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内容简介

一九九二年，先生倡导“走出‘疑古’”说：咱们今天的学术界，有些地方还没有从“疑古”的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一些旧的观点的束缚。在现在的条件下，我看走出“疑古”的时代，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了。
一九九八年，先生再次重申“专门学科”论：*近我常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应当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来看待。我相信，中国古代研究将来一定会被承认是一个重要的专门学科。
二○○五年，先生重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说：我所致力的领域，常给入以杂多的印象，其实谈起来也很单纯，就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早期的一段，大体与《史记》的上下限差不多。这一领域，我想*好称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二○○六年，先生再次提到“民族信心”问题：今天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寻找宝贵的遗产，更好地建立我们的民族信心和加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认识到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使我们今后的贡献更多更好。
二○○七年，先生提出“不公平”说：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很多地方被贬低了，与外国类似的文明相比，有些人给的评价不公平。
二○○八年，先生提出“世界意义”说：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在人口数量、疆域的广阔，还是历史的渊源长久来说，在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要认识世界文明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不仅对于我们自己意义重大，对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兴起过程，提高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本书特色

先生特别强调比较考古学、比较文明史之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全体的一部分，不以人类文明为大背景考察中华文明，而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就不可能对中华文明有真正透彻的理解。
先生又倡导“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之论以及“走出”疑古“时代”之论，力图重建中国人自清末以来业已丧失殆尽的对于本国文化的“真正自信”。
先生之努力非仅“为往圣继绝学”，更欲“为万世开太平”，为这落难四百年的“华夏文明”之起死回生，指明一个方向先生说：“史学的终极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菲但赚不了钱，还需要你去牺牲。”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目录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节选

**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一）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l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问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晳、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如：1981年至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1985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1990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聘教授，1993年起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任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2001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年任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节选

**章 不可怀疑的文明
一、走出疑古时代
（一）考古与思想文化研究
谈到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它们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特别是在座各位关心的思想文化会有什么影响。这个题目，还是很值得研究的。考古发现对研究历史作用很大。这一点，恐怕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这点恐怕是一个常识。不过，很少有人想到它对研究思想文化的作用，大家都重视得不够。关于它有这种作用，很多人不这么看。为什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就是早期的考古学本来就不强调思想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英国的柴尔德，就是Gordon Childe，他给我们带来一种影响。大家知道，柴尔德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从他的书，像《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等等，我们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他带来了早期考古学上的丹麦学派的影响。因为丹麦学派本来是搞博物馆，它的创始人就是发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这些词的，他们都是搞博物馆的，光摆东西，不大讲，当时也不可能讲思想文化。所以，柴尔德的书也带来了一些这样的影响。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前苏联，很长一个时期里，他们的考古研究所不叫“考古研究所”，他们不用“考古学”这个词，是叫“物质文化研究所”。什么叫“物质文化”？这个词不大清楚。因为考古发现的东西是不能用“物质文化”来限定的。考古挖出来的东西，怎么都是“物质文化”呢？我自己从来都不这么看。所以，我写那本《东周与秦代文明》的小册子，里面就特别讲到一段话。后来好多人都引用这段话，幸亏大家觉得还可以。那意思就是说，考古学发现的东西，比如一个墓葬，它总有一定的葬仪，一定的礼制，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如果你只是从物质上来看，那么，这样的考古学，它的作用就很值得考虑了。这是我的一种看法，向大家请教。那么，今天我就想讲讲考古文化对精神的东西有什么影响。
（二）两种考古证据
我想大家都知道，把考古学的东西和历史学的东西放在一起来研究，特别是把地下的东西和地上的传世文献放在一起来研究，从方法上讲，是我们大家尊重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的。王国维先生提出来“二重证据法”，即地下的与地上的相互印证，这是很有名的。它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王静安先生是讲“二重证据法”，*近听说香港饶宗颐先生写了文章，提出“三重证据法”，把考古材料又分为两部分。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如果说一般的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可以分开，那么后者就是第三重证据。像楚简就是第三类。考古学的发现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字的，一种是没字的。有字的这一类，它所负载的信息当然就更丰富。有字的东西和挖出来的一般东西不大相同。当然也可以作为另外的一类。
我是不是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说说那些没有字的东西？没有字的东西。在我看来，对于精神文化的某些方面，甚至于对古书的研究也很有用。我特别推荐考古所张长寿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在《文物》l992年第4期发表，题目叫《“墙柳”与“荒帷”》。特别是里面讲了铜鱼，这见于礼书的郑玄注。用考古材料一讲就清楚了。类似这样的研究，今天不可能多谈。考古发现的东西，或者遗址，或者墓葬，或者建筑，或者服饰，或者各种器物的形制，都可以了解古书的真伪。像墓葬中这些铜鱼，作为棺盖上的装饰，一串串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东西主要都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近在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发现这种铜鱼很多。墓打开一看，张长寿先生在那儿说，这和我们在沣西挖的东西一样。我们挖的墓大多是盗过的，这儿是完整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证古书的一些讲法。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仪礼》这本书确实是讲春秋的，至少是有相当一部分是和春秋时代有关，
这些都是没有文字的东西。我想这些是比较直接的。还有一些是比较问接的。既然是间接的，那就不一定很准确了，但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体会的。比如说前一个时候大家都看到良渚文化出土的大玉琮。那种琮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你从侧面看是一个玉琮，但从上面看就是一个玉璧、是按照璧的形式做的。很多人都知道璧是礼天的。琮是礼地的，这个大玉琮是把天和地结合起来的。当然这一点仅仅是推论。不能直接证明一定是对的，可是至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讨论良渚文化的朋友有这样的看法，我个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当然这些是间接的，不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铜鱼，是可以直接看到的。这类情形，我们还可举很多例子。它不仅可以证明我们对很多问题研究得不够，而且还可以证明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后证明，他们的看法还是对的。
有一个例子可能不恰当，聂崇义的《三礼图》，它的内容很多可能是从汉代和六朝的一些图传下来的。它把器物每每画成一种动物形状，背上背着个尊。宋仿的铜器很多是这个样子。后来人就说这种东西是杜撰，实际不是这样，没有动物身上背个尊的。现在像这样的东西出了好几件，*近文物精华展上看到的一件，完全是这个样子，可见《三礼图》虽然画的不一定都对，但是并非毫无所据。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东西别那么轻易怀疑。
当然，今天更重要的东西还是带文字的东西。带文字的考古发现，即第三重证据，是更重要的，它的影响当然特别大。王静安先生讲近代以来有几次大的发现，都是带文字的材料。（上世纪）20年代，他写了《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你们知道这篇文章*早发表在哪儿吗？先见于《清华周刊》，后来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科学》杂志是卢于道主编的，他和秉志、胡先骕等是当时的留美学生，这些人回来后成立了一个中国科学社，出版了《科学》、《科学画报》，后者由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编辑。说起这两个人，我总是带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是想学科学的。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从他们的这两种杂志学来的。王静安先生的文章就是印在《科学》杂志上，我过去曾经有过一本，现在是珍本了。
王静安先生说，中国历代发现的新学问都是由于有新的发现。他举的例子很多，*重要的是汉代的孔壁中经和西晋的汲冢竹书，都是地地道道的古书。这些古书发现之后，对于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种作用到今天还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新发现至少不比那个时候少吧？可是有一点，重要性差些，比如我们还没有发现《尚书》。张政烺先生总是说什么时候挖出《尚书》就好了。
现在的发现还没有《尚书》，可是至少从数量上说，比起古代一点不差，因此它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屡屡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现，这些发现使我们直接看到当时的书。我自己认为，对这些东西做全面和彻底的研究，恐怕不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做得到的。因为比如汲冢竹书，一直到清朝还有人研究，对古史研究作用很大。所以这一类新发现，它的影响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到。
对考古学的作用，我发表过一个看法。古代的东西无论在空间还是时间上与我们都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必须通过信息才可以越过。古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古书，除了这个没有第二条路，可是考古学的东西不是这样，那是另外一条途径。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曾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
古书的面貌和我们的想象是大不一样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有时候我常常说，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受去体会孔安国，或者束晳、荀勖这些人的重大成果。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来。当然他在某些点上比我们认识得更多，可是基本上他已不很了解，就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已不认识繁体字。繁体字离开我们才多少年？社会上繁体字还存在，可当时社会上已没有古文流行，人们没有这种教养。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古书是一种新的信息途径。它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学术，这个机会是前人没有的，因为至少两千年来很少有这样的机会。过去很多东西都糟蹋了，像王僧虔所见的所谓蝌蚪文《考工记》，结果根本没有传下来。还有傅奕本的《老子》提到，在徐州发现了项羽妾墓，墓里面发现了《老子》，可是没有人把它记下来，只是做了一点儿校勘，也不知道哪些是从项羽妾墓来的，是不是就是《汗简》里的《古老子》？所以今天我们要做的**步是把新发现的这些书整理出来，把这些信息记录下来，发表出来。至于说，我们学术界要想充分吸取这些东西，得到它的影响，那还仅仅是尝试。当然，今天它已经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发现的这些东西，在现已发现的这类材料里，我想今天大家*需要的有一种就是秦律和汉律。过去研究汉律，比如沈家本、程树德专门辑录汉律，他们钩稽汉律费了那么大劲。至于秦律简直不成条，所以程氏的书只叫《九朝律考》，不敢叫《十朝律考》。近年我们居然在云梦睡虎地和龙岗两次发现了秦律。秦律我们发表得还比较快。现在江陵张家山两批汉律竹简还没有发表，但可以告诉你们，材料好极了。我老劝人不要急于去讨论什么“隶臣妾”，*好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的材料太多了，如果你说错了的话，马上没法办。张家山简数量很大，**批和云梦睡虎地的简差不多，总在1200枚左右。睡虎地随葬秦律的那个叫喜的人是个令史。他抄的那些律，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没有。随葬张家山**批汉律的那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官职比睡虎地的官要高，他抄的律很多都是刑律。这批简给我*深的印象是《盗》、《贼》二律，它的细致程度比起唐律并不逊色。它考虑的各种细节，比如杀人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各种不同的对象以及亲属关系等等，非常非常细。从这一点看，从汉朝到唐朝的发展不是很多。
另一个大家*关心的是马王堆帛书的《周易》，特别是《易传》。关于《易传》，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易传》中的《易之义》比今本《系辞下》多出很大的一段，而这一段和今本《系辞》有同样的哲学意义，这当然极其不得了。
当然除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很重要的发现，比如定县八角廊的西汉竹简《论语》，估计还保存有今本的百分之七十五。另外还有《周易》，那是阜阳八角廊汉墓出的，是占卦用的，像《火珠林》这类玩意儿。
……

李学勤讲中国文明 作者简介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组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如：1981年至1982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客座院士，1985年任日本关西大学客座教授，1988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客座教授，1990年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聘教授，1993年起任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名誉教授，1998年任美国达默思大学蒙哥马利教授，2001年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2003年任韩国明知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