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修订版) 目录

上学记-(修订版) 内容简介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余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195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惬意、*值得怀念的好时光。

上学记-(修订版) 节选

**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太平天国打仗的时候曾祖父逃难从长江的对岸跑过来，因为我的老家岳阳在洞庭湖口的东边，所以说他是河西来的，从湖北尺八口到岳阳，然后就在岳阳定居。他是劳动人民，烧炭的，不识字，我也没见过他，只是回老家听老人们说，他很勤俭而且勤奋，所以晚年生活改善了一些。他一辈子的遗憾就是不识字，所以他要他的孩子念书，后来我的祖父在清末的时候考上了一个秀才。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我的祖父在我们家乡办了**个小学，按解放后的阶级分析来说，应该是从封建知识分子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其实这个说法也有点过分，那个小学什么都没有，就是一间普通的房子改一下，收几十个学生。后来祖父要我的父亲到省城里学习。那时候已废科举改立新式学校了，每个省差不多都有一个高等师范或者高等工业学堂，比如现在的武汉大学就是原来的武昌高等师范，现在的南京大学就是从前的中央大学，再早就是三江师范学堂，湖南也有一个高等学校，叫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是现在湖南大学的前身，我父亲上的就是那个学校，学采矿。
父亲毕业那年正值辛亥革命，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他们几个刚毕业的同学商量，要为民国的新政府服务，就直接跑到南京找政府。虽然没有任何关系，政府却把他们几个都留下来工作，这好像挺奇怪的，现在不能想象了。很快，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和北京袁世凯政府合并（不是一个政府推翻一个政府，而是合并），把政府搬到北京来，我父亲跟着到了北京，就在北京政府工作。所以从民国初年起，我家就在北京落户了。后来到北伐的时候，1928年，国民党打过来，把北洋政府打败了，但也不是推翻（解放是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但那个时候不算推翻北洋政府，而是打倒北洋军阀的政权），而是合并，又把北京政府合并到南京，依然是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北京一下子空了很多，很多人都跟着走了，我父亲那几个同学也跟着去了，但我父亲没有去。
我的父亲不是国民党党员，至少我不知道他是。父亲一生讨厌政治，认为政治是黑暗的、肮脏的，小时候我经常听他这么说，所以我想他不是党员。后来他搞采矿，算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中央政府搬到南京去，他觉得自己是搞技术的，凭本事吃饭，老跟着政治转没意思，所以就没有去。那时候像他这样的学生，毕业一出来叫“技士”，就是技术员，熬多少年有了成绩，升为“技正”，才成为正式的工程师，这是两个不同的级别。我父亲一直在北方的煤矿里工作，在龙烟铁矿，在宣化、石景山，在六河沟的煤矿、河南焦作的煤矿，还有开滦煤矿，他都工作过。
我是1921年生于北京，一直到1937年日本人从卢沟桥发动侵略战争，我们才回老家。不久，大部分沿海地区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包括南京、上海这些城市，很多人——至少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跑到后方去了。我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在北京上的，直到高中一年级才回老家。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我上小学的时候先后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两个时期。印象仍然很深的是，这前后两个政府的统治有很大的不同，至少在我的感受上是这样。不过这一点，好像写当代历史的人都没有足够地强调。
民国初年，中国实行西方的制度，也开国会，也有多党竞争，比如梁启超是进步党，孙中山是国民党，小党派也很多，但党是没有自己军队的，要凭选票选到议会里，谁的票多谁上去组阁。孙中山有个非常著名的助手叫宋教仁（当时“民国伟人”号称“孙、黄［兴］、宋”），满脑子是按西方的体制搞议会政治、搞选举，根据选举组阁。不过那个东西并没有效率，而且结党营私，表面上看党派林立，政权像走马灯一样，今天换这个明天换那个，其实都是一些政客在操纵，并没有搞好。袁世凯当然也看不顺眼，就把宋教仁刺死了。
所以，孙中山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是按照西方的体制组建起来的，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政党，始终不成气候。毛泽东总结说，在中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些北洋军阀有军队，打到哪里统治就到哪里，孙中山后来为什么要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的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地盘，就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号令不出国门”。而袁世凯有自己的武装，实力摆在那里，也不会听他的。所以孙中山只要袁世凯承认民国，就把总统让给他。
1923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俄为师”，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模仿苏联的体制，而且是全方位地模仿。他们之间互称“同志”，那也是学苏联的，而西方的政党内部并不是“革命同志”的关系。苏联是一党专政的革命的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包括军队，所以孙中山也要建立自己的军队，组建黄埔军校，要靠自己的武装把那些军阀都打倒。当然，后来他死了，北伐没有成功，到蒋介石接手以后，北伐才算是成功。在军队制度上国民党也学苏联，军队里面有政治委员，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党部，执行“以党治国”的路线。所以日本媒体称国民党军队为“党军”，党本身有自己的军队，这跟西方体制完全不同。
再比如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包括“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主义就是说中国是受欺负的，中国要翻身独立；民权主义是指中国过去没有民主，以后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权，这叫“民权”；*后归结到“民生”，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所以孙中山自己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开始的两大内容就是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平均地权当然也要土改，节制资本就是不许个人的资本无限扩大，所有重要的经济方面的事业都归国营，铁路、银行、大型厂矿都归国家所有。这是孙中山的改良主义，不过后来并没有真正实行，蒋介石走了官僚资本的路。蒋介石时期确实大的事业或者企业大都是国营，大的银行，像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都是国营，也有私人银行，但都是小银行。问题是，所谓的国营实际上乃是“政府营”，所谓的“政府营”就是政府里的几个寡头营，其实就是官商，和国家、人民没有关系。
改组后的国民党，在体制上学苏联，即孙中山所说的“以俄为师”。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其实质也就是“党领导一切”，即一党专政，以党来治理国家。简单解释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党是唯一的，“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党是绝对统治一切的，一切都由党来决定，这是苏联的模式。西方政党的体制是选举制，这个下来那个上去，孙中山改组以后的国民党不是这种制度，他的那个“总理”也不是责任内阁制的“内阁总理”，而是总揽一切都归他管，所以叫“总理”（后来蒋介石则改称“总裁”，即一切由他裁决）。孙中山有一个规定，那是连黄兴都不赞成的，即入党的时候宣誓，不但宣誓入党，还要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所以“总理”或“总裁”，也就是个人独裁。
以前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国民党是跟着西方走的，其实国民党的体制是学苏联的专政模式，与西方的民主模式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不是革命的党，没有说某个政党有自己军队的，只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竞选取得政权，西方的领袖更不可能要求党员对他个人宣誓效忠。然而国民党自我认同是个“革命的”党，蒋介石讲话时张口闭口总是“我们革命军人”如何如何，党拥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军队，要用武力夺取政权，另行一套体制，所以它必然是个专政的党，必然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的统治，领袖尊严神圣不容冒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这套“以俄为师”的思路和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很有关系。当时的英、美等老牌西方民主国家正值经济大恐慌，都显得很没落，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气势逼人，有一股方兴未艾的气象。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下野到欧洲游历一番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这种世界历史的背景之下，国民党没有跟随英美民主而效仿苏联的专政体制，便不足为奇了。
我做小学生时，北伐以后就有了政治学习，“党义”和革命史是学校里的公共课，要背三民主义。“为什么说三民主义是救国主义？”一共三条，答：一、民族主义争取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平等，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二、民权主义是它争取什么什么，所以它是救国主义；三、民生主义是什么什么。而且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有一节课做纪念周，纪念孙中山的，叫作“总理纪念周”，校长或其他老师带着我们背《总理遗嘱》，那是国民党的《圣经》，就像我们文革的时候天天读《毛主席语录》、背“老三篇”或《再版前言》一样。每个教室里都挂孙中山的像，上边横批“天下为公”，那是孙中山题的，他喜欢那几个字，还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副对联，下面是《总理遗嘱》。其实，一种意识形态究竟能否成功，并不在于它口头上所强调的，如果不能在实践中经受考验，无论理论多么冠冕堂皇，都没有意义。我记得有个教国文的老师是国民党党员，一次在课堂上说：“总理遗像上的这副对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有人说要改一下，改成‘宋氏尚有一龄，同志仍须努力’。”宋霭龄是孔祥熙夫人，宋庆龄是孙中山夫人，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传说还有一个叫宋妙龄的，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党性程度之低。
国民党有意识形态的灌输，开口三民主义、闭口三民主义，但在这之前完全不是这样，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这是和国民党时期*大的一点不同。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各系的军阀纷纷争着占领北京，今天这个军队来，明天那个军队来，也不知道他是哪一系的，什么奉系的、直系的、皖系的，我都不了解。过军队的时候，他们也是排队唱着军歌。唱些什么呢？说起来非常可笑，他们唱：“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三国里的战将谁*勇敢呢，首先就是赵云赵子龙，他在长坂坡单骑救主，七进七出，一个人就把阿斗救了出来，成了英雄。他们把这个故事作为军歌，非常滑稽可笑，表明北洋军阀没有抓住意识形态这一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三国演义》了。再比如国，歌，中国古代有个《卿云歌》，“青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萧友梅为它谱了曲子，这就是北洋时期的国歌。20年代末，国民党北伐，国旗和国歌都改了，五色旗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歌里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第二首国歌。
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有多么大的不同。北洋时期，比如蔡元培做北大校长的时候，提出“兼容并包”，请的那些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季刚（黄侃），有叛徒刘申叔（刘师培），也是位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后来又背叛了，但蔡元培也要。还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李大钊，自由主义胡适，陈独秀（现在应该算他是激进的民主主义了），他也要。还有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其实假如北洋政府真正严格起来的话，完全可以把北大给封了，把蔡元培抓起来，可是蔡元培在北大却演出了一场自由开放，这在后来国民党时期就不可能了。陈独秀后来被国民党关起来（虽然共产党说他是托派，可是国民党还是认为他是共产党，把他关在监狱里），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抗战，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才把陈独秀放出来。释放以后，陈独秀依然非常穷困，国民党没有给他任何生活保证，四川有个人把他请到家里养着。后来周恩来受党的委托，邀他回延安，他也不去，说是“士可杀，不可辱”。陈独秀本来是北京大学教授，既然把他放了出来，完全可以把他送回北大，那么重量级的人物，无论教不教课、干不干事，完全可以给他一个名义，把他养起来，也等于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国民党并没有这么干。
我并不想抬高北洋军阀。北洋时期的那些军阀根本没有任何长治久安的打算，他们关心的只是争地盘、刮地皮，整天你打我，我打你，有的纯粹就是土匪，例如“三不知”的张宗昌，不知自己有多少兵，不知自己有多少钱，不知自己有多少小老婆，像这样的人根本无暇顾及其他，看不惯了可以抓人，但并没有、也拿不出任何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恰好给五四运动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如果是在严格的思想专制之下，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是不大可能出现的。所以我们那一辈的年轻人，或者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年轻人，实际上受的都是五四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还是蔡元培带回来的法国革命的口号，我们小时候都已滚瓜烂熟。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的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西”是什么？我不懂，就回家问，姐姐还笑着说：“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的精神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比较一下童子军的军歌，也非常有意思。童子军是19世纪英国人贝登堡办的，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是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那还是清末严复翻译《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也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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