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目录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节选

**章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门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我们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的领导。这就要对邓小平重新作出结论。实际上，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或是他亲自提出的。要解决这样两个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冲破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口径和框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发生了。这个矛盾既尖锐又敏感，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态度也不含糊。
早在197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布置：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以后，他一再重申这些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直接指导下，由李鑫具体负责，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由汪东兴定稿，经华国锋批准，于1977年2月7日在上述两报一刊发表（前一天晚上就广播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叫得*响的文章，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联合的名义发表的所谓“两报一刊”社论，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这次，又用这种方式，显得很不寻常，当然也很不新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将华国锋的思想和态度，作了规范性的表述。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稿以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社论的实质。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鲜明、尖锐、有说服力，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冲击。华国锋、汪东兴不让这些重要的发言登会议简报，但这些发言却迅速传出，得到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热烈赞同。面对会议的这种形势，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从华国锋的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坚持“两个凡是”，已显捉襟见肘之状。但是，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要坚守他们定的界限，对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进行压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建议中央将他的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给中央的信“转发党内”。应当说，这封信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政治行动。邓小平在以后几次讲到，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肯定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但他没有立即公开表态。这可能是他还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可能抱有某种期待。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两个凡是”既不会自动收回，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推倒。邓小平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写给党中央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所以转发这封信，与邓小平这封信的写法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信只写给华国锋，他不给叶剑英看，不同叶剑英商量而将信压下，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叶剑英是完全支持邓小平的。从另一方面看，4月10日写的信到5月3日才转发，这中间也肯定是有周折的。
如果说，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从当时*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同“两个凡是”对立和斗争，那么，邓小平的信则是从思想理论上，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他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邓小平进而指出：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而且，要他们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将了“两个凡是”一军。针对华国锋的态度，邓小平具体地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针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讲话，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的信，1977年5月24日、7月21日两次反对“两个凡是”，提倡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谈话，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即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尽管华国锋等还在坚守“两个凡是”，但是，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领导职务，意味着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实现思想大解放，已经临近了。当然，这还要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两次讲话，既讲了要准确完整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也说到了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阐述是全面的。他还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且把问题提到如何理解“高举旗帜”的高度。但是，邓小平着重阐明的，还是如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理解和掌握的问题。邓小平还以知识分子问题、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为例说明，在某一个领域，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并没有指出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而是着重揭露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这样讲，是符合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水平的，易于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而提出的，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冲击和摇撼。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重要意见，不但有力地推进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而且将这个斗争逐步引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大大有助于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揭批水平的提高。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不少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同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明确地讲这个问题。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动向，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关，守着他们的线。比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四人帮”理论家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是揭批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15号。姚文元的文章则竭力为“全面专政”找根据。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打倒、镇压他们所说的“林彪一类”，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制造舆论。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所谓理论家的画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理应对这两篇反动文章进行深刻的揭露、剖析和批判。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红旗》杂志社的一些人见到这个动向以后，即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打报告向当时在党中央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进行批判。2月4日，汪东兴作了如下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各宣传单位，实际上是压制大家对“四人帮”的批判。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坚守“两个凡是”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甚至发生“遭遇战”。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这次代表大会有它积极的方面。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邓小平在十一大致的闭幕词，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现实针对性，意义重大。但是，党的十一大的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坚持反右。就在十一大会上，一些代表对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提法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
……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作者简介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1932年生，江苏武进人。1949年6,9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工作。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毕业。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为理论动态组成员，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在拨乱反正中，撰写多篇有影响的文章。1978年11月20日在《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81年3月5日在《理论动态》第263期发表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一文，鲜明提出反“左”，《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所写文章被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的有30多篇，其中多数由新华社转发。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学习纲要》等13本书。专著有《温故察今论党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参与中央党校“三基本”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承担统稿任务。1999年参与筹办《学习时报》，后任《学习时报》顾问。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内容简介

本书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重头作品，是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和研究力作。要了解30年前拨乱反正的起步，了解改革开放的发端，都必然要了解那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就拉开了大幕，直到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胡耀邦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邓小平是*有力的支持者和*高领导者。这场大讨论涉及范围之广、层次之高、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当代国史、党史中堪称重大事件。
本书作者沈宝祥，是当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几个人之一，是在核心地带参与和直面这场大讨论的人。他以亲历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回顾、梳理、剖析了30年前那场纷繁复杂的大讨论，史料扎实可信，文笔流畅生动，并有几十幅一手照片。特别是此次公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光辉文献的完成稿照片9幅，对于真实地再现历史，正本清源，有重要作用。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节选

**章从“准确、完整”到实践检验
一、“准确、完整”与“两个凡是”的对立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叫做“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这件事得到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的拥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或者说，分歧很快就显露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面临的形势、要解决的历史课题，可以说是既很紧迫，又很艰巨。有林彪、“四人帮”横行时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而且，在党员和人民群众中，又是思想僵化、迷信盛行。这几方面的情况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拨乱反正异常艰难。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地掀起了揭批“四人帮”、摧垮“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斗争高潮。在这个斗争中，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坚守的口径是，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完全正确的。要求大家在这样的口径下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是他们固守的不准逾越的界限。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同解决当前*迫切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强烈的愿望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此，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经毛泽东同意了的。
但是，人们还迫切地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天安门事件，对1976年4月将广大干部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大家想不通，要求重新作出评价。我们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参与中央的领导。这就要对邓小平重新作出结论。实际上，这两件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或是他亲自提出的。要解决这样两个大家关心的重大问题，就无法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就要冲破当时党中央负责人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口径和框框。矛盾就这样尖锐地发生了。这个矛盾既尖锐又敏感，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态度也不含糊。
早在1976年10月26日，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就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布置：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以后，他一再重申这些规定。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分管宣传工作，他与华国锋持相同的态度和立场。在汪东兴直接指导下，由李鑫具体负责，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由汪东兴定稿，经华国锋批准，于1977年2月7日在上述两报一刊发表（前一天晚上就广播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时，叫得*响的文章，是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联合的名义发表的所谓“两报一刊”社论，具有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特殊分量。这次，又用这种方式，显得很不寻常，当然也很不新鲜。《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将华国锋的思想和态度，作了规范性的表述。社论说：“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据说，当时中央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看了这篇社论稿以后认为：“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篇社论的实质。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王震不顾“两个凡是”的禁锢，在小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陈云、王震的发言鲜明、尖锐、有说服力，是对“两个凡是”的一次有力冲击。华国锋、汪东兴不让这些重要的发言登会议简报，但这些发言却迅速传出，得到与会的大多数同志的热烈赞同。面对会议的这种形势，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对于天安门事件，他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他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从华国锋的这些讲话可以看出，坚持“两个凡是”，已显捉襟见肘之状。但是，华国锋、汪东兴还是要坚守他们定的界限，对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进行压制。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党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建议中央将他的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给中央的信“转发党内”。应当说，这封信是邓小平恢复工作以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政治行动。邓小平在以后几次讲到，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对于“两个凡是”，邓小平肯定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但他没有立即公开表态。这可能是他还要冷静地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同时也可能抱有某种期待。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表明，“两个凡是”既不会自动收回，也不可能轻易地被推倒。邓小平的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写的。这封信是写给“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1977年5月3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写给党中央的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中共中央所以转发这封信，与邓小平这封信的写法不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信只写给华国锋，他不给叶剑英看，不同叶剑英商量而将信压下，也是完全可能的，而叶剑英是完全支持邓小平的。从另一方面看，4月10日写的信到5月3日才转发，这中间也肯定是有周折的。
如果说，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是从当时*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同“两个凡是”对立和斗争，那么，邓小平的信则是从思想理论上，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概念。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他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邓小平进而指出：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就把问题提到了应有的理论高度，而且，要他们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这是将了“两个凡是”一军。针对华国锋的态度，邓小平具体地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针对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讲话，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他说：“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1977年4月10日给中央写的信，1977年5月24日、7月21日两次反对“两个凡是”，提倡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谈话，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即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尽管华国锋等还在坚守“两个凡是”，但是，形势的发展，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恢复领导职务，意味着彻底推倒“两个凡是”，实现思想大解放，已经临近了。当然，这还要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
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的两次讲话，既讲了要准确完整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也说到了毛泽东“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阐述是全面的。他还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并且把问题提到如何理解“高举旗帜”的高度。但是，邓小平着重阐明的，还是如何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体系来理解和掌握的问题。邓小平还以知识分子问题、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为例说明，在某一个领域，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他并没有指出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而是着重揭露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引用毛泽东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这样讲，是符合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认识水平的，易于为大家所理解和接受。
“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而提出的，是对“两个凡是”的有力冲击和摇撼。
二、形势的发展呼唤实践标准
邓小平提出的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重要意见，不但有力地推进了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而且将这个斗争逐步引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大大有助于斗争的深入发展和揭批水平的提高。
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过程中，不少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同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敏感而尖锐的问题，当时还很少有人敢公开地明确地讲这个问题。
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则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种动向，紧紧地把着他们的关，守着他们的线。比如，1977年初，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四人帮”理论家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出现这种情况，是揭批斗争深入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的。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的理论灵魂，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张春桥的文章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反马克思主义15号。姚文元的文章则竭力为“全面专政”找根据。实际上，这两篇文章都是为打倒、镇压他们所说的“林彪一类”，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制造舆论。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极为恶劣，也是张春桥、姚文元作为所谓理论家的画皮。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理应对这两篇反动文章进行深刻的揭露、剖析和批判。1977年初，《人民日报》及其他一些报刊，开始批判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红旗》杂志社的一些人见到这个动向以后，即以《红旗》杂志社名义打报告向当时在党中央分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请示：对张春桥、姚文元的这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出篇名进行批判。2月4日，汪东兴作了如下批示：“这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各宣传单位，实际上是压制大家对“四人帮”的批判。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断出现。坚守“两个凡是”和广大干部群众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在有些地方、有些事情上，达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甚至发生“遭遇战”。
1977年8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大。这次代表大会有它积极的方面。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提出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些都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历史的要求。邓小平在十一大致的闭幕词，提出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很有现实针对性，意义重大。但是，党的十一大的基调是坚持“两个凡是”，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坚持反右。就在十一大会上，一些代表对华国锋作的政治报告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提法及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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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作者简介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1932年生，江苏武进人。1949年6,9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工作。1961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毕业。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导下参与筹办《理论动态》，为理论动态组成员，后任理论动态组副组长、组长，理论动态编辑部主任、主编。在拨乱反正中，撰写多篇有影响的文章。1978年11月20日在《理论动态》第98期发表的《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人民日报》于11月22日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981年3月5日在《理论动态》第263期发表的《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一文，鲜明提出反“左”，《人民日报》于3月10日作为社论在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新华社转发全国。所写文章被作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观察家文章发表的有30多篇，其中多数由新华社转发。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兼及党建理论和中共党史。主编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学习纲要》等13本书。专著有《温故察今论党风》、《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书。参与中央党校“三基本”教材《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的编写，承担统稿任务。1999年参与筹办《学习时报》，后任《学习时报》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