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歉 节选

**部分
一声低语：嘶——。呼吸之*纤细的载体。
这是一个只能在低语中讲述的故事。
在种种艰难的认知方式前，有一种静默，一种羞惭，一种悲哀，一种趋于沉默的倾向。我的喉咙被它所传达的一切扭曲。我的心是一粒懒散的酸果。我想，是时间的口络令我如此，它毁损了我的嘴、我的声音和我诉说的欲望。*初，只是那个单独的情景：她的衣服，绣球花一般特别的蓝色，溅满了我父亲紫红色的血。她从地板上站起来，成为那个明晰的形象，因为淤血而变得生气勃勃——噢，多么不合时宜！我记得，我紧拽着她，我们警觉而心照不宣。对我们全副警惕的注意力来说，房子里也许有一条蛇。
“不要告诉他们，”她说。这就是全部：不要告诉他们。
她的眼睛，如水一般的黑暗中的一个斑点，紧盯着我的脸。然后我们哭起来：她的眼泪裹挟着我。为了互相安慰，我们的手握到一起，交叠着，像小女孩们一样，以一种困惑的方式，在秘密的理解与无言的忠诚中，我父亲生命中那些粘性的物质将我们像姐妹一样连接到一起。在外面，我们的凯尔皮犬刨着纱门，呜咽着，哀求着要进门来。玛丽和我没有理它。在这一刻，事物的尺度与意义顽固而执拗地，是“人”。
如何安静而体面地将所有那些早已离散的东西聚拢？如何令死者复活——倘若他们毕竟是人，而不是符号，不是我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的功能，也不是根据我的意图修剪而成的轻薄的皮影人偶？
我的父母结婚两年后生下了我，当时母亲三十八岁，父亲三十六岁。他们都没有计划要孩子，实际上，他们都习惯于自我封闭，安然于维持他们伴侣关系的种种孤独。我是一个错误，一个有点令人困惑的干扰，打从童稚之初，我就明了这种悲哀的地位。完全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待我如一个小不点的成人，为我安排了行为的强化训练，坚持戒律与压制，和我说话时总是一副严苛的、学究式的腔调。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表达情感，或为我们之间的纽带提供任何身体的证明。结果，我成了一个好哀求的孩子，性情乖戾，缺乏安全感，渴求他们的赞许，但又故意断然地以我知道会考验他们、会令他们生气的方式行事。在我们之间的战争中，有的只是失败。如果没有那个抚养我长大的土著女人，我永远都不会知道那些事儿，比如：靠着乳房躺着，像对待礼物一样感觉皮肤，在脖子下面触摸脉搏缓缓的跳动，以亲密和甜蜜的亲近去聆听在一个休憩的身体中进出的空气。
我生于1930年，童年在战争中度过。我的父亲在一战中曾作为一个年轻的上尉服役，带着深陷于背部的榴霰弹碎片回家，因此走路时有点跛，步态笨拙，身子歪斜。他对因病退役感到非常恼恨——对于自己的残疾他有一种模糊的耻辱感——战争再次降临时，他被拒绝服役，这令他感到双重的羞辱。他逐渐变得顽固、自私，但仍然渴望证明他的男性气概。到1928年，他的眼神已经变得和那些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人一样疲倦困乏，他和我的母亲结了婚——我想，这是作为某种模糊的，甚至是无法命名的补偿。那肯定不是爱；爱，会令其自身显明。爱，是一种可触可感的温柔。那是一个对抗失败的声明，是某种形式的获取。
他俩相遇于父亲在剑桥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后一年，那时，母亲所从事的工作是当年还为人熟知的“伴女”。我的父亲，尼古拉斯·基涅不愁钱花，他的父亲在伦敦有四家男子服饰用品店，正想让他去打理。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能保障一份独立的年收入。但是，橱窗中陈列着人体模特的景象令尼古拉斯充满恐惧。他无法告诉任何人，为什么他感觉自己会被父亲给予的生活诓骗，为什么，在凝视那些他*终将会继承的店铺橱窗时，他感到一种病态惊恐的隐约战栗。悬挂在无生命的身体上的外衣唤起他战争的记忆。在他面前，再次浮现出1918年那恐怖的杀戮，那些裹在烂泥里的人们的毁灭，被死亡弄脏的卡其布，躺倒断了气的人们。他对自己的存活感到惊讶，这令他自以为不同寻常，是上帝的一个选民，一个生还者，一个幸运的人——即使当他被爆炸从身后推倒，发现自己的背部被撕开。他不能站在柜台后面，他受不了那些有着身体形状的衣服、耷拉在衣架上的袖子，受不了任何衬衣松松垮垮地套在半身像上。一种他不肯承认的痛苦令他经常想起：被炸往天国的身体，尸体的腐殖土。他会耗尽生命来协调一个危险的矛盾——既想要记得，又想要忘记战争。
在剑桥的国王学院对面的一个阴暗的小茶馆里，尼古拉斯遇见了我的母亲斯特拉。那是一个呵气成冰的冬日，他侧着身子寻找暖和的隔间，从一个客人身边挤过时自己的盘子被掀翻，泼到了在他左边坐着的客人身上。我的母亲叫出声，跳将起来，手臂激动地挥舞着，要将滚烫的液体拂开。父亲一边道歉，一边俯身帮她拍打。污渍在她大腿上蔓延开来，那是她晚些时候还记得的：她将会向自己*要好的姐妹玛格丽特描述，这多么令人震惊，显示出多么含蓄的性意味。尼古拉斯和斯特拉坐到了一起，彼此都不太自在，但却互相感激，并且意识到一种刚刚出现的、纤细的吸引力。
尼古拉斯在斯特拉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倘若他追求她，她不会说“不”；只要他献殷勤，她就会被取悦。斯特拉在尼古拉斯身上看到的是一个模糊的毁损的标志，从他进入茶馆时走路的方式——门上的小铃铛让她在每进来一个客人时都会抬头 观望——她立刻猜出他在战场上受过伤，害羞而脆弱。她想，只要答应和他一块儿出去走走，他就会被取悦。在这种钟摆式的互相打量中，两个人以某种方式交汇，几乎未经讨论就同意第二天在这
家茶馆见面。
这不是一场热情的求爱，也不是一种热烈的追逐，那仅仅是一个偶然事件。洇开来的污渍被放大了。说到底，倘若这里有任何浪漫的庄严，那也只是存在于国王学院那隐约显现的建筑正面，它们在冬日的光线中呈紫红色，宏伟，严峻。在他俩踩高跷般僵硬虚饰的谈话过程中，斯特拉不时神经质地对那建筑扫上一眼。
第二次见面时，她戴上了自己*好的帽子，一顶灰色毡子的钟形女帽，装饰着一只孔雀羽毛的眼睛。但她意识到，尼古拉斯似乎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顶帽子。他是一个对于世界之细节无动于衷的人：他从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中得到的，只是抽象。不会有表达爱抚的动作，也不会有温柔的手势，没有爱的便条，也没有花，没有对她的外貌的品评。往来之间，他俩都采取了向对方妥协的态度。他俩将以正常婚姻的形式走到一起，使各自的下半辈子有个归属。
从军队退伍后，尼古拉斯在英格兰银行当了好几年职员，直到他发现这工作难以忍受，于是决定重返大学，继续他在很久以前被战争打断的学业。但是，在攻读法律才几个月之后，他便把自己的专业改成了人类学。这个学科有着古怪的庄严感，以某种方式源于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学科，以及在其前沿领域中所遭遇的挑战性诱惑。
他拒绝了父亲的要求，决心去揭示他乐意称之为“元素的人”的秘密。他关于人类发展与文化差异的理论有着殖民帝国式的傲慢。他认为那些生活在部落中的人们卑贱、愚蠢，和小孩差不多。但他也认为，在他们的行为和信仰中保持着性、侵犯与身份的起源。他信仰大英帝国，相信它有权进行统治。他后来在西澳大利亚时写下的几篇论文也表明，他相信神话的普遍性。相比宏大的设计，特异性较少激发他的兴趣。
在玛格丽特看来，斯特拉·格兰特曾经是一个有趣的孩子。她是三姐妹中*大的一个（老三是伊瑞斯），她很早就对莎士比亚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迷恋。她的父亲是个面包师，母亲是家庭妇女，在她的教育和家庭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预示这种文学上的痴迷。
她在记忆中保留着一小部分精选的戏剧，还有差不多五十首十四行诗；她在莎士比亚的语言中发现了铺张与精细，一种充满预示性的荣光，那是她自己过于平凡的生活所缺乏的。
斯特拉热爱那个充斥着谣言的宇宙，人们嘴里说出的是押韵双行诗、令人迷醉的句子或者鲁莽大胆的表达。除开这些故事本身——照例，都必定是些要命的或有魔力的爱情——那里有的是张扬卖弄的语言，狂暴剧烈的无节制。这些东西，如此之多地存在于被高声朗诵的他人的欲望和命运中，存在于言语可能形成和表达之事物的宏大中。而在她的生活里，如此之多的东西却被隐藏或沉默着。“把奶油递过来”是餐桌上唯一的声音（因为她的父亲相信，孩子应该处在大人视线中，但不能出声），统治着这种生活的是抱怨、厌烦和对家务之整饬有序的单调乏味的关注。在这种生活中，莎士比亚的世界全然是她自己的，为她覆上私密的满足。此外，尽管斯特拉并不像哈姆雷特一样相信“结局还总归是神来安排”，但她仍然羡慕他对痛苦的质疑，并将其化为己有。
晚上熄灯后，她躺在床上，轻声背诵。玛格丽特记得，那是将她和伊瑞斯送入梦乡的圣歌。她还记得，姐姐那些嘶嘶作响的私语，还有那些她至今仍无法理解的令人困惑的词句与想法。玛格丽特会说，到如今，姐姐的声音仍然会偶尔回到她耳边——只在黑暗中快要睡着的那一刻回来。只在黑暗中，我的姐姐，斯特拉。
离开学校后，斯特拉在一家糖果店工作了一段时间，整日包裹在糖的香味中，直到*后觉得厌恶而腻味。她服务的对象是脏兮兮的小鬼们，还有那些溺爱孩子的妈妈，每次倒出一个模子的牛眼糖或者扭紧一个纸袋子，她都会感到屈辱。她憎恨自己无意义的生活，这生活的标记，是价值几分几毫、有着俗丽条纹的被煮沸的糖汁，是钱包开合的咔嗒声，是对用作零钱的小小铜子儿的计算，是日复一日、令人狂怒的屈尊俯就。
斯特拉打听到有个“伴女”的职位，并发现那份工作的职责中包括高声朗诵。她觉得这会是一个她能够更好忍受的新牢笼。雇她的那位女士，惠提库姆夫人，因为一战而变成寡妇，她碰巧不需要太多的陪护。斯特拉每天至少有一半空闲。随着时间推移，她发展出一种心不在焉的被动，一种安逸、恍惚、梦一般的虚浮状态。她不再把自己的生活看作单单独独的一桩事儿，直到有一天，她如梦初醒地发现自己已经做了几乎二十年的“伴女”，而在她身前的那位女士也过了八十岁，早已是风烛残年。
当她在茶馆里遇到尼古拉斯·基涅时，她看到了自己的出路。“泼茶”事件过去三个星期后，惠提库姆夫人恰到好处地死了。她的遗嘱中没给斯特拉留下任何东西。尽管斯特拉为她服务了这么多年，但这似乎仍然说得通；毕竟，斯特拉已经或多或少地停止了她自己的存在。也因此，就这场婚姻的双方而言，都得到了一个便利，尽管他们还没有提及澳大利亚，甚至一次都没有说过。而她将永远也不会原谅尼古拉斯，因为他没有跟她商量就做出决定，将她拖到这个星球上神秘的另一边去了。
他们的婚礼在婚姻登记所进行，尼古拉斯的父亲哭了。他摘下眼镜，擦拭眼角，搞得那群宾客大为尴尬。他有过三个儿子，尼古拉斯是唯一还活着的，而他*后能够想象的是：孙子孙女，他的姓氏的延续，“基涅众子孙”的金字招牌赢得永恒。斯特拉的父母也在场，还有她的妹妹们，玛格丽特的丈夫、女儿和两个儿子。玛格丽特说，尼古拉斯一次也没有搂过斯特拉的腰，这对新人从头到尾都显得三心二意。
斯特拉披着婚纱，领口上钉满紫罗兰。她的手神经质地动个不停，似乎心事重重。老基涅先生在当地的酒店里安排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烤猪肉、啤酒，随后还有一份芳香馥郁的李子蛋糕；但是家里人都判定，他是唯一从头到尾自得其乐的人。
那天天色灰暗、阴沉，好像要下雨的样子。婚礼上没有跳舞尼古拉斯喝得大醉。在那些实用的结婚礼物（茶壶、平底锅、瑞士钟、一套爱尔兰亚麻布织物）中有一条西班牙披肩，整齐地折叠着。这条黑色披肩是玛格丽特从卡迪兹订购的，带着长长的流苏，绣着罂粟红的环状图案。对于斯特拉来说，这成了她所有失去的梦想、她生活中所有非莎士比亚的东西的悲哀的象征。
这条西班牙披肩是母亲的衣物中我仍然拥有的唯一一件。穿上它，我就会想起她，在所有这些流逝的岁月之前，一个崭新的新娘，向前凝望着模糊的不可知的未来，这未来还没有被我父亲的拥抱改变，依然是不确定的。我将自己裹到这披肩里，想象这是她未宣之于口的疑惧，是她的宿命论的感觉，是她的坚实的观点。触摸这披肩，令我感到安慰。它柔软，像记忆一样裹得紧紧的。到如今，经过一生的岁月，这条披肩带回斯特拉肩膀的形状与她头部的特殊倾斜度。从时间那向后回溯的幽暗深渊中，下巴的轻轻一抬，还有逆光的轮廓。
在我十岁时，父亲死了，后来我就开始结巴。在那之前，我和任何孩子一样口齿伶俐，是一个饶舌的家伙，实际上是一个无忧无虑、自鸣得意的话痨。但是，我突然开始在发声之前看到我要说的那些词语，它们抢在我前面出现，犹如幻觉。看见要说的东西，这令说变得不可能。在我口中，音节坼裂、破碎，舌头变成一个沉重、顽抗的玩意儿，词句分离、蹒跚、黏滞。我发现，如果我用低语的方式，说话就会变得容易些，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会偶尔看到那些词句无声地集聚，它们会在我的脑袋里翻滚，像雾又像水，然后就像拔掉了塞子一样，爆发式地脱口而出。
因为这种折磨，我说话越来越少。我开始默不出声地阅读，逐渐发现书上的词句在我的头脑中嬉闹，保持着它们节奏上的完整。其他人开始认为我是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孩，或者将我的沉默误认为是悲伤，因而感到轻微的同情。我的母亲绝望了。她生活在异国他乡，没有回家的盘缠。那么，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她是一个孤独的寡妇，还带着个顽固、愚笨的小累赘。她狂暴易怒，破口大骂。她告诉我，要我振作起来。但是，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至少是在语言中——崩塌下去了。直到那时，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如此这般被词句构筑。我从不知道，一个孩子可以被这样根本性地重塑。
尼古拉斯选择澳大利亚来做他的田野工作，因为它吸引了他对疯狂的感觉：哪个有头脑的英国人会主动去澳大利亚？那肯定是一块黑暗的大陆，充斥着难以驾驭的神秘。也许尼古拉斯也想要惩罚他苍白、乏味的妻子，把她从姐妹们身边拖走，令她更加依赖他。婚姻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挫败与遗憾早已是其面目的一部分。尼古拉斯不知道，他将在这儿待上十年，并且会在四十六岁上死在这里，死在他自己的一汪尚还温热的血里，鼻孔里嗅着泥垢，听着苍蝇在荒漠的风里盘旋，在他临终之时想着一切，想着任何想说的东西——但却绝不会是英国。
……

抱歉 内容简介

《抱歉》被称作“一个只能在低语中讲述的故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类学家基涅和他的妻子斯特拉来到遥远的澳洲内地，生下女儿珀蒂塔。在无望的生活中，斯特拉精神紊乱，以背诵莎士比亚为乐。基涅终日埋首书堆。孤独的珀蒂塔在荒野中成长。结识聋哑男孩比利，与照料她的土著女孩玛丽以姐妹相称。二战爆发，基涅在性侵害玛丽时被杀死。恐怖的死亡使珀蒂塔深受惊吓，记忆缺失，无法开口说话。珀蒂塔和母亲在战火中出逃，得到俄国医生奥勃洛夫的帮助，终于恢复说话能力和记忆，揭开了基涅之死的真相，并寻回了人生中的友爱、忠诚和勇气。

抱歉 作者简介

盖尔·琼斯（Gail Jones），澳大利亚著名作家。在西澳大利亚州大学教授文学、电影与文化。著有短篇小说集《气味屋》和《图腾》。她的首部长篇小说《黑镜子》获2003年凯博奖和同年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最佳小说奖。第二部小说《六十盏灯》入围2004年布克奖初选，获2005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年度小说奖、2004年西澳大利亚州总理图书奖的小说奖和总理奖及2006年南澳大利亚州文学节最佳小说奖。《梦语》同时进入2007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NSW最佳小说奖和凯博奖复选。《抱歉》是其最新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