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阅读史》之后,《书斋漫步》生动讲述了书斋或图书馆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作用。曼古埃尔在法国的家里策划修建了一个书斋,他受到这件事的启发,进而告诉我们书斋或图书馆怎样体现了许多个人乃至整个文明的回忆。本书轶事连篇,扣人心魄,从作者幼时的书架一直说到国际互联网的“全套”图书,从古代埃及、希腊到阿拉伯世界,从中国、罗马讲到“谷歌”。
这里有已消逝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有塞缪尔·佩皮斯的私人书斋:他给体积小的书本装上“高跟”,好让书架上的书整齐好看;有诗人兼建筑家米开朗基罗的纪念碑式的图书馆,慈善家卡内基建立的图书馆,监狱里囚犯的口头“回忆图书馆”;还有文学家的书斋,狄更斯、博尔赫斯等等……
通过埃尔的思考、回忆和有关书籍和文明的广博知识,阅读《夜晚的书斋》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陈建铭,傅月庵,谢其章,胡洪侠,联合推荐。
夜深人静时,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恢复了混沌状态。一本书出乎意外地呼唤另一本书,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亲密关系。一行记忆模糊的文字在另一行文字里找到了回声,理由是什么?在白天仍然说不清楚。如果早晨的书斋象征这个世界一本正经而且相当自以为是的秩序,那么,夜间的书斋似乎就沉浸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混沌的一片欢乐之中。
书斋——神话
原始宗教把夜晚当做混沌的女儿,因此,夜晚无助于有条理的描述。
——托马斯·布朗爵士,《居鲁士花园》
我*终安置多年来收集图书的书斋,早在15世纪时,原本是个粮仓,高踞在法国卢瓦尔省(Loire)南部的山丘之上。远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罗马人在此修建了一个狄奥尼修斯(Dionysus)神庙,来祭祀这位葡萄酒之神。一千二百年后,一所基督教堂以耶稣代替了欢乐的酒神,而耶稣却把自己的血变为葡萄酒。(我有一幅教堂彩色玻璃的耶稣图像,在他身体右侧的伤口上竞长出了狄奥尼修斯的葡萄藤。)又过了若干年,村民们在教堂旁边加盖了神父的住宅,几个鸽楼,一个粮仓和一个小菜园。2000年秋,我**次见到这些房子(现在已是我的家)的时候,粮仓只剩下一堵石墙,它把我的住宅和邻居的鸡场、耕地分隔开来。村民们传说,这堵墙在建成粮仓之前,原本是两座城堡的一部分。大约在143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大臣,以残暴闻名的特里斯坦·勒尔米特(Tdstan L'Hermite)为他的儿子修建了两座城堡。其中的一座至今仍然耸立,但在18世纪经历了许多变迁。另外一座在三四百年前就被焚毁了,只剩下一堵墙和远端的一个鸽楼,成为教堂的财产,旁边就是神父住宅的花园。1693年,村里开辟了新墓地来容纳数量增多的死者之后,据有关契约记载,村民们“齐集于教堂门外”,允许当时的神父把老墓地合并过去,而在腾空的地方种上了果树。就在这个时候,城堡残留的墙用来修建了粮仓。法国大革命后,由于战争,风雨侵蚀,年久失修,粮仓倒塌了。1837年教堂又恢复了礼拜,新任神父搬来居住,但粮仓仍未重建。这个古老的墙继续起着隔离作用,一边是农夫的耕地,另一边是神父的花园,开放着玉兰花树和绣球花丛。
我一看见这堵墙和周围的乱石,就觉得这里是我安置书斋的好地方。我心中早有一幅书斋的清晰图画:不久前我访问过英国肯特郡萨克维尔-威斯特(Vita Sackville-West)的宅邸,那里有一所西辛赫斯特大厅(The Long Hall at Sissinghurst);早年我上高中的母校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学院(Colegio Nacional de Buenos Aires),那里有所图书馆。我心中的书斋便是这两个建筑的结合体。我要的是镶嵌着暗色墙板的房间,光线柔和,座椅舒适,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容纳我的写字桌和随手可查的参考书。我想像中的书架,矮的一格从我腰部开始,逐渐升高到我伸出手臂用手指够得上为止。根据我的经验,书籍如果高到需要用梯子的程度,或者低到强迫读者趴在地板上才看得清楚,那就无法取得人们的注意了,不管它们的主题和优点是什么都没有用。但是,这种理想的安排会使书斋的面积比原先的粮仓大两三倍。正如史蒂文森悲哀地说过的那样:“艺术之苦正在于此:你觉得效果不错,但一些无聊的意义总是来干扰。”迫不得已,我书斋的书架只好从地板的上方不远处开始,不断上升,直到离天花板横梁只有一个八开本书册的空间为止。
在建筑书斋的过程中,工匠在古墙上发现了两个窗户,早已用砖封住了。其中一个是细窄的箭眼,弓箭手可以在这里保护特里斯坦·勒尔米特的少爷,防止愤怒的农民造反时闯进来。另一个是低矮的方形窗户,装上了中世纪的粗壮铁栅,铁栅上还有下垂的叶状铁刺。白天,我能从这两个窗户向外看见邻居的小鸡在院子里奔来跑去,东啄一下,西啄一下,有太多的东西吸引它们发狂,就像书斋里的傻学究一样。书斋的另一侧是新建的墙,从新墙的窗户向外可以看见神父住宅以及花园里的两棵槐树。然而到了夜晚,书斋里灯火通明,外面的世界就消逝了,惟一存在的只有这书的空间。如果有人站在外面的花园里,在他眼中,这书斋在夜间就像一艘巨大的船,像一艘中国的船形建筑,那是1888年任性而行的慈禧皇太后让人在颐和园的大湖边上建造的。黑夜里,只有窗户发光,成行排列的书籍闪耀着,书斋成了封闭的世界,自成一体的宇宙,它似乎想要代替外面浩瀚无形的宇宙,妄图解释那浩瀚无形的宇宙。
白天,书斋是秩序统治的领域。我顺着按字母编号的通道来回移步,目的很明确,为了寻找某个名字或声音。我按照书籍安放的横列或竖行把它们征召到我的面前。整个书斋的格局清清楚楚:它是许多直线构成的迷宫,但不是为了迷路,却是为了找到东西;它是按照分类学的逻辑顺序而分隔开的房间;它的地理服从于既定的目录和易于记忆的字母和数字体系。
但是到了夜间,气氛就变了。外在的声音变得模糊不清,思想却愈加响亮。“只有在天黑以后,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起飞”,这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引用黑格尔的话。时间似乎接近了某种时刻,在半睡半醒之间,整个世界可以在想像中重新构建了。我的行动也不知不觉地变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我仿佛也成了个鬼魂。这时书籍倒成了真实的存在主体,而我呢,作为读者,通过那隐隐闪光的字母发出的神秘法术,却被召唤、被引诱到某一卷某一页面前了。图书索引目录所颁定的秩序在晚上变成了虚文,在幻影中失去了威权。虽然我的书斋并没有高度权威的索引目录,但是,按作者人名的字母顺序或按语言分类这些较宽松的秩序也不起作用了。夜深人静时,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恢复了混沌状态。一本书出乎意外地呼唤另一本书,跨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建立了亲密关系。一行记忆模糊的文字在另一行文字里找到了回声,理由是什么?在白天仍然说不清楚。如果早晨的书斋象征这个世界一本正经而且相当自以为是的秩序,那么,夜间的书斋似乎就沉浸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混沌的一片欢乐之中。
公元1世纪时,罗马诗人卢坎(Lucan)写了一本《内战记》,描写百年前罗马群雄争斗的情况。卢坎记述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在特洛伊废墟中漫游的情景:每个岩穴、每一片枯林都引起他思古之情,让他想起古代荷马(Homer)的故事。卢坎说:“每一块石头都留下一个传说。”这不仅写出了恺撒的充满往事的游历,也写出了许多世代以后我在书斋的现况。我的书籍在封面和封底之间装满了故事,有的我读过、现在还记得,有的已经忘记,有的在某一天将要读到。它们在我周围空间发出远古或新颖的声音。无疑,这些故事在白天也存在于书页之中,但是,也许由于夜间更接近鬼魂幻象和吉凶梦境的原故,它们在日落之后更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走在书架通道中,看了伏尔泰(Voltaire)的著作一眼,却听见了查第格(Zadig)东方寓言的声音;远方某处,威廉·贝克福德(Willian Beckford)的《瓦塞克》把故事的线索拾起来,交给了拉什迪(Rusdie)《撒旦诗篇》蓝色封面后的小丑;另一个东方人的声音在12世纪撒马尔罕(Samarkand)的扎希利(Zahiri)小村庄里得到了回响,又转手把故事送到现代的埃及,送给了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的悲哀的幸存者们。卢坎书中的恺撒在特洛伊走路时小心翼翼,深怕踩到了鬼魂。夜间,在我的书斋里,到处都是鬼魂的声音。
然而,夜间的书斋并不是每一位读书人都喜爱的。比如说,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就不同意我对昏暗的选择。他的书斋(他用的词是librairie,而不是bibliothèque,因为这两个词的用法在风暴迭起的16世纪已经开始改变了)安置在他居住的塔楼第三层,原来是古代的储存室。他自承,“我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大多数日子,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但是夜间我从来不到那里去。”蒙田到了晚上就睡觉,因为他相信他的身体在白天已经受够了苦,好让他的心灵能够享受阅读之乐。“对于善于选择好书的人来说,书有许多令人愉悦的品质,但是不付出努力是得不到益处的;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愉快,和别的愉快不是一回事。它有不舒服的一面,导致不良的后果;虽然灵魂得到了享受,但是身体由于长时间不活动而变得疲劳衰弱,我没有忘记对身体的关心。”。
我的身体可不是如此。我读书时各种不同感受似乎都渗透了每一块肌肉,因此,当我*后决定熄灭书斋的灯光时,我把刚读过书里的声音和行动都带进了睡梦中。多年的经验告诉我,如果我想在第二天早上写某个题目,我头一天晚上阅读有关的书不仅能使我在梦中获得论据,而且还得到故事的具体情节。读了有关朗姆塞夫人(Mrs.Ramsay)的煨牛肉(boeuf endaubc)的章节使我胃口大开;彼特拉克(Petrarch)登旺图山叫我喘不过气来;济慈(Keats)讲述他游泳令我精力充沛;《基姆》的故事结尾使我充满了友爱之情;关于巴斯克维尔猎犬的描写叫我毛骨悚然、环顾四周。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认为阅读后的回忆会唤起各种*美好的感觉,唤起崇高的美感。他说,这种感觉“并非来自外在物体的视觉形象,而是来自观察以后的回忆;并非来自感官的印象,而是来自想像中的回顾。我认为柯勒律治排除掉“感官印象”,是有点太匆忙了。为了让我夜间的想像灿烂开放,我必须把各种感官都动员起来——看一看、摸一摸书页,听到书页翻动的刷刷声,听到可怕的书脊活动声,闻到书架的木头味,包书皮革的麝香味,记事本发黄纸页的酸味等等。这样我才能够入睡。
白天,我写作,浏览,重新排放书籍,把新获得的书籍列入书架,为了节省空间而调整分类。新来的书经过一个时期的观察后受到欢迎。如果是“二手书”,我把书中原有的印记都维持原样不动:先我阅读者的痕迹,他们草草书写下的评论,扉页上的名字,夹在某页当书签的一张公共汽车票,诸如此类。不管是新书旧书,我要驱除的惟一标志就是恶意的书商贴在书背面的价码(但往往是不成功)。这些丑恶的白色疮疤很难剥离,留下麻风病一样的斑痕或者长出绒毛的印迹,上面沾上灰尘或黏液。我简直希望发明这种黏黏糊糊标签的人能够堕落到特殊的黏糊的地狱里去。
到了晚上,我坐下来阅读,看着一排排书引诱我把相邻的书籍联结在一起,为它们编造共同的故事,由一个记忆中的片断联想到另一个片断。弗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曾经试图区分爱做学问的人和爱读书的人。她的结论是“这两种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她写下这样的话:从事学问的人是全心全意、满腔热情从事案牍工作的孤独者,他搜遍群书去寻找他下决心追求的某个特定真理的微粒。如果读书的热情征服了他,他的收获就会缩小,从手指缝里溜走了。另一方面来说,爱好读书的入一开始就必须遏制自己对学问的欲望。如果知识偶然沾在他身上,那当然很好,但是要专心去追求学问,要系统地读书,要做一个专家或权威,那就难免扼杀了我们不妨称为更富人情味的追求——纯粹的、无偏向的阅读热情。白天,系统与集中吸引着我;晚上,我怀着轻松的心情读书,几乎到了陶然忘忧境界。
然而,不论白天或晚上,我的书斋是私人的领地,不同于大大小小的公共图书馆,也不同于神异的电子图书馆(对它的万能性我还保留着轻度怀疑)。三者的结构和习俗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虽然三者都有共同点,那就是:都明显地想要调和我们的知识和想像,将信息分类包装,把我们对于世界的间接经验集中在一个地方,而且由于愚昧、小气、无能、恐惧等原因,又把许多人的经验排除在外。
又要包罗万象,又要排除异端,这两个看上去矛盾的雄图从古到今不断流传下来,而且无远弗届。至少在西方世界,有两座丰碑,可算是这种雄伟意图的显著标志。也可以说,它代表了我们的一切。**个,想到达根本无法到达的天堂,它出自我们征服空间的欲望,却受到了语言多元化的惩罚。甚至到今天,语言多元化依然阻碍着我们互相了解。第二个,想要集中收藏全世界所有语言记载下来的书籍,它出自我们想征服时间的愿望,但据说毁于大火,这大火现在仍旧在燃烧着。巴别塔(在空间)和亚历山大图书馆(在时间)象征着我们征服一切的雄心。在这两大建筑的阴影下,我小小的书斋也怀着两个不能实现的愿望——包含巴别塔的所有语言,占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所有书籍。
巴别塔出自圣经故事《创世记》的第十一章。洪水过后,大地上的人们向东迁移到示拿(Shi'nat),决定在那儿建造一座城和一个通天塔。“上帝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上帝说:看哪!他们团结一致,都说一样的语言。既然他们开始做这件事,以后他们要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了。让我们下去,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无法相互了解沟通。”根据这个传说,上帝创造了多种语言,为的是防止我们齐心合力,让我们无法超越原有的能力。据犹太教公会(公元1世纪设立于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长老会)的说法,通天塔曾经耸立的地方现在仍然与众不同。直到今天,谁经过那里都会把他的全部知识忘得干干净净。若干年前,有人带我到巴比伦古城外去看一个乱石的小山,说这就是巴别塔的遗迹。
亚历山大图书馆(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是公元前3世纪末托勒密历代国王创建的学术中心,以实现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写道,这图书馆可能收藏了亚里士多德本人的藏书。这些书传给了他的门徒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后来又传给另一个门徒斯塞珀西斯的涅琉斯(Neleus of Scepsis)。涅琉斯参与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创建工作。在这个大图书馆之前,古代世界的图书馆只有两种,一种是私家藏书,供个人阅读之用;另一种是政府的书库,存放法律文件、书面档案供官员查阅参考。建立这些早期图书馆的动机,与其说是为了好奇探索,不如说是为了安全保存,其目的不在于包罗万象,而在于专门科目的查询。亚历山大图书馆展现了新想像力,在雄心和规模上超越前古。当时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有个帕加马(Pergamum)城邦,在那里阿塔利家族的国王们想和亚历山大里亚竞争,也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但是永远没有赶上后者的宏伟。托勒密的国王们为了防止竞争对手复制书籍文稿,禁止把纸草输出到帕加马王国去,而帕加马的图书馆馆员却发明了一种新的书写材料来对付困难,那就是羊皮纸,冠以城邦的名字“帕加马纸”(Pergamenon)。
公元前2世纪出现了一个奇怪文件:《阿里斯提亚斯书信》(可能为伪造)信中讲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起源,足以说明它的巨大梦想。国王托勒密一世为了建立包罗万象的图书馆(信中说),写信给“大地上所有的君主和长官”,请求他们寄来每一个作者写出的每一种书:“诗人和散文家,修辞家和诡辩家,医学家和占卜家,历史学家及其他种种。”国王身边的学者估计,如果要收罗“全世界所有人写的所有书”,大概一共需要50万卷。(时间使我们的雄心大为增长。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仅在1988年就收到了同等数量的书册,而他们只存留了40万册。今天,亚历山大图书馆已由埃及政府重建,挪威建筑公司斯诺赫达赢得了设计的竞标。新图书馆造价2.2亿美元,高32米,圆形建筑的周长160米,藏书超过800万册。丰富的库藏中还包括音像资料和影碟等。
当巴别塔耸立时,它表示我们曾相信宇宙是统一的。在它的阴影下,人类居住的世界没有语言的界限,人们相信天堂和大地一样都是有权进入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表示得适得其反,其根据也许更加牢固:它证明宇宙是多样的,令人迷惑的,但是多样中暗含着规律。巴别塔反映我们的直觉,感到有一个统一的、连续的宇宙,其语言是天地通用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则反映我们的信念,认为用不同语言写成的书中,每一本都是个复杂的宇宙,都想以其独有的特色向人类述说。巴别塔在只有口头传说的史前时代就倒塌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兴起的时候,传说已经形成书本,而且想找到一个框架,使每一个词、每个图表、每个卷册都在这框架中有明确的必要的位置。在我们追求宇宙规律的梦想中,那无所不包的图书馆总是沉默地耸立着,形象模糊不清,宏大雄伟,却挥之不去,永远存在。如此的成就,人类还没有第二个,虽然其他图书馆(包括网上图书馆)也想仿效它的雄心。它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它既然决心要记录下古今的一切,也就可能已经预见了它本身的毁灭与复活,载人了编年史。
亚历山大图书馆按其馆员设计的分类法被分割为许多主题区,它本身就是个图书馆群,每个区处理这个复杂世界的某一方面。当地的人们自豪地指出:这里是使记忆保持鲜活的地方;这里每一种有记载的思想都被安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这里每一位读者都能找到他的航程,航程由一行又一行的文字组成,有些部分也许还在从未打开的书里;宇宙本身在这里得到了文字的反映。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托勒密国王传下旨令:任何运到亚历山大里亚港口的书籍都必须上缴,誊抄。国王庄严允诺将书的原本归还主人。(但这个允诺像许多国王的允诺一样,并没有完全兑现,归还的往往是誊写的抄本。)由于这个暴戾的措施,图书馆收藏的书籍被称为“舶来藏品”
**次提到这个大图书馆的人名叫赫罗达斯(Herodas),是科斯(又称米利都斯)地方的诗人,生活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他谈到一个称为Museion(博物馆)的建筑,意思是Muse(缪斯,智慧女神)之家,其中肯定就包含了这个著名图书馆。奇怪的是,就像玩弄盒子套盒子的中国游戏一样,赫罗达斯首先把埃及王国描写成包罗万象的地方,于是埃及包容了“缪斯之家”(博物馆),“缪斯之家”包容了图书馆,而图书馆则包容了一切:
[埃及]像阿芙洛狄特(爱神)的殿堂一样,
所有存在和可能存在的东西
都在埃及找得到:金钱,游戏,权力,
头顶的青天,荣誉,美景,哲学家,黄金,
青年男女,神庙,仁慈的君主,
博物馆,醇酒,以及人们想到的一切。
不幸的是,尽管这样的文字简略地提到了图书馆,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巴别塔的图像,也许是受到公元9世纪萨马拉城螺旋形的阿布·杜拉夫清真寺塔的启发而画成的,后来出现在几十种油画里,主要是16世纪荷兰画家布吕盖尔(Breughel)等人的作品:那是个蜗牛壳形状的未完成建筑,上面爬着辛勤的工人。然而我们没有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图像,哪怕是出自画家幻想的也没有。
意大利学者卢西亚诺·坎福拉(Luciano Canfora)查遍了所有资料后作了结论,说图书馆一定是个很长很高的厅堂,也是博物馆的通道。一侧墙上是看不到尽头的bibliothekai(这个词原本不是指“图书室”,而是指放书的架子或壁龛)。书架上方有题词:“医治灵魂之地”。bibliothekai墙的对面,有一些房间,作为学者居住或会议之用。还有一个房间是公共用餐的地方。
博物馆位于王宫附近,濒临大海。托勒密宫庭邀请来的学者在此享受食宿。根据公元前1世纪西西里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的说法,亚历山大城还有第二个图书馆,即所谓“子图书馆”,供不隶属于博物馆的学者们使用。“子图书馆”位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西南部,靠近色拉比斯(Serapis)神庙,馆内都是大博物馆藏书的复制本。
说不清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形象是令人恼火的。所有的编年史家(有著作流传下来的)似乎都认为描写图书馆外貌是多余的,这种傲慢也是可以理解的。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o)与狄奥多罗斯生于同时代,他详细描述了亚历山大里亚城,但是很奇怪,却没有提到图书馆。“博物馆也是王宫建筑的一部分,包含一个长廊(Peripatos),一个有许多座位的大厅和一间大房子——担任博物馆成员的学者们就在那里用餐。”这就是他讲述的一切。在图书馆被毁后一百五十年后,纳奥克拉提斯的阿典纳斯(Athenaeus of Naucratis)写道:“我何必再说它呢?它已经永远留存在所有人的记忆中了。”图书馆本想成为全世界的记忆库,但它却没能巩固世人对它本身的记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它的庞大建筑、大理石雕刻和无数书卷所残留的一切,不过是它的许多条“存在的理由”(raisons d'etre)而已。
建立图书馆的一条有力的理由是埃及人对不朽的追求。如果宇宙的形象能够集中保存在一个房屋里(托勒密国王就是这样想的),那么这个形象的每个细节——每颗沙粒、每滴水、国王本人等等——都应当占有一定的位置,由诗人、说书人、历史学家用词语记载下来,永远保存下去。至少必须保存到某一天有读者翻到指定的那一页为止。会有一行诗,一句寓言、文章的一个词,找到了它,读者就找到了他存在的根据,他也就获得了不朽。诗人维吉尔,小说家麦尔维尔,小说家康拉德以及许多史诗文学描写的英雄,都怀着这种亚历山大式的信仰。对他们来说,这个世界(像图书馆一样)是由万千个故事构成的,人们经过无数曲折的迷宫,被引向一个大彻大悟的时刻,那是专门为他们设定的。有的时候,在*后一刻,觉悟却没有得到,就像卡夫卡作品中的朝圣者那样,站在“规律的大门”(多么像图书馆大门)之外,在临死前才发现“门已经永久关闭了,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读者就像长篇史诗中的英雄一样,并不能保证获得不朽的觉悟。
……
夜晚的书斋》:读书乐 藏书乐 孰乐?
2008年09月16日 10:50:06 来源:中国经济网
有人问本雅明是否读过自己所有的藏书,本雅明回答说不到十分之一,之后他反问说,你每天都用到自己收藏的瓷器么?藏书的乐趣在于所搜集来的书本是一件件艺术品,不涉及书中的内容仍能自得其乐。而读书是另外一种乐趣。藏书的乐趣在于形式,读书的乐趣在于内容。无论藏书还是读书,都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无功利般的精神上的愉悦,能把这种单纯的愉悦张力表现到极致又不失蕴藉的,近期所读的书中恰好还有一本,这就是加拿大作家阿尔贝托·曼古埃尔的《夜晚的书斋》。
这位现已定居法国的加拿大作家和藏书家极具天赋,一直以来甚得阅读乐趣,著述甚多。我们熟悉他的中文版的作品有《阅读史》、《阅读日记:重温十二部经典》和《恋爱中的博尔赫斯》。《夜晚的书斋》是他新近的作品。作者在法国的家中策划修建了一个自己的图书室,而且选择的地方也很独特,“早在15世纪时,这里原本是个粮仓,高居法国卢瓦尔省南部的山丘之上。远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罗马人在此修建了一个狄奥尼休斯神庙,来祭奠这位葡萄酒之神”。选择如此具有历史感的神迹之地修建一个图书室,本身就是一种延续历史的愿望作祟,仔细揣摩起来,甚至有几分建造图书巴别塔的意味。无尽的阅读欲望驱使背后,其实是人类征服时间和记忆的恐惧。
其实每个读书人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一间足够大而且藏书足够多的图书室,从这个很简单的角度来说,曼古埃尔让我羡慕不已。在一个公共领域基本被遮蔽的时代中,能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私人领域,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在书与书之间,历史与历史之间,记忆与记忆之间毫无阻碍地漫游,这种愉悦已经无言可表。博尔赫斯曾经说,读一本古书,最大的享受就是可以窥见从成书之日起到现今的全部岁月。对过去的热情,持续到如今,时间似乎被浓缩压干,在文字之间,在发黄的封皮和纸页的划痕中隐约可见,这种神话一般的美妙每个爱书人估计都会心有所感吧。
在《夜晚的书斋》中,曼古埃尔不厌其烦地历数自己的藏书,这种炫耀我们不认为浅薄,反而值得羡慕。正如彼特拉克所言,我的图书室是充满学问的,尽管它属于一个没有学问的人。看似是谦卑之词,其实得意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吧?
其实藏书读书的乐趣说了半天,有个疑问一直没有解答:为什么非要是夜晚的书斋?我的回答是,我喜欢在夜里阅读,孤独,写作。而曼古埃尔说,因为只有在天黑之后,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才会起飞,“夜深人静时,我从日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眼睛和手恣意在整齐的行列中漫游,恢复了混沌状态。如果早晨的书斋象征这个世界一本正经而且自以为是的秩序,那么夜间的书斋似乎就沉浸在这个世界本质上混沌的一片欢乐之中。”白天的书斋是秩序的领域,而夜晚的书斋在黑暗的缝隙里,无言地在静默中收获着灵魂的孤独与智慧的丰盈。
阿尔贝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有国际声誉的文选班纂家、翻译家、散文家、小说家和编辑。著作包括下列获奖畅销书:《幻镜辞典》(A Dicitionary of Imaginary Places)、《阅读史》(A History of Reading)、《阅读图集》(Reading Pictures)。他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1982年移居加拿大,现在法国居住,被授予法国艺术及文学勋章军官勋位。他的最新作品为《与博尔赫斯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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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台湾政治大学“玉山学者”,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中研院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国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