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三书 目录

文化三书 内容简介

**辑取名“比较文化书”，主要收录的是金先生写的关于中西文化方面的文章，以解说欧美文化进来后的思想情形的文章为主。
第二辑取名“旧学新知书”主要是选取金先生谈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文章。金先生认为要知道新意思，其实仍可以读旧文章。
第三辑取名“无文探隐书”，金先生认为以前识字和读书的人并不多在这部分里金先生试着从非民间的文化查出民间的文化，从少数识字的人查出他们所受的多数不识字的人的心态影响。

文化三书 节选

文化问题断想
其一
有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另一个外国人说：历史告诉我们，以后还会这样。有个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是中国人说的好，把两个外国人的话都包括了。“师”，既可以是照样效法，也可以是引为鉴戒。学历史恐怕是两者都有。二十年前发生过连续十年的史无前例的大事，既有前因，又有后果。我们不能断言，也不必断言，以后不会再有；但是可以断言，以后不会照样再来一个“史有前例”了。历史可能重复，但不会照样，不会原版影印丝毫不走样，总会改变花样的。怎么改变？也许变好，也许变坏，那是我们自身天天创造历史的人所做的事。历史既是不随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又是人们自己做出来的。文化的发展大概也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历史和文化的进程，但是我们已经可以左右历史和文化，施加影响。若不然，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对历史进程可以看出趋向，但无人能打保票。
其二
历史上，中国大量吸取外来文化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进来，一次是西方欧美文化进来。回想一下，两次有一点相同，都经过中间站才大大发挥作用。佛教进来，主要通过古时所谓西域，即从今天的新疆到中亚。西域有不少说不同语言的民族和文化。传到中原的佛教，是先经过他们转手的。东南也有从海路传来的，却不及西北来的影响大，那里没有会加工的转口站。青藏地区似乎直接吸收，但实际上是中印交互影响，源远流长。藏族文化和印度文化融为一体，那里的佛教和中原不同。蒙古族是从藏族学的佛教，也转了手。欧美文化进来也有类似情况。明中叶到清初，耶稣会教士东来并在朝廷中有地位，但是文化影响不能开展。后来帝国主义大炮打了进来，人和商品拥入，但文化还不像鸦片，打不开局面。西洋人在中国出的书刊反而在日本大量翻印流行。所谓西方文化是经过东方维新后的日本这个转．口站涌进来的。哲学、文学，直接从欧洲吸收而且有大影响的，是经过严复和林纾的手。两个翻译都修改原著，林纾还不懂外文。此外许多文化进口货是经过日本加工的。梁启超在日本办杂志。孙中山在日本鼓吹并组织革命。章太炎在日本讲学。鲁迅、郭沫若在日本学医、学文学。从欧美直接来的文化总没有从．日本转来的力量大。一欧美留学生和教会学校虽然势力不小，但在一般人中的文化影响，好像总敌不过不那么地道的日本加工的制品，只浮在上层。全盘西化，完全照搬，总是不如经过转口加工的来得顺利。好比电压不同，中间总得有个变压器。要不然，接受不了，或则少而慢，反复大。
其三
中国人对于外来文化，不但要求变压，还有强烈的选择性。二道手的不地道的佛教传播很广。本来没有什么特殊了不起的阿弥陀佛，只是众佛之一，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声竟在创教的释迦牟尼佛之上。观世音菩萨也是到中国化为女性才大显神通。玄奘辛万苦到印度取来真经，在皇帝护法之下，亲自翻译讲解。无奈地道的药材苦口，传一代就断了。连讲义都流落日本，到清末才找了回来。玄奘自己进了《西游记》变为“唐僧”，成了吸引妖精和念紧箍咒的道具，面目全非。对西方文化同样有选择。也许兼容并包，但很快就重点突出，有幸有不幸。就艺术说，越地道越像阳春白雪，甚至孤芳自赏，地位崇高而影响不大。反而次品有时销路大增，供不应求。流行的**部现代欧洲小说是林纾改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小仲马）。一演再演的欧洲戏剧是改编的《少奶奶的扇子》（王尔德），都不是世界**流的，而且变了样。我们中国从秦汉总结春秋战国文化以后，自有发展道路，不喜生吞活剥而爱咀嚼消化。中国菜是层层加工，而不是生烤白煮的，*讲火候。吃的原料范围之广，无以复加，但是蜗牛和蚯蚓恐怕不会成为中国名菜。至少在文化上我们是从来不爱一口整吞下去的。欧美哲学也同古时印度哲学命运相仿。人家自己*为欣赏的，我们除少数专家外，往往格格不入；甚至嗤之以鼻，或则改头换面以至脱胎换骨，剩个招牌。有的东西是进不来的，不管怎样大吹大擂，也只能风行一时。有的东西是赶不走的，越是受堵截咒骂，越是会暗地流行。所以，文化的事不可不注意，又不可着急。流行的不都是劣货、次品，直接来不经转口的上等货有的也会畅销，因此大可不必担忧，更无须生气。
1986年
三谈比较文化
我国有一大笔文化遗产现在还没有整理，这就是那些从古代印度传来的佛教文献。大略可以说有下列几项，都不包括中国人自己的著作：
一、汉语译的佛教文献，即《大藏经》中的原著部分。
二、藏语译的佛教文献，即《甘珠尔、丹珠尔》。蒙古语译文可以算在这一系统之内。
三、新疆和别处发现的古代一些兄弟民族语文字母写的或译的佛教文献。
四、傣族的所谓“贝叶经”，其中应有抄写下的或翻译的佛教文献。
五、西藏、新疆等地区陆续发现的古代印度语的各种字体写本，还有附汉译或藏译的原文写本或木刻本，用汉字或藏文字母等音译的印度原文，各种文物中附的不同文字的印度语原文，这些也多半是佛教文献。
以上这些文献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尤其是印度文化的重要资料。在国际上早已有人进行研究并且校勘，甚至大部头的尚无原文的汉译本如《成唯识论》、《阿毗达磨俱舍论》（释论）、一百卷的《大智度论》，陆续有了法文译本（末一种尚未完成）。但是国内从清末至今只有极少数人作认真的科学研究。甚至汉译文献除许地山编的《佛藏子目引得》（和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一样体例，都是燕京大学出版），吕潋编的《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齐鲁书社出版）以外，就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梵、藏、汉对照的《大宝积经迦叶品》的出版者是商务印书馆，编校者却是外国人钢和泰。
这些文献虽说是佛教文献，其中却也包括了非佛教的书籍。佛教文献也不仅仅是宗教宣传品。宗教色彩浓厚的也是古代文化遗留的一种资料。若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些就成为语言学、宗教学、哲学、文学、史学等等研究的古代文化资料。不但印度人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文化遗产，而且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来，这些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变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还可说是研究现代文化来源和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特别有意思的是，若依照比较文化的观点来研究，这些恰恰是不同文化相接触而产生变化的一个头，是输入口，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反馈”、新生等等变化而从输出口显现了新的文化。这种情况在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黄帝战蚩尤的传说姑且不论，商和周以及黄河流域和越、楚的“文化移入”（acculturation），直到近代、现代的对外文化接触，都需要有全面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其中也可以说要有一个现代文化人类学的所谓“全局性的”（holistic）研究。同样重要的是现代文化人类学的一个研究方法，“比较文化”（cross—cultural comparison）研究。这一类工作当前还在发展中。例如，在美国，有人比较南亚的印度教人物和美国的中层人物的“世界观”；有人比较中国人的和美国人的家庭核心关系，以为中国的是父子，美国的是夫妇，这种关系形成民族性格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颂祖先，印度人颂神，美国人重视儿童，故中国人特重传统。虽然这种研究主要是依据生活调查，用在历史上也是重视文物过于文献，但是丰富的文献若同文物以及生活实际相结合，其价值和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我国历史上从三国到唐是一个极重要的文化转变时期，是一个各民族文化激烈冲突和变化的时期，单独在汉族文化上着眼就难见全貌，对以后的五代、宋、辽、金、西夏直到元朝大一统帝国的文化渊源也不易索解。这个大体上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的一段恰恰是佛教传入引起巨大文化矛盾的时期。从新疆即古代所谓西域的各民族方面说，开始得更早，从晚唐到宋也还有高潮之后的波涛、转换，但*重要的是中间这几百年。究竟经过“西域”以及“南海”还有西南的藏、印之间的通路传到中国境内的原来的文化因素，怎样恰好碰上了国内各民族文化（包括政治）矛盾的重要时机而起了巨大作用，从而产生辉煌的唐代文化？这个外来因素究竟有什么特点，经过了怎样的转化，如何被“扬弃”而成为新的东西？如果溯其本原，对于了解它们所引起并参加的变化必然会有帮助。历史唯物主义当然着重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但是对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大体上可说是人类学所谓文化，但这个“文化”还包括政治以及经济结构甚至生产力，还讲到文化生态学。）的“反馈”作用能够忽视吗？包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在内的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不应该让外国人占先了。不过，“参照系”（frame of reference）应当具备“全局性”，着手点还得是“深入的个案研究”（indepth case study）。这就有一个如何整理这些佛教文献的问题。
这些佛教文献传入中国，标志着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变化，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因此我在发过上述这一番很可能为通人所笑的未必正确的议论之后，愿就这些问题来谈一谈。
**是这种佛教文化怎样传进来被接受的？这是“文化移入”问题。它**步到“西域”（新疆境内），第二步入中原，很快就风靡一时。少数民族接受它不能因为是一张白纸。文化上没有“白纸”；人类只要组成社会就有维持这个社会所必需的文化，只有指文字之类的狭义的文化可以有空白而全部借自别人。接受外来的完全破坏性的文化以导致自己的瓦解和灭亡，这是不可思议的。进来的新文化必定对原来社会中至少是某一集团有利，*终导致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发展有利，才能被转化吸收成为新文化的一部分。这也不是少数统治者或则知识分子所能决定的。佛教传进来的，**是和尚，第二是寺庙。这正当印度佛像艺术开始大发展之时（公元初），同时来的就有佛像和经文。立刻出现的是中国社会中原来没有的一种社会成分，破坏了原有结构。简单说就是出现了寺庙经济。这在后来成了地主收租，但开头并不是那样，是靠化缘集资（包括“勃建”），带集体公有的性质。佛陀在世时就有大商人“黄金漫地”买“精舍”捐献，就有杀父的国王“归依”当“护法”。佛教的经济和政治的性质及作用很明显。更明显的是它还起一种组织群众的作用，这是几乎所有宗教直到今天都有的。一个有严密组织的佛教宗派可以从物质上和精神上组织起很多人在自己周围。这对于少数民族巩固自己的社会结构有利，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可以各自加以利用：这种文化随少数民族传到中原，在民族杂居而经济和政治结构复杂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佛教作用胜过了原有的所谓儒家文化。稍一检查石窟造像的题名，就可以看出这实际上起了组织跨行会的人的作用。当“会首”的是组织者，寺庙是集中聚会地，佛像是核心的象征，香火是联络的信号。这种社会力量一旦形成，就不能不为统治者（尤其是由弱族而要成为大国的王者）所重视。一切宗教行为都是围绕着这一寺庙文化（应当说“僧伽文化”）进行的仪式，包括塑像和经文在内。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唯物地考察，就可以看出，这和世界上许多同类宗教派别都遵循着大致相仿的模式。物质利益和社会效果是根本的。古人并不是不要实利的超人。
第二是佛教文化中的思想成分怎样会被接受？这个新来成分主要是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这在印度思想中原来也是新成分，其发展过程这里不提。在中国，特别是在汉族中，这怎样能适应原有的文化形态？说来话长，只要指出一个要点：这种理论的强有力的“随机”性。看来是僵死的教条却有无比的灵活性。它可以是承认“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为有前定的因；又可以肯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因为既有前定的未知的因决定，又有今世种下来世的因的可能。人们可以拜佛求来世，也可以伪托弥勒佛降生而造反。佛教是戒杀的，但不排除降魔。中国庙一进“山门”便是“四大金刚（天王）”横眉怒目；殿上笑嘻嘻的菩萨背后是手举降魔杵的“护法”韦驮。关于报应和轮回思想的社会作用，需要仔细的科学的分析研究。至于其他的信仰和道德的理论，佛教的和汉族原有的并无根本差别。“沙门不拜王者”，后来和尚让步了。外国和尚至今还是受拜不答礼的；中国和尚除做法事时外已经是平等待人，甚至是逢人便拜的“常不轻菩萨”了。
第三是佛教中的哲学思想怎样被吸收的？这首先要分析。那些佛教的基本论点如“无常”、“无我”、“缘生”、“空”、“有”之类，大概从来也没有真正照原样进入中国哲学，进入的是转化了的中国式理解，往往是新术语、旧范畴。有些在佛教哲学中原来并不着重讨论的，如“涅粲”、“佛性”等等的解说，却在汉族哲学史中成了变幻莫测的论题。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模式。佛教的和印度其他教派的基本上是一类，是乐生而不是寻死。耆那教承认绝食自杀，那是像道教“尸解”一样；他们*爱惜生命，以“戒杀”为*高的“法”。佛教同样是，否认变化现象的永恒真实，同时肯定复杂现象的感觉真实。在中国，这一个模式在知识分子书中讲来讲去，实际上在信教者的实践中不成问题。连佛陀都有生老病死，一切照常。坐禅的人必须大吃大喝，否则不能在一炷香、一炷香的长时间内练功。至于真实，那是指“涅槃”，是另一回事。
……

文化三书 作者简介

金克木（1912-2000），字止默，笔名辛竹。生于江西，祖籍安徽寿县。1941年先生经缅甸到印度在加尔各答游学，同时学习印度语和梵语。1943年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同时学习梵文和巴利文。金先生学贯东西，知兼古今，一生笔耕不辍，留下学术专著三十余种，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蝙蝠集》，小说集《旧巢痕》，散文随笔集《天竺旧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