之风盛行，在1625年到l628年之间，据说维尔茨堡的主教（The Bishop of WU rzburg）曾经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9000人。在1640年到1641年之间，在尼斯河（Neisse）一地就烧死了1000人。
这种战争中的野蛮残酷风气与15世纪在意大利盛行的温和战争手段恰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佛罗伦萨（Florence）、米兰（Milan）等地区中，当那些封建诸侯之间发生私斗时，所依赖的都是有高度训练的职业性佣兵，由“雇佣兵长”（CON-dottieri）招募和率领。这些军人为金钱而打仗，今年他们可以将其劳务出售给甲王子，明年又可以将其劳务出售给乙王子，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生意也是一种手艺。在这种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因为战争是他们的职业，所以延长一个战争显然要比结束一个战争更为有利。诚如史学家圭恰尔地尼（Guicciardini）所说：“他们会用整个夏季的时问来围攻一个要塞，所以战争可以拖得极长，而战役的结束往往只损失极少数的生命，甚或毫无损失。”（《剑桥中古史》）在15世纪末时，那些著名的军人，例如雇佣兵长维特里（Paolo Vitelli）和柯隆那（Prospero Colonna）等，就曾经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应尽量利用思考和计谋，而不是靠实际的砍杀。”[泰勒（F.L.Taylor）所著《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494～1529》一书]
对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Sir Charles Oman）曾作过下述的评论：
把战争指导之权交给那些伟大的雇佣兵长去执行，其后果就是使战争往往变成一种艺术演习，甚至于像下棋一样。其目的是想要把敌人引入一种死地，然后将其俘获，而并不想与他作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于让人怀疑这些雇佣兵长，也像不忠实的拳师一样，往往事先与对方有秘密的协议，而故意使战争拖长或以和局不了了之。即便偶然发生战斗，那也几乎是一种不流血的事件……马基雅维里（Machi—ave]li）曾经说过，有时一场大的会战中被杀死的人员不过两三个，而俘虏的总数却可以有几百人之多。（《剑桥近代史》）
在这种雇员佣兵与雇佣兵之间的战争期间，一种外交的新观念也开始生根了，而军人的“强权”（might）与公民的“公理”（right），也开始分家了。所以对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早期外交家与法理学家而言，意大利恰好足以当做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这些法理学家中*著名的一位就是格劳秀士（Hugo Grotius，1583-1645）。他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写了一本国际法的教科书：《战争与和平的法理》（De JureBelli ac Pacis）。他在这本书中一方面攻击这种国际无政府状态，和无限战争所具有的毁灭性；另一方面他也建议在战斗、征服、榨取敌国和对付其平民人口等方面，都应采取有节制的温和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人霍布斯（ThomasHobbes，1588-1679）在其所著《利维坦》（Leviatjlan）一书中，曾经有过下述的言论：“这是一种基本的理性通则，只要在希望尚未断绝之前，每个人都应尽量致力于和平，等到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时，才可以使用战争的手段。”他说追求和平是自然状态下的**条基本法则，自卫才是第二条。
霍布斯、格劳秀士以及17、18两个世纪的任何法理学家，都不曾认为应该绝对禁止战争。他们是足够聪明的，所以并不认为这种乌托邦的理想具有实现的可能性，他们只是主张应该节制战争中的暴力与毁灭性而已。法特尔（Emmerich deVattel，1714—1767）在其所著《国家的法律》（The Law of Nations）一书中，对此曾作详细的讨论。他在那本书中曾经提出下述的问题：“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他们自己是合乎正义的，在他们之间应由谁来做法官呢？”他的回答是说：“正因为没有法官，所以对于战争的一切限制都应作成规律，这种规律就叫做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他说：“这个法律中的**条就是双方都承认有一种常规战争（regular war）的存在。假如要想使战争有任何的秩序和规则，并使回到和平的门户经常开放着，这就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条件。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规律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并不承认有高于它们的法官存在。”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及其效力的合法性者，并不是其战争的理由是否合乎正义，而是其战争的手段是否合法——换言之，一切应符合一个常规战争的要求。
关于战争中所应使用的正当方法，法特尔曾作下述的评论：“对于敌人所作的一切不必要损害，任何并不足以产生胜利和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自然法则所禁止的放纵行为。但是有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国与国之间，必须有相当的忍受能力。若是大家都任意地报复，其结果只会使暴力的程度迅速增大，而终至必须拼倒一个才会罢休。所以在国与国之间，必须有一种概括性的规律存在着。那是不受环境影响的，而且也易于作确实的应用。”
所以一切的关键就是“节制”，并且任何行动都不应妨碍和平的恢复。法特尔又说：“一个和平条约必定是一种折衷妥协的结果。若是一定要遵守严格硬性的正义规律，则双方都将不让步，于是和约也就永无签订的可能性了。”
同时因为“和约的目的不仅是结束战争，而且也是要解决争执。假如征服者强迫对方接受过分屈辱的条件，则结果所建立的不是和平，而只是一种暂时表面性的平静。只要一有机会，失败者一定会设法推翻这种和约”。
三、专制帝王的军队
不管那些法理学家曾经作过什么建议，但若非宗教改革使教皇的权威受到严重的削减，则那些建议将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在此以前，国王是要受到教廷控制的，在此以后，即便是天主教的国家，对于加冕典礼也只不过是当做一种传统的宗教仪式而已。1661年，路易十四统治了法国，他也总揽着一个专制帝王所应有的一切权力和权利。他的理论即为“君权神授”，他的宫廷制度也变成了欧洲诸国的楷模。简言之，在政治方面又回到了意大利暴君式的统治形式。
不过，在15世纪中的暴君（封建诸侯）与17、18世纪中的国王之间，却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军事性的差异。前者的权力是以其职业性的佣兵为基础，后者的权力却是以其职业性的常备军为基础。虽然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王查理七世（1445—1448）的时代中，但是直到1643年，西班牙的旧式陆军在罗克鲁瓦（Rocroi）被大康地（Great Conde）击败之后，法国陆军不久又在卢弗瓦（Louvois）主持下改组。之后，常备军才有了自己的规范形式，这样的形式继续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与过去的旧陆军不同，这种新型常备军是经常保持着备战的态势，并且完全听命于其君主。欧本汉（Oppenheim）在其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曾经这样说过：“若非常备军制度的建立，则战争法律与惯例的发展将根本不可能。若无纪律则战争行为的人道化也不可能。而没有常备军，则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有重要的差异。”
军人与平民的分离，*大的主因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所受到的虐待实在太可怕，所以对军人有痛心疾首之感。进一步说，中欧诸国都已经把人口、资源和财富消耗殆尽了，所以新的常备军在数量上也就势必是有限的，农业与交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兵力的成长。[沙克斯元帅（Marshsl Saxe）认为一支军队的理想数字为3.4万人，其中步兵4.6万人，骑兵1.2万人，加上炮兵也不过5万人而已。]在每一个国家中，陆军都是一种由长期服役的兵员所组成的纪律之师，与平民人口完全分开，在和平与战争中其行动都受到同样严格的约束的。
四、有限战争
沙克斯元帅（1696-1750）为18世纪的名将之一，他在其名著《战争艺术论》中，对平常的兵员来源，曾有很扼要的说明：“兵员中有的是志愿投效的、有的是俘虏过来的、有的是强迫拉夫的，而*普通的却是骗人上当，例如利用赌博等手段。”因为当兵的都是社会中的渣滓，所以纪律必须森严。诚如腓特烈大帝所云，因为荣誉对于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长官甚于危险。只要纪律略一放松，即足以产生野蛮的行动。
严格的纪律使军人的生活十分艰苦，所以逃亡之风盛行，因为只有逃亡才能逃避长官的鞭挞。其结果使战术的行动也深受限制，换言之，仅能采取密集队形的行动，因为那是长官的眼睛所能够看见的。在18世纪中，逃亡的风气是如此严重，腓特烈为了防止士兵逃亡，只好拟定了一些严格的纪律：避免一切的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洗澡时，都必须有军官随行，尽量不作追击的行动，以防部队在混乱中逃亡。此外还有下述的其他限制因素：当时各国都感到民穷财尽，而常备军的成本又极高。在这个时代中的战斗，死伤率也极高，因为常常是在30步到50步的距离发射排枪的。虽然沙克斯元帅曾说过：“我曾经看到双方在近射程发射排枪之后，所杀死的人还不到四个”，但这却可能是偶然的事情，也许正因为双方都知道死伤的可怕，遂互相暗中约定彼此向对方战线的上空放枪。尼克森上校（Col.Nick—erson）曾经说在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之战中，有一位专家估计联军的损失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5－1763）中，一般的损失常为15%到20%。在1760年的托尔高（Torgau）会战中，腓特烈损失了30%的兵员，在1758年的左恩多夫（Zorndorf）会战中，联军的损失更高达50%。这可以算是一个世界纪录，这一支野战军一共只作了一天的战斗，而被击败的那方也并未完全被击溃。（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9》）
这也就足以解释为何当时的风气总是尽量避免战斗，而多用迂回运动的原因。另外一个理由为补给制度的改变。因为抢劫的办法已经受到禁止，所以部队的给养必须依赖补给纵队，这又必须沿途设置仓库，并由国内基地来作源源不断的补充，或者是用现金购买当地的产品。通常，仓库又总是设在要塞化的城镇中，所以为了夺取它们，围城战就变成了一时的风尚。这种补给制度的*大弱点是假如一支军队想要获得适当的补给，则其前进的*大限度，距离*近的要塞不应超过7天的行程，而距离*近的野战面包烘房不应超过两天的行程。仅当补给体系发生故障时，才会临时采取强迫征发的办法。下述的例证可以说明平民生活与战争是如何的完全脱节，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在其所著的游记中，曾经叙述他在七年战争期间，离开伦敦前往巴黎的情形，他说：“我从来都不曾考虑到英国正在与法国交战。”当他到达多佛（Dover）之后，才突然想到他并未携带护照。可是他却并未因此而中止旅行，当他到了凡尔赛时，法国外长克瓦瑟公爵（Duke of Choiseul）却早已为他准备好了一份护照。在巴黎他还到处受到法国人的欢迎，一切都十分的愉快。
战略是以消耗为主，而不是以歼灭为主，目的是消耗敌人的精力，而不是要杀死他。通常打击的目标都是敌人的补给线和要塞，而不是他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瑞里伯爵（The Earl of Orrery）就曾经说过：“我们在战争时是像狐狸而不像狮子；你可能要作20次围城战之后，才会碰上一次会战。”（《战争艺术》）二十余年之后，英国大文豪笛福（Daniel Defoe）也曾经这样写道：“现在常常是双方各以5万人的大军，彼此对峙着，在整个战役中都是盘马弯弓地互相监视着，然后各自宿营过冬了事。”[摩里（Henry Morley）所著《笛福的早年生活与早期主要著作》]1793年的皮齐盖托内（Pizzighetone）之围对于一个“有限”性的围城战可以算是一个完善的例证。当双方议定休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高多尼的回忆录》（Memoirs of Goldoni）中读到下述的记载：
从缺口上架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者之间有了互相往来的交通工具。于是到处都大开筵席，双方的长官互相请客，触目所见都是一片娱乐升平的景象。这哪里是打仗，连迎神赛会也都没有这样热闹。
在这个有限战争的时代中，所有一切拖长的作战都是以消耗为主要原则。因为金钱总是不充足的，而常备军又和民兵不同，一年12个月都是要发饷的，所以很明显，在这个时代中的聪明军人都认为消耗敌人的财源，实为赢得战争的*好方法，而损失也远比在会战中歼灭敌人轻微。所以决定性因素是金钱而不是血液，在不断迂回进退的运动中那是需要高度的技巧和准确的判断——于是敌人的府库逐渐空虚了，假如他不愿意破产，则也就势必要与对方谈判和平。换言之，这也正是沙克斯元帅在论会战时所发表的高见：
虽然我对于会战问题曾经作了许多检讨，但实际上我却不赞成它们，尤其是在一个战争开始时为然。一位能干的将军可以避免它们，并同时使战争尽量的拖长，达到其从心所欲的程度。这种战争指导的方法具有许多利益，再没有比这种方法更能消灭敌人实力的了。
近代的批评家，*著名的为福煦元帅，曾经认为沙克斯元帅是完全反对会战的，并且认为这种思想很可笑。这实在是一种错误，他们不是不曾读过沙克斯的著作，就是故意作断章取义式的曲解。
这位曾在丰特努瓦（Fontenoy）、罗可斯（Rocoux）和劳费德（Lauffeld）等会战中屡获胜利的名将，对于会战的价值，也正像腓特烈和福煦一样具有深刻的认识。请看他自己所作的结论：
尽管如此，却千万不可以误解我所说的话。假如你有一个造成会战的机会，而且根据所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理由，都认为有获得胜利的希望，那么当然不应忽视这种机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中遇事切不可听天由命，而必须在将到的领域中，达到尽善尽美的标准。假如环境对于你是那样有利，足以促使你有寻求会战之必要时，那么第二步，你就必须要知道如何去收获胜利的成果。在这一方面，你又必须舍弃今天所流行的风气，即不应以已成为战场的主人翁为满足。穷寇莫追的理论是不正确的。反之，你必须倾尽全力去追击敌人。他的退却可能本来是有秩序的，也许会因此立即变成了真正的溃逃。
……

战争指导 作者简介

富勒，将军,被誉为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为英国军事史家、战略思想大师和近代战车作战思想的先驱。1878年生于英国齐切斯特，1898年开始军旅生涯，曾参加过南非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富勒积极倡导军事改革，创造机械化部队，但因曲高和寡，而于1930年自军中退伍，官拜少将。
退休后，富勒致力于军事史及战略思想的写作。他著作等身，计有专著45部，包括《西洋世界军事史》等。其思想渊博而富有创见，对整个欧洲军人的作战思维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1963年富勒获颁英国三军学会的最高荣誉奖章。1966年2月10日逝于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