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亲历记

“大跃进”亲历记

作者:王梦初 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08-11-01

评分:5分

ISBN:7010073805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

书刊介绍

“大跃进”亲历记 目录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二、回忆“大跃进”中上山下乡演出
三、“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
四、我所经历的“大跃进”运动
五、大炼钢铁的奇迹与悲剧
六、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七、“大跃进”年代的一桩奇闻
八、关于“体育大跃进”的回忆与思考
九、“扫盲大跃进”亲历记
十、我经历过的“大跃进”片段
十一、“大跃进”在安徽毫县
十二、回忆芜湖县的“大跃进”
十三、一个孩子眼中的全民大炼钢铁
十四、从“大跃进”到大饥饿一个农村粮管干部的亲历与回忆
十五、“大跃进”往事拾零
十六、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十七、我经历的“大跃进”
十八、“大跃进”广西放了颗大灾星——一位县委书记的回忆
十九、“大跃进”年代的奇闻逸事
二十、“大跃进”年代大西北的荒诞事——“引洮上山”的回忆
二十一、记者生涯难自励——“大跃进”中的一段回忆
二十二、我在“大跃进”期间的经历
二十三、跃人“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二十四、“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二十五、与农民竞赛放“卫星”——1958-1959年生物学部种高额丰产田的回忆
二十六、“大跃进”要改变中国面貌
二十七、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

“大跃进”亲历记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包括:河北徐水县“大跃进”新历记;回忆“大跃进”中上山下乡演出;“大跃进”运动片断回忆;我所经历的“大跃进”运动等。

“大跃进”亲历记 节选

一、河北徐水县“大跃进”亲历记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1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主席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1.5倍。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目前农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多达100个。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个重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粱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视察徐水的情况。毛主席在这年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个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毛主席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毛主席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主席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把徐水搞成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2000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消息,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机会难遇。可是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高的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蔑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主席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主席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我们还去看了毛主席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主席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规施肥的“成果”。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当时我的**个念头就是:毛主席,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可是学生们挖完了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成熟就要使用。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师生们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什么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原来所谓的“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这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便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是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相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份毛主席到这里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也来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从生老病死到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来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根据后来的统计资料:从1959年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如此炼铁
在这年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二十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炉式闷炉,生产“墩炉铁”。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然而,到了9月,在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作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掌的工匠都组织起来。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废铁的。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对方姓郑。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以外,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走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锤,我的心就紧缩一下。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的”。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区干部试试?”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甚至要批斗。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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