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黄土高原、被千沟万壑所簇拥的延安,因为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后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和示范区,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长期工作生活之地,早已蜚声海内外。
历史在这里翻开过不同寻常的一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历史是会说话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延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仍然向来自天南地北的人们,述说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许许多多的故事,述说着珍藏在人们的记忆里、镌刻在辉煌的史册上的七大。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一座团结、胜利、不朽的里程碑。为何说七大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何时开始筹备?为什么筹备的时间特别长?七大的代表如何产生的?各代表团如何组成的?七大代表在大会上发挥了什么作用?七大的选举是如何进行的?有何经验?七大总结了党的哪些历史经验?七大作出了哪些历史贡献?七大为何提出团结和胜利的方针?七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处于何种地位?七大在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历史上,有何作用?有何经验及教训?七大与共产国际、联共(布)有何关系?七大路线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的?
上述问题,有的在过去的书中曾有提及,更多的则因为各种原因,语焉不详,特别是缺乏深入的、具体、生动的细节。所以,七大这样一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重要大会,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给人的印象比较单调、笼统。
筹备七大的漫长过程
七大从什么时候开始筹备?通常的说法是1931年1月。当时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次作出了关于召开七大的决议。实际上,七大酝酿和筹备的时间还要更早些。有当事人回忆,从1929年开始,中共中央就开始准备起草七大党纲。因为1928年通过的中共六大党章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所以1929年开始筹备七大也是可以理解的。
陆定一在1928年3月召开的共青团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不久又被少共国际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底,他赴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回忆说:
1929年7月,中共中央鉴于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准备在1930年内召开七大,写信给代表团,指定在莫斯科的同志负责起草党纲。党纲起草委员会由瞿秋白、张国焘、余茂松、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组成,以瞿秋白为书记。邓中夏因为要回国,中央没有要他参加。起草工作限3个月完成。6个月送到国内。苏联同志由谁参加,中央要代表团和国际东方部商定。这封信辗转到年底中共代表团才收到。瞿秋白的意见,中国方面参加的人应少一些,苏联同志多一些。他提议由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瞿秋白、邓中夏、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邓中夏当时已暂不回国。国际东方部的意见是暂定1930年七八月间仍然在莫斯科召开,请中共中央考虑决定。这个时候代表团的处境已经很困难,这件事情也就没有认真进行。
从上可见,1929年启动的七大党纲的起草工作,是为1930年召开七大作准备。近年来解密的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1928年11月12日,具体承担共产国际指导中国事务使命的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委员会在莫斯科宣告成立。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预先仔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以便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统的指导”。其中包括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共产国际下属的中国委员会将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并提交七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可见对中共七大的重视。虽然文件没有具体说明中共七大将于何时召开,但准备召开七大是没有疑义的。由于各种原因,中共七大既没有能在1929年、也没有能在1930年召开,而是一直推迟到1945年才得以召开。但七大的筹备工作从未停止,时断时续地经历了17年。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阶段,初步酝酿阶段(1929年到1937年12月前)。
这一阶段经历了8年多时间。中共六大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六大确定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是民主任务,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继续进行土地革命战争,中国革命出现了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1929年开始筹备,1930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作出召开七大的决议、进行过文件方面的准备。其间党内有不同意见时,也有党员和干部提出要召开七大来解决问题。1930年11月底,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支持下,赶写了以“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为主要内容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这个小册子既反对负责当时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也反对三中全会后负责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危言耸听地以“挽救党”的名义提出要召开党的七大,“以便根本改造党的领导”;在七大召开之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改变政治局的成分,“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党内问题的报告,提出全会所面临的几项“不可迟缓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准备召开七大。《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把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和其他文件作为“*不可延迟”的任务。决议案提出:要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大会,并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做准备工作。但当时的党中央急于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紧接着又忙于指挥红军开展几次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战事连绵不断;更由于叛徒的破坏,环境更加险恶,王明去了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其他各根据地的红军也先后进行战略转移,因此,七大没有能够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设想召开。
在此期间,面对党内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也有同志提出过召开七大的要求。原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李铁夫,痛感“左”倾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于1933年冬至1934年春,连续在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上发表10多篇文章,提出党内的争论要在党的七大加以解决,还提出纠正党内错误倾向的措施。1933年12月,他在《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中建议:“在可能范围内召集七次大会或五中全会(如果这些会议不可能的话,可召集临时扩大会议),根据各地的具体材料,彻底的检讨”。李铁夫意见得到河北省委多数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但临时中央却指示驻北方代表强行在河北党内开展反所谓“铁夫路线”的斗争,对李铁夫给予撤职等处分,并改组河北省委,将省委内部的正确意见暂时压制下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被迫率领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所以,七大召开无从谈起,到莫斯科开七大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结束了“左”倾错误统治下的教条主义的军事指挥路线,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此后,中共中央经历了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领导了长征的胜利,并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在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也提出要通过召开七大来解决党内分歧。1935年12月,根据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但是,召开七大的条件仍不具备。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分别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和苏区工作会议。因为参加白区工作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毛泽东在会后又把这次会议称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没有能够举行。主要原因还是条件不具备。举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当由全国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参加,但当时党在全国的地方组织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要满足这个要求比较困难。所以召开了对代表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代表会议。
第二阶段,初步筹备阶段(1937年12月到1938年8月)。
这一阶段,七大由初步酝酿开始付诸行动。成立了七大准备委员会,讨论了大会代表的选举、日程等具体问题。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企图独占和灭亡中国。不甘心沦为亡国奴的中华民族在危急时刻为民族独立而奋起抵抗,全面抗战爆发。根据对形势的估计,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基本指导路线。为了保证这条路线的执行,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任务,强调要使党“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5条措施,其中之一便是:“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一行回到延安。毛泽东对王明等人回国非常重视。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带回了共产国际对中共在新形势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议。为了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提出“在*近时期内”召开七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七大筹备由前期酝酿进入初步筹备的开始。
12月13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近期召开七大,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和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保障对日抗战的*后胜利,同时总结六大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由25人组成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毛泽东、王明、朱德、周恩来、项英、张闻天、张国焘、秦邦宪、康生、陈云、王稼祥、彭德怀、任弼时、邓发、刘少奇、何克全、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曾山、张鼎丞、陈毅、杨靖宇、高岗。从上述成员看,基本上兼顾了方方面面,包括正在东北坚持抗日的东北抗联**路军政委兼**军司令员杨靖宇。
……
李蓉,1954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92年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国共关系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理事。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历史研究。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简史》等的修订和写作。出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人民民主——毛泽东的理想和实践》、《走向辉煌——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朱德与毛泽东》等著作多部。发表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国共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沦陷区人民抗日斗争、大后方民主运动、中共七大等方面的论文多篇。曾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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