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 内容简介

1978年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永远是温馨的记忆。在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寒之后，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春天。在这个知识分子的春天里，中共中央召开规模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诊断，摘掉了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多年的“资产阶级”帽子，他们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
推倒“两个估计”、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高考制度，右派分子摘帽改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职称评定，为按劳分配正名，……所有这些，都使中国知识分子真切感受到了环境在宽松，感受到了全社会对知识的尊重，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

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 本书特色

如今，关于改革开放的著述已是蔚然大观，然而，虽然人们都认为1978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可是春天的阳光是如何普照到知识分子身上，在这个春天里知识分子的际遇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却未见有系统的述说。基于此，笔者草就了这本小册子。

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 目录

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 节选

一、科教工作座谈会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窗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面对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任务，他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也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人们迫切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开创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恢复1976年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的职务，就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愿望与强烈呼声。
197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五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陈云在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虽然有些人并不那么情愿，但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国锋还说，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这就意味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只是时间问题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邓小平此时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是从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科技、文化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是著名的重灾区。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自然成为这场“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是大动乱的十年，是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扭曲的十年。在这十年中，知识分子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沉重的大帽子，还被恶谥为“臭老九”。凡是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全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批斗的对象，更多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对科学教育文化战线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这个战线的整顿，他并不陌生。1975年，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当时，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就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
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七机部各级领导班子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并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他还要求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
同年7月9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他还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再次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他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误区。常常将参加政治运动的态度，甚至把参加政治学习的次数、贴大字报的多寡、写各类批判稿的数量等，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红的标准，而将那些潜心科学研究、对政治运动不太热心的知识分子，指责为只专不红，是走“白专”道路。这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工作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对此明确表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还说，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应当发挥老科学家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大的浪费。
发展科学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对当时教育的状况同样充满忧虑。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他还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遗憾的是，1975的全面整顿并没有坚持下来。由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范围，加之“四人帮”从中兴风作浪，1976年初，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对科教事业有着特殊的情结。在自己即将再次复出之际，他此时想得*多的，仍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
在21日的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核心内容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讲到自己的工作安排时，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复出之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受“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仍墨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危害，这就使得拨乱反正的工作并未真正开启。面对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任务，邓小平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这次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邓小平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专门谈科研工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科研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
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8月1日，邓小平再次同方毅和刘西尧谈教育问题。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
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邓小平表示，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2.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昕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鹰谈会。会上，科教工作者向他反映了许多的真实情况。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他在8月1日同方毅和刘西尧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我不能都参加，我主要是提点设想，鼓干劲。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人，提出了一个总共33人的座谈会参加者名单。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猷、助理研究员郝柏林，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裕，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童第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秉维，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武，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许孔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汪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严东生，长春光机研究所研究员王大衍，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
……

春天·1978年的中国知识界 节选

一、科教工作座谈会
1.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窗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面对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任务，他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也由于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间，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仍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动荡之后，人们迫切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开创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恢复1976年被错误打倒的邓小平的职务，就成为全国上下的共同愿望与强烈呼声。
197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五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陈云在书面发言中，率先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王震等人在会上也作了类似内容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内容在会内外传开后，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于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虽然有些人并不那么情愿，但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表示，邓小平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华国锋还说，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这就意味着，邓小平的再次复出，只是时间问题了。
得知这一情况后，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了封信，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说：“至于我个人的工作，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
再次复出对于邓小平来说，并非仅是官复原职的问题，而是有了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邓小平此时所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荣辱得失，而是如何着手在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进行拨乱反正。
“文化大革命”是从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开始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教育、科技、文化这些知识分子集中的领域，是著名的重灾区。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它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样一来，知识分子自然成为这场“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
“文化大革命”是大动乱的十年，是我国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遭到严重扭曲的十年。在这十年中，知识分子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沉重的大帽子，还被恶谥为“臭老九”。凡是有所成就的知识分子，几乎全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成为批判、批斗的对象，更多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认为，对科学教育文化战线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就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对于这个战线的整顿，他并不陌生。1975年，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全国各个领域的全面整顿。当时，科学教育文化战线就是他重点关注的领域。
1975年5月19日，邓小平在听取七机部各级领导班子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强调要注意培养一批年轻的、有发展前途的科技人员，放到适当的领导岗位上，并注意保护这些人，使用这些人。要主动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如果让他们成天忙于家庭和个人事务，哪还有心思搞技术工作。他还要求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严格的科研生产制度。
同年7月9日，他在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他还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全体代表时，再次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他说，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误区。常常将参加政治运动的态度，甚至把参加政治学习的次数、贴大字报的多寡、写各类批判稿的数量等，作为衡量知识分子红的标准，而将那些潜心科学研究、对政治运动不太热心的知识分子，指责为只专不红，是走“白专”道路。这年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汇报工作和讨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对此明确表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他还说，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应当发挥老科学家的作用，不然对国家是*大的浪费。
发展科学离不开教育，邓小平对当时教育的状况同样充满忧虑。就在这次谈话中，他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他还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遗憾的是，1975的全面整顿并没有坚持下来。由于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允许的范围，加之“四人帮”从中兴风作浪，1976年初，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邓小平对科教事业有着特殊的情结。在自己即将再次复出之际，他此时想得*多的，仍是如何将科教工作抓上去的问题。1977年5月12日，尚未正式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谈了自己对科教工作的一些想法。他说：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关键是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5月24日，他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表示：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他强调：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重新回到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
在21日的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讲话，核心内容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讲到自己的工作安排时，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复出之时，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各项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但是受“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影响，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指导思想上，仍墨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实际上没有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仍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危害，这就使得拨乱反正的工作并未真正开启。面对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任务，邓小平决心以教育和科学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这次中央全会一结束，他就对中共长沙工学院（即后来的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说：我主动提出协助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管教育、管科学。要继承人类的知识。自然科学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哪一个阶级掌握了，就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指南针、印刷术、火药，都是中国人发明的，外国人还不是学去用了，并且发展了。邓小平还说：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科技人员真正出成果是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
过了几天，他又将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方毅和李昌找来，专门谈科研工作，并指出：科研单位的任务就是要出成果、出人才；要肯定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要把政治、业务、后勤三大系统搞好；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要从全国选拔人才，组织科研队伍。他还表示，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科研经费问题，都要逐步解决。
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等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后表示：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结合我们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重点学校首先要解决教员问题。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逐步培养研究生。教育部也要抓一些中小学重点学校，在北京就可以抓四十所到五十所。不能降低教师的待遇，要加强外语教学，要搞电化教学。
8月1日，邓小平再次同方毅和刘西尧谈教育问题。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归根到底，还是要把小学、中学办好，这样大学就有希望了。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还有教师队伍问题。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要派留学生出去，请人来讲学，把愿意回国的科学家请回来。
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就需要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评价。邓小平表示，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四人帮”另搞一套，说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劳动人民都要知识化嘛！如果照“四人帮”的说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岂不都成了“臭老九”吗？总之，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他们世界观的改造。要提倡尊师爱生，现在要特别提倡尊师。
2.科学家的呼吁
为倾昕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鹰谈会。会上，科教工作者向他反映了许多的真实情况。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他在8月1日同方毅和刘西尧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我不能都参加，我主要是提点设想，鼓干劲。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人，提出了一个总共33人的座谈会参加者名单。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猷、助理研究员郝柏林，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裕，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童第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秉维，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武，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许孔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汪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严东生，长春光机研究所研究员王大衍，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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