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前言

关于澳门问题的学术研究，近几年来发展速度极快，80年
代初还几乎是一片荒芜，而至90年代则已呈百花争妍之态。数
年前，澳门的朋友提出“澳门学”这一概念。“澳门学”提出后，赞
成者不少，异议者有之。异议之一，称“澳门学”概念不确，不如
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异
议之二过去，凡以“××学”命名的区域性研究，多是研究者对
异国或异域的称谓，如西方早期所谓之“汉学”和“东方学”，多少
带有一些殖民主义色彩，澳门学的提出似乎也会带有这类嫌疑。
异议之三，此时提“澳门学”恐怕为时尚早，建立澳门学的条件尚
未成熟。
先谈**个问题，澳门学的概念。这里关键是这个“学”字，
这里的“学”不是指一般的知识学问，而是指一种学术分类或一
定的科学领域，也就是说，这个“学”字是指学科而言。前面又冠
以“澳门”二字，那就限定了这只是一门专门研究澳门问题的区
域性学科。既然是区域性学科，那发生和存在于这一区域的有
关问题均应是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这一概念是十分清楚明晰
的。是否称“澳门学”不如称“澳门文化”或“澳门历史文化研究”
含义广而概念明确呢？现在国内很多区域研究概以“文化”称
之，如齐文化、吴文化、楚文化、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愚意以为，
“文化”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
界进行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加工。自然界包括人自身，以人为主
对自然界进行加工的都属於文化”（金克木语）。狭义“文化”则
专指人类对自然界的精神加工。即以“人文进化论”者言之，“文
而化之”多停留在人文层面上。若以“澳门文化”命名，容易使我
们对澳门的研究局限於狭义“文化”的范畴之内，那与“文化”平
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又置於何处呢？澳门之刑事犯罪、慈善工
作、垃圾焚化则亦当摒弃於外了。而“澳门学”可以涵盖所有澳
门问题研究。唯此一词，可以较为准确地表述研究澳门的千景
万象。
第二种意见可能在上一辈学者中较多。基於以往的历史，
在“汉学”与“东方学”由西方学者提出及付诸实践的早期，确有
协助推行殖民主义国家东进政策之事实，其早期研究成果亦多
带有歧视中国的殖民主义色彩。这种对以往事实的认同，造成
了部分老一代学者的成见。好像今天再提“澳门学”这一类词
时，就一定有殖民主义色彩之嫌，而澳门本身又是葡萄牙殖民统
治之地，称“澳门学”则殖民主义色彩之嫌更重，似乎“澳门学”只
能是外国研究者的称谓，而中国学者称“澳门学”则大不应该。
其实“学”本身既不带民族性亦不带阶级性，对澳门的研究既不
只限於中国人亦不只限於外国人，任何冠以“××学”的区域研
究，既可以异域人研究，也可以本域人研究。过去的汉学、藏学、
蒙古学都是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今天则被我国学者认同。台
湾今天仍有“汉学研究”的杂志，日本亦有“东方学”的研究杂志，
均未因是西方学者提出，早期确有殖民主义色彩而废此名。更
何况，学科建设本身就是发展的，决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创新。
过去以“××学”命名的区域研究，许多是对异域的研究，多带有
殖民主义色彩，难道我们今天就不可发展成既有异域人参加也
有本域人参加的研究吗？同时藉以彻底清扫这些区域研究中的
殖民主义色彩，岂不更是好事？“澳门学”的建立亦确有这双层
的意义。
言条件不成熟者，理由*充分，实有顾虑之必要。粉碎“四
人帮”后，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在学术界表现非常活躍。十几年
来，各种新学科的提出与建立如雨后春筍，这是褒义提法；如稍
一贬之，更似过江之鲫，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新学科提得太多，
则必有滥者，故很多根本不具备建立新学科条件的研究项目纷
纷登场，戴上了××学的帽子，张扬其势，引起学界许多反感。
不能因为过去新学科的提出有过滥现象就不敢再提议建立
新学科，建立“澳门学”，关键是看其条件是否具备。那么，建立
“澳门学”需要哪些条件呢？我不想在“澳门学”的定义上作繁琐
考证。只想从以往新学科的建立来看“澳门学”建立的条件。研
究《红楼梦》，后发展成为著名的“红学”，而研究《聊斋志異》、《封
神演义》却没有发展成为“聊学”、“封学”。研究敦煌，后发展成
为显赫一时的“敦煌学”，而研究“大庆”、“大寨”却没有成为“大
庆学”、“大寨学”。为什么？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被研究对象
的内涵量，二是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被研究对象可
供研究的内涵量很大，而对这一对象感兴趣的研究者又具有一
定的数量和质量，我想，这个“学”大概就可以建构起来。当然，
具体到一个新学科的建立，还应有许多其他方面的条件，但其他
条件应都是操作层面上的。一门新学科的建构，其核心条件，即
为上述两方面的“量”。
“澳门学”的建立就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而论应该说是具备
的。先谈澳门学的内涵量。如果从地域面积来讲，澳门仅有二
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块小小的土地，却在
四百多年前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一座桥樑，直接或间接对东
西方近代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四百余年来，这一小小半岛与
世界上*主要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关系，不仅形成悠久灿烂、独
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亦曾被称之为“亚洲第
五条小龙”。袖珍型的土地，国际化的城市，其中有多少奥秘，有
多少课题需要我们去发掘、探索、研究、总结，其可供研究之内涵
无法估量。以研究澳门历史为例，四百余年来澳门政治体制的
发展演变，中葡两国对澳门行使的司法权，澳门经济的兴衰，澳
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葡关系，澳门与日本、与菲律宾、与印
度、与越南、与泰国、与印尼、与巴西、与英国、与荷兰及粤港的关
系等均是极为重要的课题，既有研究价值，亦具可供研究的基
础。在历史研究中，澳门的档案即是一座穷数十年之力亦难以
开采罄尽的宾山。以档案存积的数量而论，完全可以和著名的
“敦煌学”中的敦煌经卷媲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经卷共六
万余件，散布於世界各地，其内容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语
言、艺术、科技等各方面。而有关澳门的文献档案全世界共有多
大的量，恐怕至今仍无法统计清楚，仅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整
理出来1630——1833年的葡文档案就有十万份，1833———1974年所
藏档案亦不少於前者。葡文档案，在葡萄牙还被东波塔档案馆、
里斯本公共图书馆、里斯本科学院图书馆、里斯本地理协会图书
馆、外交部历史档案馆、儒达公共图书馆、埃武臘公共图书馆收
藏，在澳门则有市政厅图书馆、贾梅士博物院、仁慈堂、澳门主教
堂、各教区教堂及一部分葡文中学和老牌中学收藏。中文档案，
澳门何东图书馆，葡萄牙东波塔档案馆，北京**历史档案馆、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档案室均有收藏。至於荷兰海牙、英国
伦敦、法国巴黎、美国、梵蒂冈、印度、泰国、日本、菲律宾、西班
牙、意大利、越南、巴西等国都有各种文字的档案收藏，其内容亦
涵盖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经济、法律、科技等方
面，其中绝大部分材料尚未被人利用，其可供研究的价值无法估
量。其中所表现的问题，我相信有许多会填补16——19世纪中国
史及世界史研究之空白。
澳门学可供研究的范围决非仅是历史。澳门宗教亦是一涵
量极大的研究课题。澳门旧有“东方梵蒂冈”之称。天主教从
1552年沙勿略死于上川始，紧接着登陆澳门，先后有二十多个
国家的传教士在这里活动，仅中国明清*盛时有三十万人入教。
在澳门又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经典。尔后，基督新教又在
澳门传播，并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后转移至香港发展，也给
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可供研究的资料。澳门宗教可供研究者，除
天主教、新教外，还有佛教、道教及澳门的民间信仰，虽然没有留
下较多的文献，但其文物碑志及实物资料不少。其他宗教如伊
斯兰教、巴哈伊教、摩门教、白头教等虽影响较小，但亦有研究价
值。
还有澳门的艺术值得注目。澳门是我国西洋音乐与西洋美
术的发祥地，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澳门，西方的宗教音乐和宗教
绘画就很快在澳门流播。澳门教堂内的西洋风琴及西洋乐队，
圣保禄学院开设的音乐课程，不仅使早期的澳门人受西洋音乐
的薰陶，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传播西洋艺术的人才。西洋美术，包
括建筑、雕塑、绘画，在16世纪时，就已成为澳门文化*显著的
特徵。教会在南湾嘉思栏修道院设立刺彇厂和画坊，专门生产
和出版教徒们穿的衣袍和宗教画。至今在澳门天主教艺术博物
馆内还保存有许多16——17世纪的澳门西洋宗教画，如《日本罗
马教徒殉难图》、《圣米迦勒天使图》等。早期的澳门西洋画艺术
家，属西洋传教士有利玛窦、利类思、乔瓦尼、马国贤、南怀仁等，
属中国修士者有游文辉、石宏基、倪雅谷及吴历，被认为是澳门
居民的其他外国艺术家有日本大竹曼西奥、田手鸟及越南的冯
玛窦，在澳门居停并留下澳门题材作品者有荷兰人狄奥多·德·
布里、约翰·纽芙荷，英国人范西公爵、约翰·韦伯、丹尼尔叔侄、
威廉·亚历山大。到19世纪，则出现澳门美术史上蔚为壮观的
时代，一批长期寓居或短期逗留澳门的艺术家将澳门西洋绘画
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代表人物有钱纳利、屈臣、巴普蒂斯
塔、塞卡尔、波尔傑、海因、希尔兰及关乔昌、关联昌兄弟。特别
是这一时期形成的“钱纳利画派”，使澳门发展成为中国晚清外
销画製作基地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可供研究欣赏的艺术品。
其他如澳门教育、新闻传播、法律、经济亦莫不如此。
澳门研究起步是很早的。19世纪初瑞典人龙思泰（A.
Ljungstedt）即完成了**部澳门史著作。其后虽陆续有一部分
学者投入这一行列，但人数及规模始终有限，这种状况一直继续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十几年来，澳门研究队伍逐步壮大，
仅以澳门本土而言，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研究人员总数已逾百
人，其中有许多学科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中国内地更出现研
究澳门的热潮，据统计，全国设置的各种有关澳门的研究机构有
三十多个，研究人员大约超过百人。葡萄牙本土亦很重视对澳
门历史文化及宗教、艺术方面的研究。我不知道葡国是否有这
一方面的统计数据，据我们目前从各种渠道获得的讯息看，从事
澳门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为数不少，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也有相当
的数量，其质量水准整体来讲决不在我国学者研究水准之下。
我不完全同意我国学者的某些提法：研究澳门历史应该以中文
记载史料为主，结合外文资料互相印证。澳门问题不是一个单
纯的中国问题，当事者是中葡双方，对史料的要求只是一种客观
史实的表述，这里不存在主次问题。关键是看哪一方记载的更
符合事实，那我们的研究就应以那一方的记载为主，不管它是中
文还是外文。在澳门研究的许多问题中，中文记载缺漏太多，有
些

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 内容简介

片断：
芏角睸imaode
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
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
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
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
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
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
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
月也（应为1521年）。③
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
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
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
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
记载：
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
（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
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
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
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
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
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
（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
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
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
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
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
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
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
记载：
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
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
润。⑦
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
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
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
1·Tamao是一个岛屿。
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
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
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
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
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
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
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
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
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
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
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
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
后记：
转折。
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
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
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
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
我还是离开了它。
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
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
国南方*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
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
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
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
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
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
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
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
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名人吧！
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
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
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
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终对
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
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
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
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
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
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
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可悲者，落得
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
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
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
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
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
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
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
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
戒：一定要尽自己*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
真帝。
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
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
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
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
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
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
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
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
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
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
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
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
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
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
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
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
（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
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
（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
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
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
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
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
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
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
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
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
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
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
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
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
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
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
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
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
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
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
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
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
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
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
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
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
*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
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
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
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
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
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
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
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
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
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
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
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
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
了补充和修改。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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