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况味(老照片典藏版) 内容简介

《人生况味》是本老照片集合册。书中的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人生况味(老照片典藏版) 本书特色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虽然叙说的只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经历，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于不经意间折射出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没有“民”何来“族”，没有“家”又何来“国”？说到底，民族和国家不过是无数个人、无数家庭的集合罢了。
这是本老照片集合册。书中的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本书是《老照片》丛书之“逝鸿片羽”。书中收录了大量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为读者揭开了过去那一件件鲜为人知的事件。一本珍贵的老照片，就是一本回忆录，本书向我们再现了过去，让我们认识过去，了解过去。

人生况味(老照片典藏版) 目录

人生况味(老照片典藏版) 节选

一个在格鲁吉亚的中国商人家庭
照片上的男主人公叫刘峻周，祖籍是中国广东，19世纪末远赴格鲁吉亚种植加工茶叶，培育出了适合当地种植的茶树品种。除种茶外，刘峻周还在黑海港口巴统附近买田置地，经管恰克瓦沙皇庄园，他还是一位养马、驯马的专家。这张照片是他1901年在巴统与家人的留影。
十月革命后，作为外国人，刘峻周已不能拥有私产，无法再经营自己的产业。1924年，刘峻周举家回国，定居在哈尔滨。在哈尔滨度过的十年，虽然清贫，倒还安定。日本鬼子一来，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一家人开始了颠沛流离。九一八事变后，刘峻周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与投靠日本人的朋友断绝了往来，并于1935年将家迁至北京。刘先生因一生爱马养马，与马难合难分，独自留守哈尔滨经营跑马场，1942年不慎从马背上摔下，不治身亡。
旅居格鲁吉亚期间，刘峻周的次子刘维周与一位叫娜达的格鲁吉亚姑娘相爱，他们不顾双方家长的反对，于1922年离家出走，到阿扎利亚（今属土耳其）接受教堂的洗礼并成婚。1925年，娜达辗转来到中国，与丈夫刘维周一家团聚，从此便一直生活在中国，解放后，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俄语教师，1980年病逝于北京，与亿万中国人一起经历了战乱流离与“革命”洗礼，演绎了一段充满曲折的人生传奇。（述弢）身为晚清遗臣的祖辈
这张照片上是我的二祖父德裕。二祖父同治八年（1869）生于北京，历任清朝官职。光绪十四年（1888）封二等辅国将军。二十三年（1897）授护军参领。1904～1905年，授任中俄边境巡阅使，力促俄军退出边境。宣统二年（1910）奉旨授盛京副都统兼署金州副都统。兼充任福陵（努尔哈赤墓）、昭陵（皇太极墓）守护大臣。清末民初又受命接替墨麒任兴京副都统兼永陵守护大臣。家属跟着移居永陵镇。
德裕来到东北山间小镇，忠心守护祖宗**陵，尽心尽力做些对得起祖先，有利于当地人民的事情。每逢夏季由随从人员说评书，老百姓很欢迎。春秋佳日晚间，还出资从盛京请来演员，给大家演皮影戏。德裕往往坐上小马扎与人们闲聊。之后打发人为困难人家送钱物。每逢正月十五临近，放开衙门大院，进秧歌队，唱小戏，老百姓进入院内卖果儿，然后以果匣子装满元宵赠秧歌队。永陵在永陵镇西北两公里。大树遮天蔽日。当地士绅意欲伐林卖钱，他们选出代表向德裕游说。德裕正色回答：此林建陵时即栽种，迄今三百多年，历代保存完好。现在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十二代孙，跑这来私卖祖业，贪赃分肥，何以见先人于九泉之下？士绅们无颜退下。
永陵镇南有苏子河西流，德裕发现山北坡土质阳光同书本上栽培人参的条件接近，于是派人由外地请来两位“把头”，向他们学习研究创建参园事宜，德裕出资，请他们开辟了参园。初具规模三四年，将要出产品的时候，因1924年皇室优待政策废止，都统衙门撤消，德裕去职回京。临行将园子交给地方。嘱将种参事业办成永陵镇人的一条活路。1925年德裕因病逝世。（广庄）二祖父德裕，（原载《老照片》第46辑）
曾祖父的全家福
我们在整理祖父王宗玺的遗物时，发现一本民国初年相册。王宗玺（1886-1943），字尊信，辽宁海城人，清光绪朝兵部右侍郎王英楷之子。王英楷在《海城县志》有传。王宗玺早年在天津北洋学堂从师于一位瑞士籍工程师，学习物理和机械学。民国五年，他出任北洋政府航空署总工程师，是中国**个设计三引擎飞机的专家。当时正值直皖大战，北洋军阀无暇顾及组建空军。这架飞机连试飞都没进行，一直放在仓库里无人问津。*终淡出人们的记忆。
民国十四年，祖父应孙传芳的邀请，出任上海高昌庙兵工厂帮办，从事军事工程技术工作。孙传芳生于1885年，早年家庭贫苦，曾和我祖父在一个塾班学习，一起吃住。他的三姐嫁给了曾祖父，因此祖父称其为舅。1925年，孙传芳成为江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任王宗玺为军械顾问，从事武备研究和配制。王宗玺也是常规武器专家，改良了许多进口步枪，使孙的部队在装备上与其他军阀相比，处于*优状态。尔后，王宗玺的兴趣从军事转移到民用。北方旱地居多，农田灌溉是一大问题。王宗玺经过调查研究，设计一种机井设备和新式泵，为一般农户所买得起。只是因为资金匮乏，无法扩大再生产，因而没有在华北普及开来。1938年保定沦陷，日寇从档案里知道王英楷以抗日起家，甲午海城战役杀过日军数百人，早有报复心理。我的叔父因参加八路军被人告密，日军便以祖父通共罪名，抄了家。祖父事发出走，几位叔父被吊打，一位致残，一位致死。祖父也于1942年流亡他省，贫困交加，客死他乡。（王木南）天地间的女孩
这张照片刊于《图片中国百年史》，只附有一行说明：“外国教会在上海王家堂圣母院开设的女塾，专收教内女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起自英国军事入侵取得了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之后。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塞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所女子学校。其后，又有十一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15和香港开设。传教士办的学校虽然采用免费入学的办法，但进校学生不多，中途退学的倒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学生。
照片上的这十一位女孩无疑是幸运的。识字会使她们的人生与前人不同。她们一个人的识字，也许将带来整个家族的变迁。细细端详照片，我发现这些满脸稚气的女孩那宽大的衣袍下面竟有一双双畸形的小脚！照片正中坐在黑板下面的那个小女孩也不过六七岁，她多么精神，笑得多么无牵无挂，可她的脚已被缠成了那么一种样子。我不知道识了字的她们将怎样再与这一双双丑陋的小脚相处。好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在她的（（我的中国世界》中有不少记述。
裹小脚——学文化，反差如此鲜明的事物，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个女孩身上，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如果同时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孩身上，便预示着一个变革时代的到来。只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一个社会要比一个人艰难得多。不过，管它哪个朝代的女孩，要活得像个人样，首先得自己迈开双脚，走进学堂。因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包括女皇帝。
（冯晓春）
就读日本女校的中国学生
这是一张中国女性离家东渡，求学扶桑的照片。记录了晚清和民国年间，女留学生在日本生活学习状况的一个侧面。
照片中站在后排的两人是身穿实践女校校服的中国学生。实践女学校校规很严，集体住校，统一管理，不许随便外出。尽管这样，在校留学生仍积极参加了“拒俄运动”等爱国革命活动。女学生们对阻止她们参加留学生集体活动的下田校长说：“无国哪有我，无我哪有学。”在女性教育未正式纳入教育体系的清末，女性的赴日留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首先，她们的留学行为本身就是对封建礼教的巨大冲击，此外，她们还先后在日本结成了四个女学生的独立组织，并创办了七种女性杂志，大力宣传新的女性观、爱国革命新思想。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大多数留学生都返回了祖国。
民国初年的女留学生与清末不同，中华民国成立后，她们留学的目的已由清末的“革命、改革救国”向“科学、教育救国”转变。近代史上，中国人的留日热潮共有三次，**次是清末1905—1907年，第二次是民国初年的1913—1914年，第三次是抗日战争前夕的1935—1937年。从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日本的部分大学开始有条件地招收女生，30年代进入大学学习的留日女学生也不在少数。此时中国政局不稳，留日学生的成分非常复杂。从政治观点来看，留学生可分为右翼、左翼和中间派，党派斗争激烈。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中坚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几乎所有的留学生都先后返回了祖国。抗日战争中，各地的傀儡政权先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每年仍有数千名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周一川）就读日本女校的中国学生。（原载《老照片》第35辑）祖父的题识照
我祖籍湖南，原属湘乡，现属涟源，在涟源的一处山冲冲里。我家院子的大门上挂着一块匾，匾上的四个大字“养春山庄”，是我祖父的手笔。他是湘军的军官之一。我手头有祖父的两件遗物。其中一件是他的朋友写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兴至也沽村店酒书来时问故园花”下款写的是“伯和弟章寿彝”。另一件是他老人家的一张珍贵的六寸照片。照片镶在一个中间是椭圆形的厚纸框里。他老人家沿着厚纸框的椭圆用蝇头小楷写了一篇题记，*后几个字是：“戊午暮春书，时年七十有二。”标点是我加的。戊午是公元1918年，老祖父暮春时节写了这篇像记，秋八月我就出生了。这对我来说，其宝贵可想而知。全文一百五十三字，字字间架均匀、笔笔工整有力。今天能写这样小楷的七十二岁的老人，恐怕很少很少了。
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皇朝倒台。祖父早该告老了，他立即放弃了他在杭州的满屋子藏书回老家，在离老家二十多里的地方买了一个小山头，盖了几间茅屋，一心修道去了。
我祖父是“湘军”，应当说是后期“湘军”。前几年查族谱，才知道他是从“邑庠生”（湘乡县学堂学生）开始进入仕途，到浙江“补用县丞，保升知县”。当过两三任知县之后，“以知府仍留原省补用”，却没有补得上去。于是他弃文就武，当过“楚军”、“老湘军”等许多名目的武官。他打过仗，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苦战连月，足受炮伤”。*后的武官职务是浙江全省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教练处提调。后来得到“四品顶戴”。我对“湘军”“太平军”这双方的看法，到老年发生了大变化，对太平军，我少而是之、老而非之。对湘军，我少而非之、老而是之。（李普）祖父的题识照（原载《老照片》第42辑）
胶东的一个农民家庭
这张照片是1920年代胶东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人物的排列，体现了男性在家族中的地位。站立在老人右侧的儿子，有三分无奈和尴尬，或许和他养育的女孩太多有关。在中国，特别是北方，村庄大都由几个或几十个有血缘关系相连的“家”组成。这种固化了的超稳定的姓氏宗族村庄把所有的人都编进了这个网中，构成了人的*基本社会存在方式和生存空间。宗族村庄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母体。面对众多的家族、宗族，维系大家（国家）的政治基础，只能是从小家那里复制出来的，并凌驾于小家之上的家长制的中央集权和专制。
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其本质是反映了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建立的平等、契约关系。而以传统农业为基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一统宗族社会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个人自由。宗族聚居，就注定了民主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路。血缘关系，既产生了“情同手足”，也产生了另一个极端，“不可开交”，“窝里斗”，已经演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基因。
城市化，无疑是消除宗族困惑的途径。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被定位在一种被称作“单位”的封闭体内。陆续走进城市的人们，把从“老家”带来的观念，改头换面地移植到单位，并营造出“新家”的意识。“单位”，正在成为城市深化改革的“瓶颈”。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在此基础上的城市化及计划生育，正在成为改变宗族困惑的“基因工程”。关注中国，关注改革，首先要关注农村。摆脱宗族的困惑，我们不仅是炎黄子孙，也是地球村的居民和人类所有文明的传承者。（冯群力）儿孙满堂的喜悦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我的父亲却不畏艰险，于上世纪初挈妻携幼，从江苏乘轮船溯长江而上，到成都做生意。所携之幼是大小三个女儿，在成都定居后，母亲又相继生了两个丫头，这就正好是“五朵金花”。在那重男轻女的时代，“五朵金花”给父母带来的是渴求得男的朝恩暮想。父亲常叹道：“不知猴年马月才会有个儿子啊！”谁知此话幸而言中：1920年，排行第六的长子呱呱落地。那年是农历庚申，正是猴年。喜获麟儿，全家喜极；谁知两年后我又降生，再次给全家带来欢悦。这下，母亲心中踏实了。不想之后四年内，我的三弟、四弟又陆续出生。
这张照片是父亲为抒发“多福多寿多男”、“儿女满堂”的喜庆心情，同我们四个儿子的合影。
岁月悠悠，已然泛黄的老照片距今已八十余年，被大哥珍藏在他伦敦的家中。（杨瑞生）爷爷奶奶的结婚照
我爷爷叫邸昕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在老家河北省乐亭县。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爷爷到了北京，大约毕业于1924年。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这张照片便是他们的结婚照。爷爷看上去高大魁梧，很有男子气，可那对眯缝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显得挺厉害，事实也的确如此。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没停止过做生意。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232块大洋，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生活十分宽裕。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6月的一天，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开腹一看：胃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太晚了，术后三个小时爷爷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三十五岁。如果在和平年代，光靠家底也能过得去。爷爷去世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雪上加霜，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急剧的转折。那年月，妇孺之家更易受欺，奶奶也准备搬家。她将家里*值钱的古玩、字画和首饰收拾成四只箱子，交给门房李二叔去燕大寄存。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前脚将箱子存上，后脚就偷偷提出席卷而去。搬家时，奶奶把海淀那所宅子租给了一个高丽人，当奶奶试图把宅子收回时，那人却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耍赖不给。后经中人说合，*终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
1964年夏，奶奶在姑姑家病倒了，临终前，奶奶已瘦得皮包骨，全身黄得像草纸，却很少呻吟，就这样默默地走了。1991年夏的一天，爸爸把奶奶的骨灰轻轻地撒入北海公园水中。我们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百姓，只是在翻阅帧帧老照片时，心头才泛出点点自豪。（邸晓兰）爷爷奶奶的结婚照（原载《老照片》第16辑）
身世迷离的父亲
我父亲陈绍韩参加革命，1935年在苏州被捕，后在武汉被处死。我的伯母1964年就因病去世了。1982年，我接到一位叫张以谦的先生来信，说伯母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的工作人员。他说：“此段党史资料极为重要，涉及全党全国。我们遵中央纪委韩光同志面喻，正在收集此一史料。”……父亲和朱德有关系我自小是知道的，但是楚图南为什么把朱德看成父亲的主要关系我也不清楚。
伯父、伯母和父亲，在历史上和哪一个派别发生了联系并不是一种*高层次的是非，对于我，他们留给我的遗产过去和现在都不是别的，例如不是列宁建立的第三国际，而是他们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实践。我已经完全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够对社会发展提得出万无一失的科学规律，也不相信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可以简单明确地抽象成绝对正确的客观真理。历史是有嘲讽的。用激进方式改变权力占有者经常都是可能成功的目标，但是，除了改变政权以后就能促进经济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外，激进运动由于本身人为的偏激性质非常容易按照自己不能控制的逻辑变得越来越激进，以致把激进变成目的而走向自己目标的反面，丧失自己原来的宗旨。
“文化大革命”初期，1926年的老党员董秋斯对我说，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他觉得我应该告诉别人我的父亲是革命烈士。父亲牺牲时显然没有暴露过和他有关系的任何人。所以，他没有背叛什么人，是别人背叛了他。（陈焜）1927年。作者的父亲陈绍韩、母亲陈青莲在广州的合影。
母亲怀抱的女孩是作者的姐姐陈珏。（原载《老照片》第44辑）陈铭枢之子的人生之旅
先生姓陈，名润元，字广生。他一生经历曲折，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大变迁。
陈广生身世相当不寻常，他是国民政府高官陈铭枢的长子。陈广生在“交庐精合”别墅受教于政坛怪杰李一平三年。
194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杰出一等荣誉金质奖章”，毕业于英国法拉第电子工程学院。陈广生战后回到了香港，在1946年成了电路板的总设计师。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陈广生在劫难逃，以“反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被揪斗于天津冶金材料研究所的大食堂前。但平心而论，陈广生吃的苦还不算太大，没有人下狠手打他，原因在于他平时为人厚道，和底层的人相处和睦。
1976年陈广生获准去香港探望老母，并于1978年离开天津正式移居香港。陈广生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润元企业有限公司。也许是游子思故乡的缘故，此后他主要去他父亲的出生地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和捐助。
1986年他投资成立了广西邕生线材厂，担任副董事长。他还亲自出马参加新产品试制，为完善产品工艺技术、开拓产品市场做了大量工作，使该厂铝管产品销售市场长盛不衰。从80年代起，他更不断为他父亲在1929年筹建创办的广西合浦公馆中学出资出力。
自1978年起，他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至第九届的委员，1993年当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广生去世后，中央政府给予了“陈先生一生爱国，爱港，爱乡”的评价。（仲炜）1928年，陈广生在南京。（原载《老照片》第46辑）孔子后裔的人生
孔子的后裔嫡系近支在曲阜有所谓“十二府”。我家属于孔八府，父亲祥勉公，字士劝，生于1893年，是八府的长房长孙。早年就读于北京工业大学，攻电机专业，是名噪一时的电业专家。由于受家庭影响，父亲在国学方面也有一定的根基，许多经籍诗文都能背得滚瓜烂熟。50年代，银行实行公私合营，父亲改任青岛公私合营银行副经理。那时，父亲把马、恩、列、斯、毛的书买了一大堆，一本一本地读。
我的母亲于苹芗，字南滨，生于1898年。父母于1917年喜结连理。父母亲在一起共同生活四十年，两人感情深笃，互敬互爱，令人羡慕。母亲和全家人也都相处融洽，受到大家的信任和敬重。母亲一切都替别人考虑，从不为自己打算。比如吃饭，她总是考虑别人爱吃什么，却很少想到自己。她喜欢吃羊肉，但我们孩子不爱吃，她就从来不买羊肉。直到她突发心肌梗塞临终的那天，才对嫂嫂说“你们今天包几个饺子吃吧！给我买几角钱羊肉，我想吃几个羊肉馅的。”但这顿羊肉饺子没有吃上，母亲就去世了。母亲去世后，我们做子女的无不痛心疾首。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和保姆的关系。母亲心地善良，悲天悯人，她和我家的保姆都相处融洽。保姆贵珍来我家帮工后，母亲也像对我们一样教育她，每天晚上教她读书识字。当她知道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泣不成声，还为我母亲戴孝多日。
父亲死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母亲死于“文革”风暴中的1969年。他们在运动中都受到不应有的对待，都是在极度的寒心、冤屈、悲愤的情况下，引发心肌梗塞而去世的。（孔令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