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7年,不仅是大宋帝国由强盛而逐渐走向衰弱的分水岭,也是两宋文学的分水岭。生于此后的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无人超过此前的宋代文人。其原因主要在于宋神宗堪称宏达的政治改革。在这次变法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互有攻守,无数原本颇具文名的学者都被拖入了这场横跨两宋德大漩涡中。自此以后,政治的变幻带动着文学界的兴衰,诸多文人的命运为之起伏跌宕,两宋文学于是进入了全面衰退的时期。但是衰退并不意味着败亡,此后的宋代文坛虽然人才凋零,但还是有天纵英才浮出水面,这其中之佼佼者就是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姜夔。
序曲繁枝容易纷纷落
雪花飘飘扬扬,落在汴京城内。皇宫的飞檐斗拱,红砖绿瓦,一夜间鹅毛素裹。此时天光大亮,福宁殿前的道路仍然有点湿。殿门口,侍立着一排官员。“圣上的龙体可有好转?”服侍皇帝用早膳的太监刚走出福宁殿大门,宰相韩琦立刻急步上前问道。
太监摇了摇头,把手中的虎皮玉盘往正前方微微举起。韩琦立刻就明白了:原来皇帝只喝了一小碗粥汤之类的流食。几乎与举盘的动作同时,太监小声地对韩琦说:“韩大人,快进去吧,圣上正等着您呢。”
韩琦顾不上对太监说“谢谢”之类的话,只“哦”了一声,便快步朝皇帝的寝宫走去。
皇帝已经由宫女扶起,以半卧的姿势躺在龙榻上。寸长的银炭在白云铜大火盆内默默地燃烧着,把个内室烘得如初夏般暖和。
“陛下……”行完一位人臣该行的礼,一阵嘘寒问暖的话说完后,韩琦便开始向皇帝启奏正事,“您这么久不能亲自监理朝政,现在朝中人心惶惶,国外夷族虎视眈眈,宜早立太子以安众心。”
这位病得不能下床的皇帝,就是赵曙,庙号英宗,大宋帝国的第五位皇帝。
韩琦的建议,监察御史里行刘庠也曾提出过。当时赵曙以药石维持健康的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病情并不是很严重。他也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够好起来,所以,他对刘庠的做法很不高兴,就把刘庠的奏请给封了。可这回不同了,早在一个月前,他已经病得不能说话,有什么旨意,都得依靠手写。于是,韩琦说完后,他便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古来皇帝立太子,下有关继承人事宜的诏书,那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很严肃的事。中国历史上宫廷权利相争中的手足相残、皇亲国戚谋逆等一系列血淋淋的恶性事件有不少就是因为皇帝来不及公开指定继承人就死了所致。显然,作为当时宰相和文学界名士的韩琦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当皇帝点头同意后,他立即让人端来笔墨纸砚,恭请皇帝亲笔册封皇太子。
被立为皇太子者,乃赵曙之长子赵顼。在这样的情景下立太子,等于是赵曙承认了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恐将离开人世。对此,赵曙虽心犹不甘,却无能为力,纵然他内心有一千个舍不得,乾坤亦无法扭转。谁让自己已经病得连话也不能说了?史书上形容赵曙准韩琦之奏后的表现,用了这么四个字:泫然泪下。
人生至此,着实让人感伤。
那一天,得到自己被立为皇太子消息的赵顼,很快就来到他父亲的病榻前,哭得像个泪人,久久不愿起身。满朝文武闻此,都暗暗赞叹,认为他们的皇上实在英明,皇位没有传错人。
皇帝的手谕既下,立皇太子的相关仪礼和手续便也立即付之行动。礼仪使,由翰林学士张方平担任。写册文的人,也是翰林学士,姓王,单名一个“珪”字。此人自幼极其聪敏,时常语出惊人。史书上评价他的文章:“闳侈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他在神宗、哲宗朝时,从参知政事干到宰相,一共干了十八年。宋仁宗立赵曙为皇太子的诏书,亦是他的手笔。连欧阳修看了那份诏书之后,也忍不住赞他:“真学士也。”王珪前后给皇室草拟诏书、圣旨等文书,当了十八年的超级写手,是不折不扣的草诏专业户和制典专家。而这个王珪,也就是李清照的外公。只不过,很难肯定王珪是否见过他这位才华旷古、名烁千秋的外孙女。因为李清照生于1084年,而王琏则于1086年五月病逝,时间隔得实在是太近了。
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王珪所撰册文的墨迹才干没几天,春节的气氛还在北宋的大地上氤氲弥漫;各地仍是一派张灯结彩的喜庆景象。而他们的*高统治者,却在这一日到九霄上向天帝述职去了。人生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赵曙就走完了三十六年的人生之路;流年似水,在位才四年,赵曙连屁股下的龙椅也没能坐热。然而,更令人痛惜的是,作为继任者的大宋第六位皇帝、庙号神宗的赵顼运道并不好,他正式步入中国历代帝王之列的这一年成为赵宋帝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公元1067年,不仅是大宋帝国由强而逐渐走向衰弱的分水岭,也是两宋文学的分水岭。生于此后的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几乎无人超过此前的宋代文人。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还是要归于神宗堪称宏达的政治改革,在这次变法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互有攻守,无数原本颇具文名的学者都被拖入了这场横跨两宋的大漩涡中。
宋神宗登基之后,大宋帝国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头等大事。因为早在神宗的爷爷仁宗执政时,北宋帝国的钱袋里就已经没有几个余钱了,到了英宗时期,更是不得不勒紧国库的腰带,过起紧巴巴的日子。面对当时收支相减几乎为零的财政状况,提倡改革并不是坏事。怎么改革,采用哪些人的主张来改革,这是解决问题的**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依靠老臣们?早在仁宗执政时,范仲淹就提出过十条革新朝政的建议,史称“庆历新政”。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从那时起,朝中老臣们再也不敢冒进。因此,在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眼里,保守的方式显然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可抬眼望过去,满朝重臣不是保守派,就是不发表主张的明哲保身派。赵顼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朝廷之外,把希望寄托在地方官员里的能人上。他把脑袋里所知道的地方官员回顾了一遍后,想到了王安石。可以说,赵项在当上皇帝之前,还是皇子时,王安石的名字对他已是如雷贯耳。当时,赵顼身边有个亲信,叫韩维。韩维经常给赵顼讲一些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段子,每当赵顼深以为然,夸奖他见识高、讲得好时,他便会说:“这个观点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时间一久,听得多了,到赵顼当太子时,已经非常想见到王安石。韩维之所以会千方百计在赵顼面前为王安石做宣传,当然是因为王安石对他的讨好。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王安石被任命为为江宁知府。九月,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官至副宰相,翌年升为宰相,一路青云直上。这一回,他连一次拒绝也没有。原来,当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仁宗、英宗耍大牌,拒绝到朝中当官,乃是因为他深谙当时的政治环境。王安石不愧是个审时度势的超级行家。想当初,朝堂之上星汉灿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曾公亮、曾巩、文彦博等一大批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哪有他王安石发光发亮的机会?
人生苦短,岁月蹉跎。为了这一天,王安石已经耗掉了大半辈子,即使是从他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算起,也等了二十六年。光阴如刀催人亡,来日不多,时不待我。想要在*短的时间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表现自己并非浪得虚名,在有生之年风风火火地红一把,王安石连走路也变得呼呼有声,遂以众叛亲离也在所不惜的架势推行自己的新法。或许,这本来就是他的性格,只是这性格造成的后果也实在太严重了。
变法施行之后,支持王安石者,升官发财、大鱼大肉、声色犬马;反对王安石者,削官革职、贬谪流放、睡不安寝、食不甘味。御史衙门也全换成他的人马。王安石的变法,就像一块铅球般大小的金属钠投入装满水的脸盆中,登时水柱冲天、水珠四射——朝廷沸腾了,党派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许多大臣纷纷卷入其中。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公元1079年,也就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末的那天,湖州城外,几匹快马卷着烟尘,直奔城内知府衙门。这伙人中,为首者叫皇甫遵,受御史台所派到湖州拘捕苏轼,罪名是其诗作“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
这个罪名在现在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可谓晴天霹雳!在被押解到京城开封的路上,苏轼听说事件非同小可,差点投水自尽。他的一些亲友纷纷与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唯恐受其连累。他的家人为了避祸,也将他的诗文手稿一把火烧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乌台诗案。乌台,是御史衙门的别称。据说在汉朝时,这个负责弹劾官员、审讯政治犯的衙门内因为树多而吸引了无数乌鸦前来栖居,人们就给它取了这么个外号,也寓意那是一个充满是非和政治斗争的地方。苏轼当时作为该案的主犯,虽然命没丢,却付出了坐牢百十天,被贬湖北黄州的代价。与苏轼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友,如苏辙、王诜、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人,皆受到牵连,诸多文豪叫苦连天。
从苏轼的这次巨大转折而论,文人的命运可谓悲凉。自古以来,武人主政起杀伐,文人主政乱心机。以苏轼本人而言,诗歌的浪漫与政治的凶险常让他处于迷茫的状态。对于官场的变革他要保持理想的明灯,必然就没有办法适应尔虞我诈、钩心斗角。从古至今,大凡在文学上光芒闪耀的巨星只要从政,其命运必然周折不定,特别是那些内心浪漫如屈原、李白、苏轼者几乎都没什么太好的结果。而究其原因,不外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于这些超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内心之中的理想总是坚定不容更改的,而现实的残酷往往会摧杀他们内心的“乌托邦”。
大宋之前,唐朝的极度繁荣带来了文人的总体活跃,无数文人自得其乐,有的悠然自得,有的积极参政,理想和现实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在这样的时代,大师不会孤独出现,总是成群结队,如星汉般璀璨。
而当时间的巨轮驶到北宋这个海峡时,时局已然大不相同,一次变法就足以让暗流变成巨浪。虽然众多文人墨客谈笑官场,但这些人和真正的政治家之间有着不可弥补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结果就是命运的凄凉。如果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是一句戏言的话,那么文人当官自送其命,几乎就是一条真理了。苏轼的这次入狱,只是北宋文坛地震的一个开端,但同时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代表着北宋文化气脉的重大挫折,自此之后,朝野间两党相争,导致大批文人陷入了窘迫与厄运之中,整个文坛可谓创伤累累,元气大伤。
如果说一个人得了病还可以慢慢恢复,那么放大到文化艺术上则大不相同,一次重创足以让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留下璀璨的诗句的同时,还有无数被折断的天才。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绑在政治的列车上,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跟随着它,穿过山涧,越过大河,也许偶然一次碰撞,你就会被列车抛下,粉身碎骨。在这时,你命由天不由你,任你上天入地,也躲不过社会的变迁。除非做一个避居深山的老农,但苏轼会吗?黄庭坚会吗?他们后面的李清照、辛弃疾、陆游会吗?他们激情澎湃的时候肯定已经忘了屈原那场悲剧,他们总想成为弄潮儿,却不知一场巨大的波澜足以让他们魂飞魄散。从这点来说,他们的命运也就成了国家的命运,生死与共,不能分开……
公元1067年,这原本普通的年份,承载了一个王朝的太多悲哀。从此之后,物是人非,江山风物也变了模样,动荡的政局让文人们越来越少了剑胆琴心,生于此后的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几乎无人超过此前的先贤。自此中国的诗词文化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大唐、北宋时遍地开花的景象不复存在,仅有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夔几人堪称风流。
此时苏轼虽在,不复壮年,李白犹闻,却成绝唱。
自此之后,南宋偏安,煌煌大宋词韵,只剩半壁江山……
**阙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
假如说苏轼之祸开启了两宋文学衰退的大门,那么在此之后,政治的变幻同样带动着文学界的兴衰,诸多文人的命运为之起伏跌宕,两宋文学至此进入了全面的衰退。
但是衰退不代表败亡,瘦死的骆驼犹比马大,此时的文坛虽然人才凋零,气脉微微,但总归还会有天纵奇才跃出水面,这之中就有李清照。
与历代才女相比,李清照实属其中的翘楚。三国时女诗人蔡文姬,虽有“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之美名,并有《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两篇)》传世,但作品数量太少,不足以做系统评价;唐朝的上官婉儿、李冶、薛涛,五代末期的花蕊夫人,李清照同期的朱淑真,她们虽然在中国的诗词史上也留有声名,但作品内容大多显得单薄,境界也算不得太高,虽亦有风格蔚然者,充其量却不过是一帮女中才俊,与大家的身份尚相去几里路程。因此,说李清照是1067年之后宋代文人中屈指可数的一流文学家,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词文虽盛却不代表人生繁锦,李清照的前半生虽多姿多彩,但后半生却是红颜薄命,幸福几乎与她绝缘。在她的人生之中目睹了北宋的极速衰亡,也忍受了南宋的偏安之苦。国家的政治环境带给她无尽的悲愤,而家人的政治遭遇则让她柔然无助。
历史对这个才女不算公平,她承受了太多男人都无法承受的痛……
**篇嫩蕊商量细细开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是中国文学史需要记载的一年。这一年,司马光耗时十九年的大作《资治通鉴》正式编纂完成。这一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就此揭开了他命运转折的序幕。
还是这一年,在济南章丘,基层官员李格非家里诞生了一位千金,颇有文采的他给这个女孩取名为清照。
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当时的这位小官为何给女儿起一个这样的名字。但我们知道的是,在若干年后,这个女孩妙笔天下,一首首诗词当真是清韵无双、如花照水。
以家世而言,章丘李家虽然财产平常,但却是书香门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师从宰相韩琦,算是一个颇有见地的文人,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为人刚正,几乎没有历史污点,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非常不易的。
以家风而论,李氏一门也颇得当地邻里的欢迎,男的不横刀打架,女的不当街放泼,满门上下既没出过恶棍,也没出过贪官。这一点从李格非的官场命运及李清照的诗词气韵中,我们也可窥得一二。
李格非年轻的时候点子不算横,官职也不显赫,很长一段时间让人颇有碌碌无为之感。不过考虑到他在政治上比较亲近司马光和苏轼,因此不活跃也是意料之中。1079年至1084年,那是一个充满恐怖气氛的年代,各路文人纷纷落马。就在李格非身居山东的时候,他的偶像苏轼正被关在牢狱中,为能活下去而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在这种情况下,于帝国政治几乎毫无影响的小李就如同一只蚂蚁,随时都可能被人踩死。就此而论,除了夹着尾巴做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
任轩,青年诗人,生于1979年。诗作、诗论、散文散见于《诗歌月刊》、《诗林》、《西湖》、《厦门文学》等各大报刊,入选多种选本;曾主编《中国当代网络爱情诗选》,《杭州桥》一书副主编及主撰稿人。《我是崇武,我是海》获2005年泉州市“魅力崇武”征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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