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

中国皇帝

作者:白钢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08-11-01

评分:5分

ISBN:9787509703403

所属分类:历史文化

书刊介绍

中国皇帝 目录

前言
**章皇帝的产生及其形态
**节皇帝的由来
第二节皇帝制度
第三节军功专制主义
第四节宗法专制主义
第五节皇帝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二章中国皇帝的类型
**节创业型皇帝
第二节守成型皇帝
第三节鼎革型皇帝
第四节荒淫型皇帝
第五节误国型皇帝
第六节残暴型皇帝
第七节傀儡型皇帝与太上皇帝
第三章皇权的发展阶段、范围与限度
**节君臣关系的演变
第二节相权的消长
第三节军权与财权的变化
第四节皇权的范围及其本质
第五节皇帝权力的限度
第四章皇权运行方式——决策
**节决策的依据与信息传递渠道
第二节皇帝决策的方式与程序
第三节皇帝决策的特点
第五章皇帝权力的异化(上)
**节后妃临朝与外戚专擅
第二节后妃临朝的特点和社会后果
第六章皇帝权力的异化(下)
**节宦官专权与皇权异化
第二节宦官专政的政治特征
第三节宦官专政与社会危机
第七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官僚政治
**节专制主义在制度上的表现
第二节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
第三节官僚政治与官僚主义
第八章皇帝与封建特权
**节封建特权的基本特点
第二节封建特权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封建特权与社会矛盾
第九章皇帝的文化政策
**节“以法为教”,“焚书坑儒”
第二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三节经义取士与八股文
第四节宋、金、明代的文字狱
第五节康熙、雍正朝的文字狱
第六节乾隆朝的文字狱
第七节文化专制政策的特点与后果
第十章皇帝制度与宗法关系
**节父权家长制与宗法制度
第二节宗法关系的特征与实质
第三节宗法关系的政治功能
第十一章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
**节小农经济不是独立的社会经济体系
第二节地主制经济是皇帝制度的经济基础1
第十二章皇帝与农民
**节根本对立的阶级关系
第二节农民战争是反对专制皇帝的
第三节专制主义对农民领袖的影响
第十三章专制主义对近现代社会的影响
附录正统悖论
参考文献

中国皇帝 内容简介

本书取名《中国皇帝》,但却不是按照历史学的规范为历代皇帝作评传,而是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皇帝现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各个侧面,来探索中国皇帝的形态。笔者粗疏谫陋,不敢妄称有多少创造,然而,努力运用两个不同学科的知识,综合考察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方方面面,试图在营造独立的学术体系方面,却是颇为认真的。不过,“始生之物,其类必丑”,本书亦概莫能外。
中国出皇帝,其数量之多,权力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标志着国家政体的类型。因此,不把皇帝作为历史人物去评说,而把他们当作一种政治现象去考察,应当说是可以的。这种研究方法孕育出来的或许是个“四不象”,但倘能引起方家先进的思考或诘难,那么,笔者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学术研究,本来就不应当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路要靠自己去走。顾炎武说过“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话,很发人深省,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是应当遵循的。只有研究成果真能赢得社会承认,才能说做到了为社会上的广大人民服务。这正是笔者经年伏案所孜孜追求的。
本书的内容宽泛,时间跨度大,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历时两千一百多年;从社会政治形态、阶级结构到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多所触及。然而,中国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是读不完的。因此,笔者在从事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十分留意参考国内外前辈与同辈史学家的有关论著,注重吸收他们的优秀成果。如果说本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是因为其中凝聚了学术界师友们的劳动,而本书如有论证不当、史料失误、参考未备之处,则是笔者功力不足所致。对此,竭诚期待学术界的师友们批正!

中国皇帝 节选

**章皇帝的产生及其形态
**节 皇帝的由来
“皇帝”一词,*早见于《书·吕刑》。其曰:“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又云:“皇帝清问下民。”
夏曾佑认为:“皇帝之称,唐尧已有之。今疑古人天子对异族则称皇帝,对本族则称帝,稍有亲疏之别。至秦乃一切自号皇帝耳。”
但是,对于《书·吕刑》中所提到的“皇帝”,历来却都理解为是对前代帝王的尊称。孔传注疏中“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一语里的“皇帝”乃“帝尧也”。至于“皇帝清问下民”一语,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说:“郑康成以皇帝哀衿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说颛顼之事。皇帝清问下民以下乃说尧事。”而王先谦《孔传参正》则说:“据《表记》皇帝谓舜。”显而易见,“皇帝”或谓颛顼,或谓尧,或谓舜,虽各不相同,然其为尊称前代帝王,则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皇帝”作为当代君主名号,盖始于秦始皇。
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所载: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初并天下”,就下赦令给丞相、御史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于是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日‘朕”’。赢政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日‘皇帝’。他如议。”同时,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这就是中国皇帝与皇帝制度的由来。
按照秦王赢政与大臣们的讨论,“皇帝”一词,是“三皇”、“五帝”的兼称。赢政改“王”为“始皇帝”,这不只是名号形式的变化,而且表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在西周的时候,只有“王”而没有“皇帝”。西周的王与秦以后的皇帝,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周武王克商以后,按照王室血缘亲疏关系,实行“受民受疆土”的分封制。周天子称王,王封属下为诸侯,诸侯享有领地,称为诸侯国,周初曾分封诸侯国71个。诸侯的领地,就是高高在上的王也不能干预。而诸侯又封属下为卿大夫,卿大夫也有分地,称“采邑”,亦是世袭的。起初,卿大夫采邑的土地和居民还直属于诸侯,到后来,随着卿大夫势力的增强,采邑的独立性几乎与诸侯的领地差不多,诸侯对他们只是莫可奈何。卿大夫下面有士,也被封予食地。于是形成了一个“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的等级结构。王、诸侯、卿大夫,这是一个特权的贵族等级,权力是分散的。因此,西周的统一,实际上不过是由诸侯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到了战国时代,众多小诸侯国互相兼并,*后形成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并立,是谓战国七雄。原来的周天子,已经成为夹在大国之间的小国之君,今非昔比,反而要靠大国的保护了。这七国曾先后称王,每一国的王,又相继实行变法,各自在自己的国内用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随着封建制的确立,他们便各自在自己的国内把政权力量统一起来,集中到自己手里,初具专制主义的雏形。但是七国之间,各个国王自行其政,互为角抵,谁也不是绝对的霸主。因此,就全国而论,这时的“王”,与后来秦王赢政统一六国后所改称的“皇帝”,仍然有很大的差别。赢政称“始皇帝”以后,情况与西周、战国时大不一样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命为制,令为诏”,“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里。所以,“皇帝”自作为当代君主的称号出现于历史舞台之日起,就显示其一人独裁的本质。专制主义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下来。
从秦始皇起,“皇帝”一词成为当代君主的正称。正称之外,还有别称。别称有很多,它与正称一样,具有排他性。
一 天子
“天子”是从西周继承下来的对*高统治者的一种称呼。如《尚书·洪范》:“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又如《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日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日予一人。”
按:“予一人”是古代王者的谦称,犹如称“孤”或称“寡”,自谓“己材能当一人”的意思,一般用于王者自罪时。例如:
《论语》卷23《尧日》:“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国语》卷1《周语》上:“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又如《吕氏春秋》卷9《季秋纪》云:“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
再如,《后汉书》卷66《陈蕃传》曰:“昔禹巡狩苍梧,见市杀一人,下车而哭之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它是古代王者自责的通用语。在古代,“余”、“予”相通,是一个意思。
中国人关于“天子”的解释,历代大同小异,就是将人神格化。*著名的“天人感应”说,具有代表性。我的朋友周良霄先生有感于专制主义的毒害,著有《皇帝与皇权》一书,扼要地列述了历史上关于“天子”的一些解释。他是从宋人高承撰《事物纪原》卷一释“天子”一词开始的。我们知道,高承书的特点,是一事一物皆考索古书,求其缘起,虽不能尽确,但可以资博识。其曰:“《说文》曰:‘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故日天子。’《春秋元命苞》曰:‘安登生子,人面龙颜,始为天子。’《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之母有蠕氏,名安登,则帝王之称天子,自炎帝始也。”’不言而喻,这里关于“天子”的解释,是“天人感应”说的典型表述,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几千年,历久而靡衰。随着专制主义的确立,“拍马屁”便成为皇帝周围大臣们的基本功。于是关于“天子”的颂德式的诠释,在秦汉之际,达到了巅峰。例如:
吕不韦说:“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所生而铁撄之,谓之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
董仲舒则说:“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祐而子之,号称天子,故圣王生则称天子。”
而班固则更直截了当,说:“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
《乾凿度》云:“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万民,至尊之号也。”
用蔡邕《独断》的话说,就是“父天母地,故称天子。”《太平御览》引应劭《汉宫仪》也说:“号日皇帝,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
如果说,在秦始皇之前,人们指称的“天子”,多半是从天人感应的角度,旨在强调“天子”的神秘性,借以神化王权的话,那么,到秦始皇以后情况不同了。这时的“天子”,则是“继天理物,改一统各得其宜”的皇帝,换句话说,就是执行上天的命令,以至德而君临天下,得到上天庇佑并视为己子,故称“天子”,意在突出君权神授,彰显皇权的合法性,或日正当性。
二 朕
“朕”,是自秦始皇以后皇帝专用的自称词,原来的意思就是“我”。例如,屈原《离骚》开篇就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据《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记载: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皆曰:……天子自称日‘朕’。”
注引《集解》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称之,贵贱不嫌,则可以同号之义也。皋陶与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日‘朕皇考’。至秦,然后天子独以为称。汉因而不改。”
简言之,“朕”字本来是贵贱不嫌,上下都能用的一个非常普通的词。然而,自从丞相王绾等谏言“天子自称日朕”,得到秦始皇的认可以后,它就成了皇帝的专用代词,具有鲜明的排他性,标示皇帝的专制主义本质。
除“朕”之外,秦汉皇帝还自称“我”或“吾”。例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条下,就有如下记载:
(1)“……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2)“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
(3)“始皇闻亡,乃大怒日‘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天言以乱黔首。”
汉朝的皇帝亦然。例如,《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1)“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通侯诸状毋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粮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禽也。’群臣说服。”
(2)“二月,诏日……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遵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三 陛下
“陛下”是臣民对皇帝的称呼。据蔡邕《独断》所说:
“陛下者,陛阶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执兵陈于陛侧,以戒不虞。谓之陛下者,群臣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用卑达尊之意也。上书亦如之。及群臣士庶相与言殿下、阁下、执事之属,皆此类也。”
《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大王陛下”注引应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执兵陈于阶陛之侧,群臣与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达尊之意也。若今称殿下、阁下、侍者、执事,皆此类也。”
两相比较,应劭的解释出自蔡邕无疑。说明从秦到汉关于“陛下”的称呼,一脉相承。因此,《事物纪原》卷1说:“秦李斯议事始呼之耳。”
四 上
“上”,是皇帝的代称。据蔡邕《独断》卷上所载:“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马迁记事,当言帝,则依违但言上,不敢渫渎言尊号,尊王之义也。”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云:“九年,彗星见,或竞天……四月,上宿雍。”又如,《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载:“帝置酒雒阳南宫,上日‘通侯诸将,毋敢隐朕,皆言其情,……”特别是二十四史的各本纪以及《资治通鉴》的各卷中,用“上”作为“皇帝”的代称,更是屡见不鲜。
五 车驾、乘舆
“车驾”或“乘舆”,也是皇帝的代称。蔡邕《独断》卷上载称:“乘舆出于律。《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渎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例如,《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载称:“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注引师古曰:“凡言车驾者,谓天子乘车而行,不敢指斥也。是日,即其日也。著是日者,言从善之速也。长安本秦之乡名,高祖作都焉。”注引张晏曰:“春,岁之始也,今娄敬发事之始,故号日奉春君也。”
除了以上五种别称以外,各代民间还流传着不同的称呼。仅据《资治通鉴》所载,东汉时就把皇帝称为“国家”、“朝廷”的。
先说称皇帝为“国家”的例子。如,“冯异自长安入朝,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披荆棘,定关中。’……异稽首谢曰:‘……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注称:“东都臣子率谓天子为国家。”
同卷多次用“国家”代称皇帝。例如,“夏四月……先使中郎将来歙奉玺书赐(隗)嚣谕旨。嚣复多设疑故,事事犹豫不决。歙遂发愤质责嚣曰:‘国家以君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畅意。’……”
又如,“今国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与诸耆老大人共说季孟,若计画不从,真可引领去矣。”
再如,“冯异治关中,出入三岁,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异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帝以章示异;异惶惧,上书陈谢。诏报曰:‘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这条史料说明,在当时,不仅臣民称“国家”代替称“皇帝”,而且皇帝有时也自称“国家”。
其次,称皇帝为“朝廷”的例子。如,“十七年,春,正月……北海敬王睦薨。睦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注引李贤曰:“朝廷,谓天子也。”
又如,“冬,十月……甲戌,以司徒杨震为太尉……大鸿胪耿宝自候震,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曰:‘李常侍国家所倚重,欲令公辟其兄;宝唯传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书敕。’宝大恨而去。”
第三,称皇帝为“县官”的例子。如,“[霍]禹为大司马,称病。禹故长史任宣候问,禹曰:‘我何病?县官非我家将军不得至是,今将军坟墓未干,尽外我家,反任许、史,夺我印绶,令人不省死。”’注引如淳曰:“县官谓天子。”
又如,“东平思王宇……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谓中谒者信等曰:
‘汉大臣议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辅佐天子。我见尚书晨极苦,使我为之,不能也。今暑热,县官年少,持服恐无处所,我危得之!”’注引张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谓之县官。”
再如,“夏四月……戊寅,诏曰:‘……先帝恨之,故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注引《前书音义》曰:“县官谓天子。”
后世各代,特别是皇帝出身少数民族的朝代,民间都有一些特殊的叫法,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只对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弥天大谎,略作说明。那就是“万岁”。
“万岁”一词,原本是古代庆贺欢呼用语,不分尊卑,上下通用。自从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2对“万岁”作过解释以来,注家不时会有新见。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21《万岁》条的诠释,历来被认为是*权威的。他说,万岁这个词,“其始上下通用为庆贺之词,犹俗所云万福,万幸之类耳!因殿陛之问用之,后乃遂为至尊之专称。而民间口语相沿未改,故唐末犹有以为庆贺者。久之则莫敢用也。”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杂文家王春瑜教授在1978年底、1979年初考察了“万岁”的来龙去脉,发表了一篇感篆五中的杂文——《“万岁”考》。他说:“至汉武帝时,随着儒家被皇帝定于一尊,‘万岁’也被儒家定于皇帝一人,让它成为*高封建统治者的代名词。”并且稽诸史乘,详释“山呼万岁”典故的由来。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周良霄教授则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爱听臣民万岁不离口的昏君”的历史故事。他说:“‘万岁’则原是一种庆贺时的欢呼。春秋时,有一位宋康王,自以为武功可称霸主,每天‘为长夜之饮于室中,室中人呼万岁,则堂上之人应之,堂下之人又应之,门外之人又应之,以至于国中,无敢不呼万岁者。天下之人谓之‘桀宋”一。总之,“万岁”变成皇帝的代称以后,滥用者要受到法律惩处,《庆元条法事类》提供了这样的例子。该书卷73《刑狱门·三·决遣》说:“若以万岁字文刺身体(字虽不同,意涉乘舆者亦是),其受杖处者,增改讫,论决如法。”又如,同书卷80《杂门》,内录一条关于“杂犯”的敕令说:“诸辄呼万岁者徒二年,兵级配本城,再犯配五百里。”可见,早在宋朝,随便乱呼“万岁”,是要吃官司,被判刑的。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多少人因此而家破人亡,侥幸存活者更是历历在目,兹不赘。
第二节 皇帝制度
皇帝地位的确立,是皇帝制度形成的必要前提。秦始皇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立即进行皇帝制度的创立,其后历代专制王朝不断地加以充实与完善,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完备的君主专制的形态。
关于皇帝制度的内容,可分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所谓狭义的理解,就是严格按照历史学研究典章制度的方法,就事论事,即就皇帝制度论皇帝制度。
按照这种理解,皇帝制度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名号制度,包括皇帝及其亲属的名号
自秦始皇确立以“皇帝”为名号之后,到了西汉,皇帝的亲属也分别有了名号。如,皇帝父日太上皇,母日皇太后,妻日皇后,子日皇太子、皇子,女日公主,孙日皇孙等。前揭,“皇帝”是正称,正称之外,复有别称。正称与别称,都具有排他性,是名号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名号之外,生前复有尊号(也有死后追尊的)、徽号,死后还有谥号庙号。
……

中国皇帝 作者简介

白钢,1940年1月生于江苏,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学兼政治学与历史学,间或涉足公共管理学与法学;著有《中国皇帝》[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政治制度史》[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77-1991)优秀科研成果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获第三届(1997)国家图书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中国农民问题研究》、《选举与治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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