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内容简介

本书共有44个题目，各成体系，作者用每个人都可能有的经验来说明国民经济核算、总量均衡、通货膨胀、价格与资源配置、外部效应、国际贸易等基本理论。尤其着且讨论了经济制度和交易费用，注意介绍市场经济的文化、法律、道德观念的背景，它们是市场规则得以遵守的基础。它引导读者思考分析、含英咀华，从而体会出能自己审握的的经济学来。
工作繁忙的读者，只需片刻闲暇，就可以读上一两篇，有时间再作思考和分析，必能有所收获，使你的“知识人生”更臻完满。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本书特色

本书通过作者在美国这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生活的点滴经验,说明市场经济是如何动作的,把深奥的经济学还原为浅显易懂的事理常规。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目录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节选

**篇微观经济学
1.喜欢搬家的美国人
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统计，全美国每年有17%左右的人搬了家。搬家的人中有约60%是就地迁居，其余的是搬往外地。这个比率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到20世纪末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对比之下，我国从1982年到1987年5年之内只有2.8%的人迁往他乡，平均每年只有0.58%的人跨市镇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有显著加速的趋势。美国人是一个喜欢搬家的民族。也许这与美国人的祖先就是从外国搬来的有关，至少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故土难离的恋乡感情。
他们为什么搬家？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因为工作变动，有的人为了改善居住条件，有的人想节省开支，有的人为了照顾亲人等等。但主要原因是工作变动。
*初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首先在美国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立足，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对新资源的需要，经济实力的增强，人口和资金逐渐投向西部。结果使约200年来美国的人口重心以每年4～10千米的速度不断向西移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个西移速度再次达到高峰，并且一直继续到90年代。这和我国人口、资金、技术力量不断朝东部沿海移动适成对照。
除了就业的地理分布的改变外，各行各业的盛衰也使人们改变他们的工作。服务性行业（包括运输、公用事业、商业、政府部门、金融和保险业）迅速膨胀，制造业（轻重工业）则相对缩小。前者在近20年内增加了3200万人，占20年前人数的60%，而后者只增加约100万人，只占5%。只有劳动就业发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才能实现。不管是由于新技术（如电子计算机）的出现，或是老资源（如美国的石油）的枯竭，还是国际市场的竞争，如美国的汽车从出口变为进口（1996年进口为出口的4倍），都意味着人们就业的改变。选择职业的灵活性，使美国的经济富于适应性，而这一切往往伴随着居住地点的迁徙。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1700多种日报，90年代末减少到1500多种，到2005年还有1452种。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报纸。这些报纸的广告主要内容之一是招聘和住房，而且这两种广告互相关联。凡是经济繁荣的地方，招聘的广告就比较多，从外地迁入的人口也较多，因而住房的需求也比较活跃。1986年由于石油跌价，南部几个产油州削减生产，失业增加，而东北部像马萨诸塞州等地由于发展了高技术行业，需要补充劳动力。于是有不少人来此州寻求工作，使该地房租以及地产飞涨一时。近年来东北部经历了比全国更严重的经济衰退，房地产价格大跌，以前购进房地产的商人蒙受巨大损失。
在美国搬家没有任何限制，没有户口制度。搬家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甚至也不需要到警察局去报告一声。搬家也很方便，有专用的搬家公司，有的专管本市搬家，有的则经营往外地的搬迁。搬家时，人们几乎100%都用汽车做搬运工具，人们可以利用专门的搬家汽车。但家具一般是不搬的，多半就地卖掉。搬完之后，再按房问的大小、色调和风格重新购置。
搬家之所以方便，主要是因为有住房市场。对中国人来说，“住房市场”这个名词已经变得陌生，正好像美国人不理解我们的“换房大会”一样。1949年以后，我国很快就限制甚至取消了私房出租业务，要得到住房，几乎只有单位分配这一条路子。换房大会和住房市场有两个基本的不同点。
首先，换房必须找到换房对象，有了“换房大会”已经比以前方便些了，但仍很困难。靠着换房协调员甚至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或许能找到三角换房或多边换房，但要使各方在住房的地点、面积、设备、朝向、楼层、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条件恰好相等，实在太难了。而住房市场则可以用租金的不同来补偿条件的差异，因而各方可以有较广泛的选择机会。
第二，在住房市场条件下，通过房租水平的升降，供应和需求永远是平衡的。换句话说，在美国，你只可能感到房租贵，而不会租不到房子住，所以即使你手头没有房子可以和别人换，也一样可以租到房子住。
我国从1988年开始进行住房改革，引进市场机制。但开始的两三没有多大成效。房改的主要方法是提高房租，然而房租在城镇居民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反而降到了0.7%，到200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4%，到2005年上升到10%。当然，是不是要像美国那样完全通过市场来配置住房是有争论的。理论和经验都证明市场配置可以避免浪费，而市场配置的方法虽然有效率，但不利于穷人，他们的住房问题比较难解决。不论中外古今，*豪华奢侈的房子入住的人口密度*低，而*破旧肮脏的贫民窟人住的人口密度*高，这种配置显然是不公平的。然而我们也应该承认，由于市场制度的建立，社会生产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能够住得起体面房子的人也空前增多。由于修新房（包括配套设施）总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赶不上人口流动的变化，供给的变化赶不上需求的变化，因而房租的升降幅度很大，房地产事业成为一项可以投机赚钱的大买卖。可是不要以为这种投机对社会不利。也不要以为房地产商赚钱容易。它对社会的贡献是调剂了对房地产的需求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余缺；而且地产商会投资于绿化、道路和环境，改善土地的利用。如果赚钱容易，大家都去经营房地产了，而事实并非如此。房地产商估计当地经济要走向繁荣时，纷纷事先购进，使得价格上升，刺激新住房的建造。但如果估计错误。就会赔本。
住房开支在美国人的总开支中大约要占1／4，这当然只是一个平均数。在纽约市中心租一个带厨房和厕所的单间。在20世纪80年代月租就在1000美元左右，但在小城市里，两间卧室外加客厅的一套中档住宅，月租仅300美元。现在大约上升了一倍多。美国私人住宅的平均面积从1990年的177平方米增加到2005年的207平方米，我国北京2006年底待售住宅平均每套达144平方米。住房的价格极大地取决于地点。华尔街的住房价出奇地高。我国的上海外滩、杭州西湖边上、青岛海滩等地的住房价格比小城市同样质量的住房要贵出10倍，建房用的人工材料等成本是一样的，区别是地价造成的，因此人们常说是地价推动了房价。但我们进一步要问，地价是如何决定的？大家知道，土地是天生的，不是劳动的产品，它的成本等于零，它的价格与成本无关，而与它的需求有关。沙漠中的地白送也没有人要，对它的需求为零，所以价格为零，像华尔街这样的地大家都想要，通过竞争地价就炒上去了，所以不是地价推动了房价，而是房价拉动了地价。买房的人埋怨开发商或政府控制了地价，炒高了房价，这恰恰错了，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买房，才把地价抬高的。
土地没有成本，但是能卖出钱来，这钱就是土地创造的财富，应该归土地所有者。与成本无关而能卖出价格的，能创造财富的一类特殊商品，称为生产要素，除了土地还有别的自然资源，更重要的生产要素还有劳动和资本。归根结底，全社会的财富都是生产要素创造出来的，这些财富的分配在市场制度下会分给创造财富的个人。这就是收入按要素的贡献分配原则。在第七章“美国人如何看待‘按劳分配’”中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近年来，国内大城市的房价涨得很厉害，许多人埋怨是房地产开发商把房价抬上去的。要知道，任何一种商品的卖方都想抬高价格，但是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上个别的卖方不可能抬价。抬价的结果只会把自己的市场让给了竞争者，除非他能联合所有的卖方同时提价。但这样做事实上几乎不可能，因为联合提价很可能被个别的卖方暗中破坏以谋利。世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就有这样的经验，房价上涨的原因*终还要从供需关系中去找，任何一种使供应减少都会导致房价上涨，例如，减少土地的供应、提高开发商资金运用的利息、建房的原材料涨价（一部分开发商将退出）、对建房提出各种行政限制等。另外，任何使需求增加的因素也会导致房价上升，例如，人们收入的增加、其他投资机会的减少、人口的集中。房租由租户和房东协商确定，万一协商不成，双方都可另觅高就，直到满意为止。
笔者在美时曾和房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就房租激烈地讨价还价。公司的理由是当地房租普遍上涨，并出示了他们所作的市场调查，某某地点的住房，条件如何，月租若干。我提出的理由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没有那么高，我们的收入没有增加，并历数他们服务质量中的问题，如没有按时来灭蟑螂，门锁坏了没有及时来修等。*后双方都作了让步。公司把每月租金增加150元减到只增100元。于是我代表全体租户在为期一年的租房协议上签了字。
附带提一句，那次门锁坏了，我们打电话催促公司派人来修，可是他们拖延不来，*后同意我们自己修理，将新购锁的钱外加劳务费从房租中扣除，扣了他们25美元。
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租房子，他们喜欢买房子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鼓励“居者有其屋”，所以在税收上给予优惠。办法是贷款所付的利息不用交所得税。其实，这也算不上是优惠，因为你所付的利息变成了别人的收入，所得税应该由他来付：否则就有重复征税的问题。买房子的常见办法是分期付款，标准年限是30年，每月付的贷款和租房子的租金相差不多，所以多数人宁可买房，过了30年，房子就归本人所有。孟子说，民有恒产，始有恒心。这句话在美国也不例外，自己拥有住宅的人家算是“殷实人家”，这种地位在美国这样一个以信誉为联系纽带的商业社会中十分重要。向银行贷款做生意、求职、赊购汽车等等，有房产的家庭往往得到优先考虑。
买了住房，会不会把一个人捆死在一地呢？不会。当他想搬家时，可以把房子卖掉。如果这是分期付款，而账还没有偿还清，他可以把房子和债务关系一起出售。但出售的价格和原定的房屋价格会有些出入。当地房产价格上升时，他还可以从中获利，否则就会亏蚀。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商业发达的社会里，不但商品可以买卖，债务关系也可以买卖。其实这就是资金市场的一个方面。灵活的市场安排，提供给个人广泛的选择机会，造就了一个富有弹性的有生机的经济。经济要得到发展，要使资源的使用合理化，杜绝各种可能的浪费，都必须通过个人在各种选择中作出优化抉择方能实现。我们从美国人搬家这件事中可以看到，市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条件是政府保证个人的选择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选择的自由越大越好。
一搬家，或人员的流动性，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常说，经济要发展必须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人怎样能尽其才？让每个人有流动的自由，寻找有特长的感兴趣的工作来做。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人员的流动性很少，每个人都当成了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拧在那里一辈子也不会动。不但自己不动，连子女亲戚都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改革以后，特别是近十年来人员流动的自由度大大扩充。愿意去政府当干部的可以考公务员，公务员当腻了可以辞职下海：国内干得不顺心的可以出国谋生。*大的人员流动是农民进城打工，改革以来已经有2.5亿农民进城，其中约一半已把家搬进城，这成为人类历史上*大的移民活动。可以预见还有更多的农民要进城来。
2.赌博在美国
赌博应不应该禁止？这在美国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议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只要双方机会均等，又是自愿参加，即使赌场所得乃不义之财，也算不上违法。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双方出于自愿，此种财产的转移实无异于抢劫。
看来这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了把问题弄清楚，美国有不少研究机构把赌博问题作为一个研究专题，从经济、法律、社会、道德等各方面加以探讨。现在，人们对于赌博引起的各种后果，好的和坏的，都已经了解得相当清楚了。可是对于赌博是否该禁止这个*基本的问题仍然众说纷纭。
本来嘛，像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是非问题并不存在什么“真理”。如果追求这种“真理”，不是自己毫无结果，便是他人被你施以思想专制。
美国的州权力很大，各州有自己的宪法（但不允许与联邦宪法抵触）。在对待赌博问题上各州的态度不同，十多年前只有两个州允许赌博合法存在，即著名的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和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1976年新泽西州30万公民投票决定使赌博合法化，以振兴当地日益萧条的经济；而拉斯维加斯则从19世纪以来（除其中有26年被判定为非法）一贯是合法的赌城。但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有28个州允许开设赌场。*近底特律市政府正在考虑开放赌博，因为对岸加拿大的温莎市（Windsor）开设了赌场，游客拥向加拿大，钱都让加拿大赚去了。赌场老板靠精确计算的胜负概率之差来赚钱。换言之，赌客赢钱的机会略低于输钱的机会，这个差数的平均值就成为赌场的收入，用以支付赌场的各种开支并赚得利润。
赌场的开支，包括服务人员的工资、设备维护、房租，绝大部分是固定支出，与光临赌场的人数无关。因此赌客越多，利润越大。各个赌场无不竞相设法招徕顾客。
他们*常用的方法包括：做广告，宣传某年某月某时某地某先生在此赢得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同时贴出大幅照片，以资证实；改善服务，将赌场装饰得富丽堂皇，雇用年轻的女服务员，让她们穿着暴露、性感的服装，赌场门口也常有歌星演唱；降低其他相关服务的费用，例如，赌场一带餐馆的收费标准往往只及普通餐馆的一半，大西洋赌城甚至派旅游专车到纽约去接赌客，非但免收车资，还奉送赌本10元。上述这些做法当然会增加一些费用，但他们聘请的管理专家可以计算出做到什么程度可以赚钱*多。
赌场内*普通的赌博有3种：吃角子老虎、轮盘赌、21点，尤以吃角子老虎*为流行。这是一部无人看管的自动化机器，你只要投入一个硬币，将扳手拉动（现在已改成电动），机器内3个轮子就以不同的速度转动，直到轮子停下。如果当时3个轮子停在某些特定的位置，机器就会吐出从一个到成百上千个数量不等的硬币。如果赢的数目特别大，机器会发出铃响并亮起一串红灯，向你祝贺。在赌场大厅里摆有上百个吃角子老虎，你不时可以听到机器的铃响，你把眼光扫过去，就可以看见被红灯照得浑身通红，脸上泛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快乐表情的人了。
……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相关资料

茅于轼先生的经济学专著影响了不少的青年学者走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中国改革报》
其“家常式”的经济学随笔，说的虽然是日常琐事，却往往折射出一些惊人的启示。
——《中国经济时报》
书中有的论述不只是有理，而且大出常人意表，经他明示，大明醍醐灌顶之感。
——《南方周末》

生活中的经济学(第三版) 作者简介

茅于轼，著名经济学家，被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1929年出生于南京，抗战时辗转于大后方，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以后20余年从事铁道机车车辆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在北京经济学院、中国矿业学院研究生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等院校教授经济学，并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十二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2008年1月被聘为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特别顾问。曾入选美国Marquis1993至1995年世界名人。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经济学的智慧》等书。发表了几百篇有关经济理论、经济政策、能源、环境、道德等方面的论文和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