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本书特色

国内读者既可以从本书中了解到一些来自日本的启示，同时也可以接触到海外留学生对祖国的一篇拳拳之心。
大约是在2000年，我看到有这么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在拼命用功，为了在了解日本社会、掌握研究方法等方面让他们少走弯路，也为互相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就找到木村一三老先生（当时任日本国际石油公司总裁，曾为中日建交穿针引线，是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的老朋友），与他共同召集了十几位留学生成立了一个“学习会”，由他每个月一次在战后日本建造的**栋超高层建筑“霞关大厦”的38楼餐厅提供午餐，大家边进餐边交换信息，饭后再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学习讨论。2006年底尊敬的木村先生去世，但该学习会一直延续了下来，并定名为“东学会”（东瀛留学者之会的意思）。
——朱建荣

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容简介

本书希望从国内外比较的角度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并尝试提出一些新的解决思路。对于中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基本看法以及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验”，本书作者所持的基本认识如下：
一、我们认为当今中国集中凸显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大部分是由经济因素引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但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已经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具有不同于经济问题的全新特点。它既不是因为经济改革本身出了差错，也不等同于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一次社会动荡，而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产物，属于社会转型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二、不能仅仅用经济手段，也不能用单一加强政府控制的传统思路去应对各种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地转换思路、对症下药，就无法解决深层次的矛盾，无法为我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将错过解决问题的*佳时机。长此以往，则会导致出现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拉美化”的危险。
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各类社会问题并尽快使中国社会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需要真正下决心进行“理论创新”和转变思路：在建立“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下，在维护经济的稳定增长同时把社会改革作为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从中央到地方把追求“社会和谐与民主”作为政策的阶段性主要目标，对于涉及社会问题的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有关的政策方针作出相应的改革。
四、认识和应对社会问题，既要考虑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又要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史里来考察和思考。现阶段不能再囿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而应参考和借鉴外部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东亚经验”尤其值得参照。如果社会改革运作得好，还可以为化解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华围堵、打破“中国异质论”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目录

日本人是天生勤奋的吗-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节选

**章小一休擦地板——日本如何从小培养人的公共意识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走出国门迈向世界。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礼仪之邦”之称，但是一些国人在海外的某些不拘小节的行为习惯，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感，受到了中外舆论的关注和批评。《中国青年报》在2007年8月25日转载了美国《旧金山记事报》的一篇报道：一项在1500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在世界*佳游客排行中位居**，美国人排在日本人后面，名列第二。世界*差的游客是法国人，而印度人和中国人分别排在倒数第二位和倒数第三位。
直至今日，关于“国民素质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将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实施“提升中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行动计划”，以维护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增强国家的“软实力”。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国民素质的教育问题又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
为什么在国内司空见惯的一些诸如不讲公共卫生、不讲秩序、大声喧哗等行为习惯近年来在境外会受到强烈的批评和指责呢？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徐翔教授分析说，我国是礼仪之邦，传统文化讲究礼仪。但在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东西丢了，而新的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且公众对这些规范的权威性还缺乏认同。此外，诸如中国人喜欢热闹、西方人喜欢安静等文化差异，也会造成行为习惯和方式的不同。
不可否认，个人的行为习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又导致我们的文化正与别的文化还存在一个彼此包容的过程。但是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们缺乏对公共意识的普遍认识；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缺少对国民进行公共意识、社会公德的培养和教育；在全球化经济的时代，没有强化公共意识、社会公益的必须性和重要性。
那么什么是公共意识呢？可以理解为人们对社会公共领域的认识和在公共场合能遵循具有场所特点的行为规范、规则。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小至家庭、社区，大至国家、世界都摆脱不了“公共”的范畴，在人际交往、社会生活的过程中，约束自我，协调他人，关怀自然，具有公德心等，应该说已具备了基本的公共意识。
我们的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古代曾经学习并引进中国的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又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战后经历了高度的经济发展，国民的教育水准、素质相对较高。那么日本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我们可以吸取，又有哪些教训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呢？抱着这样的思路，笔者想对战后日本的公共意识培养、教育问题做一个初步的探讨和分析。
在日本，人们的公共意识普遍比较强。无论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乡村，是在窄小的餐厅还是在拥挤的车站，剑处都安静有序，很少见到人们大声喧哗及乱插队多占座的情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的现象也十分少见，大街小巷非常干净。日本的交通道路狭窄而且繁忙，但是人们在开车时总是能顾及他人，相互谦让，在没有交通警察的情况下也显得井然有序。在繁忙的地铁车站，人们乘坐滚动电梯时总是自觉地站在左侧，把右侧让给应急赶路的他人。如果你向行人问路，一般总能得到热心的帮助，甚至被问的人会放下自己的事，领你走一程。像这样处处替他人着想，不给他人添麻烦的行为意识，在日本社会已形成一种自觉的，普遍的习惯。
一个人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是跟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所接受的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同样，一个民族的某种国民性的形成，也是跟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政府给国民创造的环境条件密不可分的。确实像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把日本的文化称为“耻感文化”一样，日本人有以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打搅别人为行为规范的传统文化意识。但是公共意识在日本社会能够普遍地得到认同，并不仅仅只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伦理道德的历史积累，中国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将日本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日本政府大力地发展了国民的基础教育，那么中国政府在国民的道德教育这方面其实也做了不少工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日两国国民素质的这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距离呢？笔者认为，从经济高度发展时期的日本的经验来看，*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日本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无论在家庭教育还是在学校教育中，始终一贯地把公共意识的培养放在教育的重要位置。
一、日本人对公共意识的传统理解
在《论语》中关于人际交往有这样一句话：“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所讲的“和”有和睦之意，即是说自已与他人作为相互独立的个体而存在，在认识到“自我”存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人”的存在，通过内在（注意自身修养）与形式、行为（尊敬对方）的表现，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和睦。
在盛唐时期日本曾大规模地学习引进中国文化，但是它不是全盘照搬完全模仿，而是以“和魂”取“汉才”的原则，根据自身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唐代的先进文化，同时又保持了自已文化的特点。在日语中，“我”写成汉字的“私”字，所以在普通日本人的思想意识中，“我”是代表个人、私自之意，而我之外的“他”就是集体的、公共的象征了。“我”与“他”的区别就等同于“私”与“公”的不同。但是，这里的所谓“私”和“公”的概念并没有鲜明的道德色彩，它们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只是作为个体的“我”与作为我以外的“他”的相对概念而出现的。在日本人看来，公共领域是“我”之外的“他者”共存的场所，因此，应尽可能地淡化“我”的特殊性，才合乎公共生活的本意。而且在公共生活中不应突出个体，而是个体应该遵守既定的、普遍存在的公共领域的规定、规则，并应在“他者”面前规范和约制个体的行为习惯。
在日语的表达方式中，即涉及到“我”的行为，思考等时，若非特别强调，一般可以省略掉主语的“我”字。同样，通过动词的结构变化，“我”作为宾语时即使没有也可以完整地表达清楚意思。可见，在日本人的思维中，“我”作为主体时是不被强调的，重要的是谓语，即主体的行为和活动。日本人在公共牛活中，常常淡化谁在活动，而是重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何对象进行怎样的活动。他们常常强调行为的仪式和程序。可见，日本人认为公共道德行为是一种仪式化、程序化的集团性要求。公共领域的规范、规则，从某种意义上就与这种仪式、程序相当。
日本的传统文化非常讲究人际交往的礼仪。在日本，人们对待单位的上司、自己的老师等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自不用多言，就是对待那些交往不多、了解不深、不甚亲密的“他人”也经常使用非常客气、近似繁琐的礼节及用语。因为他们认为，在“我”与不相识的“他者”的共同活动中，这些他者与我非亲非故，应以礼相待。这是日本人的惯常做法。
我们中国人也常常十分友好、热情，但是不少人将友好热情的对象只限于熟人或者朋友，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往往表现得比糖冷淡，有时甚至显得无礼。因为在普通中国人的思维中，公共堆活是我不得不参与的众多人在一起的活动，活动一旦结束，彼此仍然不认识，所以大可不必谦恭、礼让。这不是说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从传统上漠视人际交往中的礼节，而是说中国人重视它是因人而异的，对待亲朋好友比对待素不相识的人更讲礼仪。
日本人在公共场所中采取的态度和行为习惯与中国人是迥然有异的。在价值观方面，两者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普通中国人看来，保持衣冠整齐和清洁卫生，控制说话音量等属于个人问题，是小节。但是许多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往往认为注重细节，如服饰、化妆、举止、言谈乃至个人卫生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在日本，就是在炎热酷暑的夏季，许多男性还是西装革履，他们宁可一边拿着扇子一边用手绢擦汗，也不愿意解下领带，脱下衣衫。他们认为，保持良好的形象是对别人的礼貌。在一般中国女性看来，化妆是属于年轻人的专利，所以中年以上的妇女大都不再讲究穿着，化妆的就更加少了。而青年女性的化妆打扮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美丽，或许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很少是从尊重他人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日本女性不管年龄大小基本都化妆，除了女人爱美的天性外，应该说是出于对他人礼貌的考虑。在日本，女人不化妆出门被认为是很“失礼”的行为。日本人去看戏、听音乐会，也会仔细打扮一番，认为这样是对演员的尊重。
很多中国人认为中日文化“同文同种”，日本文化是借鉴了甲国文化才得以发展的，所以日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相似。其实，尽管日本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以儒学办母体的，但是像“仁、义、礼、智、信、忠、孝、勇”等传统思想传人日本时，日本人却赋予了它有本民族特色的解释。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又以“和魂洋才”的方式，积极学习和吸取西力文化，战后又引进了近代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内谷和方法。所以现代日本人对公共意识的理解，是建立在日本传统文化、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理念的基础上的，是具自日本特色的，而非中国式的。
二、公共意识教育在战后日本
学校德育教育中的位置
13本人之所以普遍具有较高的公共意识，除了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外，*主要的还是政府大力发展国民的基础教育，并把公共意识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战后，在以美国为首的占领军的指导下，日本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实行了9年制义务教育，即小学6年中学3年，但97％的13本人都接受了高中或高中以上的文化教育。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也一直居较高水平，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6％左右。国民教育的普及程度之高，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让很多日本人引以为豪。许多研究结果表明，战后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崛起，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交椅，与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早在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统一了全国的学制，学制中规定的修身科是日本近代教育中首次出现的道德教育课程。1947年，13本颁布了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开除了持有强烈军国主义思想的教师的公职，停止了宣扬国家主义的修身等课程，新设了社会科。社会科不是专门进行道德教育的课程，但是它是以青少年的现实社会问题为中心，涉及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活动中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公民素质教育等内容，实际上承担了战后初期13本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德育教育的任务。新颁布的法律还明确规定了以适应社会和集团生活、学会与他人相处的礼节等为目标的学校教育的功能。
到了1958年，学校新设置了专门的道德课，这是战后日本学校德育教育课程的一个转折点。特设道德课的目的是培养尊重人的精神，造就致力于创造富有特色的文化、和平、民主、对国际社会做贡献的日本人。这门课程把关心个性的完善等西方伦理思想摆在了首位，但是基本思想仍没有离开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日本特有的神道理论。这次课程改革确立了道德课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成为一个独立课程的地位，从而使13本中小学课程结构由学科课程、道德课程和活动课程三大板块构成，一直沿袭至今。
1977年文部省颁布了《中（小）学德育教育大纲》，使德育课程的设置向规范化、制度化迈进了一大步。其中小学的德育内容由“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规范”、“个人的生活态度”、“社会生活中的态度”三个方面28个德育项目构成。其中与培养公共意识有关的有“社会公德、尊敬、感谢、信赖、合作、公正公平、宽容、遵守纪律、义务、节制、爱护自然、自主自律、合理的态度、国际理解、人类和平”等项目，占了总体德育项目的一半以上。13本的道德教育的内容概念非常明确、具体，并且贴近现实生活，与13本价值观念相符合的行为习惯可以通过学校德育课得到灌输。
1989年文部省公布了新的教学大纲，加强德育教育成为改革的重点。这次德育课程的改革考虑到中小学生道德发展的差异性，德育内容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小学分低、中、高三个年段分别指导学习14项、18项、22项德育内容。中学由以前的16项调整为22项。例如初中阶段的关于公共意识培养的项目有“礼节与言行举止、体贴别人、相互依赖、宽容与谦虚、义务与公德、正义、热爱自然、爱护他人、尊重生命、热爱集体与履行职责、勤劳与奉献、世界和平”等等。
1998年日本推出了新的《学习指导要领》，旨在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进一步贯彻“宽松教育”的方针。随着1999年初至2002年的三年过渡期的结束，2002年4月新修订的《学习指导要领》被正式执行。这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第三次教育改革，是日本社会为了培养年轻一代面对国际化、信息化社会所**的素质和能力所采取的具体教育改革措施。根据要领而新开设的“综合学习时间”也被纳入了正式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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