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浪荡者”潘国灵近年来踏着细碎的脚步,游走于香港的大路小路,弯路直路,以迷失而又清醒、投入而又疏离的目光看着这座城市,更把晃动的城市众生相一一记录、沉淀,穿梭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全书自编自拍自写,分为三个部分:“都市浪游篇”从“浪游文化之父”本雅明说起,构筑阅读城市的理论起点,漫谈城市空间和景观;“文化权力篇”以轻松的笔调分析了性与隐喻、集体记忆等包围我们生活的微观政治问题;“流行主义篇”解构年轻人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符号,丰富多彩。全书是一部鲜活的城市学,看我们看不见的城市。
壹都市浪游篇
三写本雅明
在马克思与现代化之十字路口中,本雅明也许迷失了,停了步,凝神观望。他看见了波德莱尔在街角,散落诗人光环的碎片。他又看见拾荒者,政治密谋家、波希米亚人、流浪汉,和乔装打扮的妓女。他给他们一个统称:城市游荡者。
其实他非始作俑者。正如现代性的警世定义:短暂的(transitory)、逃逸的(fugitive)、偶然的(contingent),其实是来自波德莱尔。但我们还是把这些归之于他。波德莱尔不会觉得被剽窃吧。本雅明本人说过:他心目中*伟大的书,就是由引言写成(“通过引用,所赋予的语境被破坏,产生绝不满足的无限的新语境”)。给他引了,就变成他的了,也算是写作的颠覆。
这可不是他的托词。他有收藏家的热情,*爱收藏的,我想是“引言”。难怪他爱把自己“反锁”于国家图书馆中,以图书馆的过去抗衡现在与未来。有时我会想,如果他当年取得教授资格,他是否就做不成一个城市游荡者呢?盖城市游荡者,非以双腿成全,而终究是精神的无所依归和永恒飘泊,一若“无用之人”,一若走入市场与妓女无异的文人。他认识了自己。
如果思想不能与生命扣连,就成了空泛之言。阅读本雅明,也阅读了自身一点什么。因此有了这“三写本雅明”。
本雅明之复兴
如果说2004年香港有一个“本雅明复兴”,我想是不为过的。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为人熟悉的是他的都市浪游人(flaneur),此外,他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翻译者的工作》、《论波德莱尔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等,都是几代文化论者必看的文章。在香港,一直是本雅明拥趸的学者,*为人所知的,民间有马国明,学院有阿巴斯(AckbarAbbas)。
2004年,李欧梵教授从哈佛荣休回港,在中大文化系开的首个研究班,研读的就是本雅明,特别是他的《拱廊街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李欧梵与本雅明也许相逢恨晚,记得他说写《上海摩登》时还没细读过本雅明,后来一看,竟有相似之处,他反复琢磨《拱廊街计划》,我想,这本书也登上他*爱之列了。他其中一本文集便命名为《都市漫游者》。2004年10月,第二届牛棚书展举办在即,以“李欧梵•一条街”做头炮,由大教授率领大队,由金钟太古广场行到铜锣湾时代广场,实践行街哲学。更重要的是,同年12月,香港出现首个本雅明国际研讨会“本雅明——亚洲对话”,由岭南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及歌德学院主办,研讨会云集来自德国、克罗地亚、北美及本地学者和本雅明迷。无独有偶,媒体上《明报》开辟了周日“行街睇嘢”(逛街看什么)全版,讨论行街文化,也登了不少提及本雅明的文章。本雅明的曝光率愈来愈高,著作上,胡恩威的《香港风格》也是以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作为“阅读城市方法”开场。
《拱廊街计划》这本书真是看得人头痛又惊叹。这么磅礴的构想,怪不得有人说,即使本雅明没有自杀,它也注定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unfinished project)。这本书不容易阅读,我想也无谓过分斟酌于细节,它始终不是一份完好书稿,而是研究过程留下的杂思、笔记,是一本真真正正的The Making of,他赴黄泉时一并烧毁的手稿。然而命运总是出人意表,不知怎地,手稿后来又在图书馆中被发现,隔了半个多世纪后被出版。因此,看不明白也是自然的,细节的不解丝毫不影响读者对本雅明这部奇书的赞叹,是怎样的心灵才可以装得下如此宏大的构想。
在香港,本雅明在2004年和2005年的小复兴,自然有偶然因素,但此时此刻阅读本雅明,也有特殊意义。在发展主义力发千钧、重建巨轮势不可当、政府和地产商担当主要城市规划者角色的大环境中,一般市民参与城市空间的声音微弱得可以。本雅明的“浪游人”,不提其忧郁和诗化特质,骨子里始终有着抗争意识——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进步的抗衡。香港,是一个适合浪游人的地方吗?香港的街还有得“行”吗?街头还是一个social happenings的场景吗?还是“行街”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行为,预先被导向及设定于行人徒步区和大型商场之中?本雅明称巴黎为“浪游人的应许地”(the promised land of the fleneur):香港不是巴黎,但正因为如此,浪游人的“行街”,就多了一种与权力抗衡的象征和实践意义。
本雅明之忧郁
生前潦倒,死后风光,文学家卡夫卡、画家梵高、音乐家舒伯特等,都是例子。他们都不是毕加索,在世时已享尽掌声,名利双收。一些艺术家就是不属于他们的现世。
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却鲜有说到思想家。比如沃尔特•本雅明。你不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如下的生平概述。本雅明,1892年生于柏林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命途坎坷,教授资格论文《悲剧》遭到拒绝,在学院谋教席的梦想破灭;希特勒上台,他更不得不开始流亡,1940年为了躲避纳粹迫害,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小镇波港(Port-bou)服用过量的吗?啡身亡。这位现在被视为伟大思想家的本雅明,生前除了大量报刊评论文章外,只有《德国悲剧的起源》和《单行道》问世,而这两部著作当时也没引起广泛关注。死后15年,本雅明生前好友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出版了德文两卷本的《本雅明选集》,从此本雅明才开始被重新发现。之后,就是之后的事了。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西方新左派运动掀起本雅明热;1978年《本雅明书信集》问世:1972年至1989年间,七卷本《本雅明全集》陆续推出。*不可想像的,是终生也只是停留于庞然构思的《拱廊街计划》,隔了近半个世纪,于1982年出版德文版,英译本迟至1999年才问世,期间相隔17年,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本巨著实在是太难翻译了。
可以想像,本雅明是痛苦的。他没有尼采的倨傲,“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但世事之诡谲,就在于反面的东西往往成就了一个人。如果本雅明考取了德国教授资格,他还会四处飘泊,在巴黎的拱廊街中浪游沉思吗?当年拒绝了其论文的法兰克福学派,有亦师亦友的阿多诺:没有他当年的拒绝,又会否有后来的成全?但与其说阿多诺从1950年代陆续编纂本雅明选集和书信集是一种补偿的话,不如说,阿多诺本来就是既拒绝又欣赏本雅明的。有些人,写的东西不,为体制所容,但独特的思想是无法掩盖的。
也因此,在学术上、在政治上、在写作上,本雅明注定是一个“浪游人”——怪不得这占据了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位置。生活的遭遇叫他成为一个忧郁者,而偏偏又是忧郁的特质成就了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本雅明的文章“在土星的星象下”实在太好,她对土星性格的人是如此具有洞察力,深刻地道出忧郁(spleen)乃理解本雅明作品的一把钥匙。她又明白忧郁型的人常处于沉浸状态,但由于情绪强烈,又容易精疲力竭,她说:“因此给写作设立了一个天然的限度,在此限度里他刚好能够阐述他的观点。”由此来看,报刊评论不也是本雅明这个忧郁者的*佳归宿吗?就连他自杀的方式——服食过量吗啡,也是那么“本雅明”。如果你读过《拱廊街计划》,当会发现intoxication、hashish等与麻醉品相关的字眼出现的频繁(譬如Ml,3的一段:An intoxication comes over the man who walks long and aimlessly through the streets),一切其来有自,事实上,他早有服毒经验,40岁时也曾计划自杀。
几许沉思发自忧郁,再说,如果不是本雅明的忧郁性格,他会如此神迷于波德莱尔、爱伦坡、普鲁斯特这些忧郁型作家吗?他会看到世界历史持续走向衰败的过程吗?他会将世界看成废墟,从时尚中看到死亡,并预告艺术灵韵(aura)的消退吗?
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没有比把作品写到生命上更令人惊心动魄。本雅明是这种人如其文的思想家,文字与生命贯彻着忧郁的气质。忧郁性格的人,建立的同时永远潜藏一股自我毁灭力,以否定来肯定一如从忧郁撷取力量。日本学者三岛宪一便以“巨大的‘否’”来形容本雅明。于此来看,本雅明可能注定只可能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思想家——语出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以一连串否定来陈述本雅明:学识渊博但不是学者:翻译普鲁斯特、波德莱尔、爱伦坡的作品但不是翻译家:写了大量文章但不是文学批评家,等等。完满是忧郁者无法接受的,因为所有完满都意味着遗憾的缺失。而遗憾,是忧郁者赖以生存的力量。对一个也是忧郁性格的读写者来说,阅读本雅明,就有额外的情投意合。
本雅明之悖论
除了忧郁,本雅明另一个吸引我的特点,是其思想中深刻的悖论性(或辩证性)。数理逻辑不容许正反并存,但人生终究是悖论一场。其笔下的都市浪游人,便是彻头彻尾的悖论人。
浪游人闪身人群之中不被认辨,他不张扬;他与人群分割开来,但又是人群中的一员。本雅明从爱伦坡的文章“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中读出浪游人的辩证两面:既被所有人视为嫌疑人物,又彻底地不为人所发现,一个隐匿人(见《拱廊街计划》的M2,8条目)。他永远有着隐匿和自我表现的矛盾,否则在本雅明的设想之中。就不可能摆出“遛龟”(牵着乌龟慢慢走路,以舒展其肢体)这个招摇的姿势。
浪游人有一对阴阳眼,他从时尚中看到死亡,从现代建筑中看到废墟,从人群中看到幽灵,从未来看到过去,从过去看到未来。所谓阴魂不散(haunting),不仅指一个地方的前身,如我们口耳相传的鬼故事:某某地方曾是防空洞、某某地方曾是乱葬岗或者荒冢(这类的故事香港太多);它还是一种奇怪的预感——从盛极之中看到衰颓甚至死亡的身影,这除了是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的终归倾覆),我想,也是忧郁者的敏感天性使然。
浪游人必然是独行侠,不能自拔地陷进一个人的孤独、忧郁、冥想之中,“结伴同行”、“三五成群”永远与他沾不上边。他投闲置散,idleness是其基本状态,但他同时又是*忙碌的。因为浪游人的本质是城市抒情诗人(*为本雅明推崇备至的是波德莱尔),而诗人,如基思•泰斯特(Keith Tester)所说:“大抵*忙的时候就是他显得*慵懒的时候。”
尽管浪游人的冥思出神是一种心灵活动,本雅明的浪游人从来都是物质性的。都市浪游人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拱廊街(arcades)的出现,而拱廊街在19世纪中之新颖,物质性如钢铁、玻璃建筑,街道的煤油灯是相当关键的。本雅明曾这样写道:“在小说中,爱伦坡让孤独变得模糊隐晦。他在煤气灯的光照下流连于城市。游手好闲者幽灵似的身影集结在像室内一样的街道,街道的出现很难与煤气灯分开。”
不错,对浪游人来说,街道与居室是不可分的:街道是集体的居所,居所是街道的转移。本雅明有一段广被人引述的话:”街道成了游手好闲者的居所。他靠在房屋外的墙壁上,就像一般的市民在家中的四壁里一样安然自得。对他来说,闪闪发光的珐琅商业招牌至少是墙壁上的点缀装饰,不亚于一个资产阶级者的客厅里的一幅油画。墙壁就是他按住笔记本的书桌:书报亭是他的图书馆:咖啡馆的阶梯是他工作之余俯视家人的阳台。……“反过来说,街道的事物亦进入室内摆设,本雅明在《单行道》里亦有这段话:”资产阶级家庭的室内陈设,那巨大的饰满木雕的碗橱,摆放着棕榈树的没有阳光的角落,装有铁护栏的悬楼或凸肚窗,以及煤气灯嘶嘶作响的长走廊,用来存放尸体再合适不过。”
浪游人既破落而又高贵。在本雅明笔下,浪游人经常与密谋者,拾荒者,妓女混为一谈,他是一个没人雇佣的侦探,侦察着他自身也不知名的东西。他是一个*清醒的迷途者,像大麻吸食者,感官麻痹却又异常敏感。他沉浸于商业氛围,既心存抗拒又忘我神迷,被目眩的商店橱窗吸引,但始终与资本主义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他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人物,但骨子里又拒绝过度的现代化,以游荡拒绝规范化,以“遛龟”之姿拒绝现代化的加速,在布尔乔亚的空间继续其波希米亚的流浪。他游走于通道(19世纪的“拱廊”本身就是通道),但不知道自己将通往何处。
如果我们不能从本雅明找到生活的对应,阅读本雅明就仅仅成了学术时尚或者书呆子的习气。但细心的阅读者自会从本雅明著述中得到启迪。譬如说,他所说的街道作为室内居所(street as domestic interior),人群是流动帷幕,街道既是风景(1andscape)也是房间(room):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这不正好很合适吗?
煤气灯曾经令街道的夜间活动成为可能。而香港呢?香港街道的物质性呢?香港的霓虹灯是世界著名景观,霓虹灯将香港照射成一个不夜天。铁与玻璃已经不是什么新物料。近年如细胞分裂滋生的屏幕。进一步将室内与室外的界线模糊化。以往电视机完全是一种家电用品,现在,它已大量地进入交通工具和大小食店。甚至成了这些空间的基本设施。大屏幕再不限于时代广场,而是分布于大街各处。上网不一定在书房。可以在咖啡店或地铁站。香港居所普遍狭小,街道更加成了居所的延伸。如果本雅明的都市浪游人行走尽头是百货公司的话,那么现在我们的终点站则是大型商场。商场这个室内空间才是供人游逛的街道。换言之,街道是室内,商场才是街道,又一个辩证式的逆转。
本雅明都市浪游人的主要感官是眼睛,他曾引德国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的话说:“看得到而听不到的人比听得到而看不到的人更不安,这里包含着大城市社会学特有的东西;大城市的人际关系明显表现在眼部的活动大大超越耳部的活动。”所以,巴克•摩尔斯(Susan Buck—Morss)研究本雅明的专著也叫《观看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Seeing)吧。但在香港这个愈发聒噪的城市,听觉元素如影音店播放影碟的声响、茶餐厅直播的有线足球、大屏幕播放的电视新闻或广告,全都向街道也就是我们的集体居所播送,虽未必比得上视觉之丰盈眩目,对都市浪游人来说同样有令其忘我神迷的力量。“或者可以将本雅明街道的居室比喻延伸下去:”影音店是我们的DVD机、酒吧是我们的唱机、大屏幕是我们的收音机……”
……
潘国灵,香港作家、文化评论人,曾任中文大学宗教及文化系、新闻及传播学院兼职讲师、香港大学通识教育部客席讲师等。著有小说集《失落园》、《病忘书》、《伤城记》、城市论集《城市学2》、《城市学》(牛棚书奖2006候选书)、文集《爱琉璃》、《你看我看你》;主编《银河映像,难以想像》、《王家卫的映画世界》、《i城志》等。曾获青年文学奖冠军、中文文学创作奖季军、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等;2006年获亚洲文化协会颁发一年期“利希慎基金奖助金”,赴纽约游学并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2007年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杰出青年艺术奖(文学艺术)”。
文章发表于大陆和港台媒体,曾担任多个文学及电影比赛评审,包括青年文学奖、全港微型小说创作大赛、香港电影金像奖、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香港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联盟奖”(Fipresci Award)、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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