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文学.60家:沈从文精选集【精】 本书特色

在如画的湘西小城,有一位如诗的姑娘……
沈从文以一篇纯净的如同水墨画般的《边城》,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的作品中营造的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充满令人眩惑的诗意,总能带给我们恒定而久远的感动。再平凡的人,再平凡的事,在沈从文的笔下总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是从文的魅力。
至真至美的大师作品 深刻尔雅的文学经典
典藏百年的华文精粹 领略文字的盛世华章"
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 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路遥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是其中一本。
湘土异域情 贺兴安
当剧烈的变革把政治需要提升到突出位置的时候,文学的本性在另一面又显示它的沉稳和持重。文学的这种本性和宽容性是耐得住颠簸和寂寞的。作家的命运也常在这种一波三折中,终于得到世人公正的界定。沈从文就是这种中国现代作家中*具声望,又带传奇性的一位。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家庭,祖父少年时卖马草为生,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辞官归隐。父亲参与辛亥革命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后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到关外。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谈及不同民族血统的影响时,施蛰存说他存在“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湘西的山水人情瑰丽而又浪漫。这里属楚文化区,中原文化鞭长难及。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沈从文,幼年贪玩逃学,对人生万象充满了好奇与求知欲。他觉得“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祖母是苗人,“照当地习惯,和苗族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族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从文自传》)。辛亥革命时,年约九岁的沈从文听说衙门从城边抬回四百多个人头和一大串人耳朵,又在天王庙大殿里看到犯人用掷竹的办法决定自己的生死。过了十四岁,他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看到过诸如兵士押解着十二三岁的孩子,孩子挑着自己父亲或者叔伯的人头,后面跟着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一担衣箱,一匹耕牛的惨状。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和文物。后来,又在一家报馆读到《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和一些新书,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启迪。他反省“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他感到有一种新的、更理想的、通过“文学重造”达到“社会重造”的工作等着他去做。于是,二十岁时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沈从文1923年夏到北京,生活清苦。他自修成才,转益多师。早年创作中,不忘情于湘西乡下,又瞩目于城市人生。他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体裁样式又多方尝试,包括散文、戏剧、诗歌和长中短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以童话形式指斥了包括崇洋媚外在内的诸多丑态恶行;《龙朱》(1929)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组短篇小说;《月下小景》(1933)改写了一组佛经故事,作者取名《新十日谈》,意在列入大众文学,供读者把玩。笔下的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除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是他熟悉的,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也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总的质量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如湘西题材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独到的观察与生动的剪辑。《十四夜间》(1927)、《**次做男人的那个人》(1928)篇幅很短,写沉沦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写邂逅时的忏悔,从人性丑中挖掘出了人性美。1929年发表的《会明》与《灯》,前一篇写军队火夫,后一篇写家庭厨子,人物性格憨厚善良,却又各具特色。
沈从文进城后,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文化人。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大目标,在结交朋友上不以政治划线,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在文化思想上,不拘泥某个主义和流派,而是杂取众家,包括他突出地提到的从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鲁迅、郁达夫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1925年就提到“潜意识”,从林宰平学习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聂仁德姨父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地方自治和宇宙论,向丁西林、许地山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从周作人、张东荪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观点,还吸收了西方变态心理学的某些主张。《阿金》(1928)写村寨人求偶婚配中的偶然、愚昧和生命的无力,《如蕤》(1933)写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以及骤然辞别,《都市一妇人》(1932)写一位女性被玩弄以及玩弄人、终于抓到一个心爱的丈夫又亲自弄瞎了他的眼睛以求不再被遗弃,从中可明显看出民俗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影响。
沈从文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他有别于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本质)+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阶级性)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新辟蹊径,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
沈从文晚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自我评述》,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在早年的多方探求和尝试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于湘西世界了。《柏子》(1928)是他的**篇成名短篇小说,是确立他的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30年代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收进了这篇作品。鲁迅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列举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七八个*好的小说家。作者以不同于内地作家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眼光,把笔触伸向了湘西河流的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同吊脚楼妇人的炽热情欲写得活灵活现。船只一靠岸,桅子上的歌声便起,妇人把临河的窗子打开,一会儿,这船上唱歌人就跃上吊脚楼:“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炎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人物对话充满了村野与泼辣,女人责怪这“悖时的”来得太晚,男人要她赌咒真那么“规矩”。末后,是互表“忠贞”,是女人把柏子随身带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积蓄一两个月的铜钱倒光。然后,柏子点燃废缆子回到船上,等待再过半月一月的下次欢聚。多么热情而又令人悲悯的乡间生灵!
比较起来,《丈夫》(1930)有更为深广的开掘。离开了石磨和小牛也离开了丈夫的女人,是为了接济家庭到妓船卖身的。丈夫来船上探亲,碰上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舱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在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塞一片冰糖。作品提到这夫妻在农村受到村长和乡绅的盘剥,写到水上水保、副爷、巡官的胡作非为,他们都是可以随意霸占妻子而丈夫只得躲进后舱的人物。在妻子身边,作品安置了年长的掌班大娘和年幼的五多,她们是妻子的未来与过去的影子。*后写到他们第二天一早回乡。但谁能担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
作者*早的短篇小说,更像散文,结构上散漫无序,到了《柏子》、《丈夫》已达到结构上的严整了。在表现风格上,有人称作者“使悲啸的大号化为一支悠远的洞箫”(何立伟),日本的冈崎俊夫谈到《丈夫》时说:“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冈本隆三(日本)赞扬沈从文远远脱离道德君子的感情,能在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黄永玉说:“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在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以便多侧面展示湘西世界的底蕴。《旅店》(1929)是借旅店这个特定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性意识的勃发,写出她、驼子助理与大鼻子客人为偶然性的生死命运所播弄,在人生如梦的世界里各自又受到制约的漂泊感和难言的苦痛。《菜园》(1930)写玉太太的儿子和媳妇作为共产党“陈尸教场”,全篇贯穿悲剧调子,从人物爱穿的白麻布白绸子衣服到白菜、冬雪、白菊、白色母鸡等场景道具,渲染一派凄清和悲悼色调。《黔小景》(1931)表现出作者的绘画才能,写客栈烤火,写旅途惨状,人与影的配搭,光与色的运用,是一幅惨不忍睹的贵州难民图。1937年写的《贵生》,阶级斗争色彩较浓,这位厚道助人的青年农民的情人被五爷霸占后,奋起烧掉房子。作者爱憎鲜明,至少在客观上肯定了特殊条件下暴力的合理性。
《八骏图》(1935)则是城市题材的代表作。沈从文写城里人,也明显烙印着他这个“乡下人”艺术家的眼光与情感。小说写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休假和讲课,发现同来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达士说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通篇又是达士的一幅自嘲图。达士自认是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需要医治,成了奴隶。小说以达士到青岛始,将离终,以写信始,拍电报终,通篇贯穿那个有点神秘感的女人的黄色身影,采用颜色学上富于刺目性的“黄色点子”,让她晃动其间,布局上错落有致。“八骏”之说,就是“乡下人”的反讽。假道学的虚伪,反自然的矫情,粗鲁的纵情主义,都在揶揄之列。对于这篇作品,不能停留于对人物的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的认识和分析,如果只讲“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正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司马长风),这就太拘泥于事象的表面,倒是金介甫讲的“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把握了这篇作品的主旨。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他从沿途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里,整理集结成了散文系列《湘行散记》。它同三年前的《从文自传》有好多印象叠合的地方,前为现实见闻,后为往事追忆。三年后,抗战爆发,他第二次回故乡,又写了《湘西》。加上这之前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见出了沈从文在散文、纪实文学方面的卓著成绩。总根于他这个“少见的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汪曾祺)的爱,他的笔下蘸满了感情的浓汁,带着一种“乡土性”的抒情,在对读者喃喃诉说式的叙述风格中,从“淡淡的孤独悲哀”中感受到他对家乡人的深深悲悯。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因为读了《湘行散记》,把沈从文列入优秀散文作家。《从文自传》出版后,周作人在1935年《论语》杂志举办的“我*爱读的三本书”里,把它列为**本。沈从文在这些散文系列长卷里,把历史回顾、现实观察同人世变故加以综合处理,由浓郁得化解不开的感情所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常有的市井气、闺秀气、学院气或闲适气。
《湘行散记》写他**次回乡,可以和《从文自传》相印证,可以“温习那个业已消逝的童年梦境”,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构成这个散记的突出主题。作者看到船上站着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于是感慨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简单、*常见的是单个人的人生循环、人人相因。《桃源与沅州》写到一只桃源小划子的人员格局:一个舵手,一个拦头工人,一个听使唤打杂的小水手。这种小水手“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希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他们是明天的拦头工人或舵手,再重复另一种人的命运。吊脚楼里妓女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年轻时同水手大概有过真情的恩爱与相许,到了年老多病,只能胡乱吃药打针,“直到病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后那一口气。”这类卑微的人生循环,只能是维护着一个蠕动着的社会的继续蠕动。《老伴》记述作者三次路过泸溪县城绒线铺。**二两次是同一个补充兵(成衣人的独生子),那补充兵看中了铺里的女孩子,发誓要娶她。到了十七年后的第三次,作者又在这里看到一个女孩子,“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同以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很明显她就是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在黄晕晕煤油灯光下,我原来又见了那成衣人的独生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如果说,人生循环乃是历史循环的基础和表征,作者对于这种拖累历史的超稳定现象,发出了深长的慨叹。
沈从文谈自己说别人,都不去遵循道德君子的通行指路牌,而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行其所当行。作品敢于触及自己潜意识里对异性的慕悦,这在汉族作家来说会是必须遮掩而不便启齿的。作者还处理了一些怪异的、常人不敢涉猎的材料。《从文自传》里写过一个卖豆腐的青年,把一个刚刚死去的商会会长的美丽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掘去,背到山洞里睡了三天,他在就地正法前给作者露出了一个“微笑”。另外,还写到一个土匪出身的大王想保释一个美丽的女匪首,并同她在夜里“亲近过一次”,临到处死他们时,大王给众人“送了一个微笑”,女犯则“神色自若”、“头掉下地尸身还并不倒下”。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讲,上述人事不值一提,但作者让人们注视这块湘西土地上怪异的、忽开忽落的花朵,给读者深广得不可测量的人生思索提供新鲜的例证。
《记丁玲》、《记胡也频》作为两位革命作家的人物特写,作者是本着友人与知情人的责任,在他们一个被杀、一个失踪时,为了不至于忘却而记录下来的。他立意写出一个多面的、圆形的、完整的人物。作品在整体上展示了女作家“异常美丽的光辉”,同时也写她在荒郊的“痴坐痛哭”,写她同胡也频的同居和吵嘴。它让我们看到革命者有血有肉的灵魂,包括他们性格成长中的稚气和弱点。当作品再描叙他们的信仰、追求与献身,写到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写到来人表示慰藉与同情时,她“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就让读者留下了一个坚忍强毅的女革命者形象。
除了众多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篇章外,沈从文写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两者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1933年夏天,沈从文同张兆和在山东崂山看见溪边一个哭泣的穿白色孝服的小姑娘烧纸钱提水,便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一个故事!”据作者自述,翠翠这个形象还糅进了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和他的新婚妻子某些投影。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他创作的一个着力点。此前,《萧萧》(1929)写了一个已婚的童养媳手里抱的丈夫只有三岁,他同粗膀子花狗的野合差一点落得个“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对她来说,只能照顾丈夫长大,再抱抱自己“新生的月毛毛”。《三三》(1931)写一个未婚女子,写三三在封闭偏僻的碾坊里长大,写她十五岁时对一个悠忍而来的城里白脸男子产生种种幻想,又因他突然死去而使这幻想发生断弦似的崩裂。《边城》里的翠翠比她们有较多的自主追求,小说全景式地展示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为充分地描写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的错综纠葛。
00《边城》突出“善”的悲剧。它同西方那种着眼于伟大与崇高的毁灭的悲剧模式不同,出现的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翠翠写得很美,“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她有一个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她不是被恶人恶行逼入苦境的。大老和二老都爱上了她,因为阴差阳错,她所爱的二老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她偏偏睡着了,一气之下去了桃源。这时,祖父又去世了。诚如作者说过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水云》,见《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00这部作品又是作者的一个梦境。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乡镇常事,都写得相当理想化。老船夫不要过渡人给钱,发出“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的埋怨,确有“君子国”景象。但明眼人仍不难从作品的背景材料看出社会矛盾。作者直言不讳他的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的写作企图。日本作家山宝静说的“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嫌恶之感”,也切中了作品的旨意。
《长河》是作者写作时间*长(1938—1942)、规模*大的作品。假如说,《边城》偏重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慕,《长河》就现出写实风格的现实褒贬。它以1936年长河上的吕家坪码头为基地,依作者在《长河?题记》说的,“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所谓“常”,就是长河流域的漫长的、超稳定的自然经济,是自屈原以来不是“吃土地饭”(种地)就是“吃水上饭”(行船)的生活方式。所谓“变”,就是绵延不断的大小内战,是强加给吕家坪的国民党保安团。作品围绕这个思路编织人物,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画,给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老水手满满、橘园藤长顺和商会会长都是吃水上饭和吃土地饭的。老水手硬朗而又耿直,藤长顺厚实不失机警,加上商会会长的上下应酬左右周旋,给读者留下了乡镇河街的历史人物剪影。在今天看来,他们纠缠于人生琐事,耗费了过多的智力与体力,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实际贡献却又很少,是另一类令人叹息的生灵。从上面派给吕家坪的保安团、各种名目的捐赋以及闹剧式的“新生活”运动,给这里带来了“变”。保安队宗队长集中了这种乡镇社会的三大罪恶:侵占民财,贪赃枉法,调戏妇女。沈从文对他批评的人物(包括那个大王、女妖和豆腐老板)极少做全然否定性的描写,宗队长例外,他同作者在《巧秀和冬生》里写的调戏妇女不成便将她“沉潭”的族长一样,是十足的恶人。
作品里的夭夭兄妹,是令人喜爱的青年人。夭夭的哥哥三黑子是敢于把“恨”记在心里的人物。他“人缘好”,“为人正直”,同宗队长的对峙总有剑拔弩张之感,两人代表善与恶的两极。他喊出的“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支持。作品不单写夭夭“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也不单像写其他乡村女子胸前围裙上的绣花以及手带麻花绞银手镯等等,而是突出她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自觉。写她打扫枫树叶,看见叶子“同红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对自然美的这种感受和自觉意识,使女性的表现进入了新的层次。作品还写夭夭谦虚不占先逞强,面对宗队长的讹诈挺得住,在调戏面前又能巧妙应对。在作者笔下的湘西少女中,她具有鲜明的反抗性。可以说,这部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方面有了提升,把爱与憎、悲与喜、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现实场景都综合进去了。
《长河》只完成了**卷。在续篇中,作者接下来要写蒋介石横暴占领湘西,借抗战之名消灭地方势力。但作者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推动下,沈从文早年思想激进。但他的湘西特殊经历,加上进城后的文化接受和交友联络,促成他走上了个人奋斗、突出启蒙的道路,在政治上信奉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自由主义。在尖锐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这自然要受到批评。但文化思想界的政治分歧,需要时间进行学习、交流乃至磨合,1949年初,北京大学却贴出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并引证郭沫若头一年《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指斥。从此,沈从文坠入“呓语狂言”,向妻子诉说自己已是“一只沉舟”。他曾寻求自尽而未果。同年7月召开的首次文代会,他连代表也不是。他终于放弃文学创作改行研究文物。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一条路,文化知识界的急进和极端思潮常待历史经验得到澄清和匡正。人们看到,正是当年指斥沈从文的郭沫若,却在三十年之后,以科学院院长身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写了序文。
个人经历和历史进程常常不会同步,但历史的筛选同文化的积淀终归并行不悖。改革开放后,沈从文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巴金赞扬老朋友沈从文“独特的风格”、“很高的才华”和“金子般的心”。巴金不久前去世,金庸在悼文中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佩服的文人”。大约从1983年起,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瞩目中国作家。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实力*雄厚”。许多瑞典人认为,如果沈从文在世,肯定是中国作家获奖“*强有力的候选人”。沈从文在这种未能料到、也不去预料的可能的荣誉之前就去世了,然而,他的作品却永生。

世纪文学.60家:沈从文精选集【精】 内容简介

“世纪文学60家”书系的出版,旨在囊括20世纪华文创作的精华,展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家作品,打造一份适于典藏的精品书目。她凝聚了数十位专家的心血,寄括着数以万计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读者的殷切希望。我们期望她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和历罗的淘洗,像那些支持这项事业的朋友们所祝愿的那样:“世纪文学60家”将作为各大图书馆的馆藏经典,高等学校文科考生和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目为世人所瞩目。
沈从文只有高小文化,却著文执教,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80多种,500多万字;他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却在之前过世……他,就是京派小说代表人物沈从文,《沈从文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将向你展示这位传奇作家的部分经典代表作品!

世纪文学.60家:沈从文精选集【精】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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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画的湘西小城,有一位如诗的姑娘……
沈从文以一篇纯净的如同水墨画般的《边城》,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他的作品中营造的人性、风情与风俗完美结合的意境,充满令人眩惑的诗意,总能带给我们恒定而久远的感动。再平凡的人,再平凡的事,在沈从文的笔下总能焕发出别样的光彩,这是从文的魅力。
至真至美的大师作品 深刻尔雅的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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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是一个不寻常的世纪。20世纪的社会生活风云激荡,沧桑巨变, 20世纪的华文文学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以其大起大伏、大开大阖的自身演进,书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华彩乐章中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名家联袂名作的方式,检阅和展示20世纪中国文学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长足进步,《路遥精选集》(世纪文学60家)是其中一本。
湘土异域情 贺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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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湘西凤凰人。他出身行伍家庭,祖父少年时卖马草为生,因镇压太平军有功,官至贵州提督,后厌倦官场辞官归隐。父亲参与辛亥革命起义军攻打凤凰城,后去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事迹败露后逃到关外。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母亲为土家族。谈及不同民族血统的影响时,施蛰存说他存在“苗汉混血青年的某种潜在意识的偶然奔放”。湘西的山水人情瑰丽而又浪漫。这里属楚文化区,中原文化鞭长难及。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沈从文,幼年贪玩逃学,对人生万象充满了好奇与求知欲。他觉得“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吸收消化,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祖母是苗人,“照当地习惯,和苗族所生儿女无社会地位,不能参预文武科举,因此这个苗族女人被远远嫁去,乡下虽埋了个坟,却是假的”(《从文自传》)。辛亥革命时,年约九岁的沈从文听说衙门从城边抬回四百多个人头和一大串人耳朵,又在天王庙大殿里看到犯人用掷竹的办法决定自己的生死。过了十四岁,他到土著军队里当兵,在沅水一带闯荡了五年,看到过诸如兵士押解着十二三岁的孩子,孩子挑着自己父亲或者叔伯的人头,后面跟着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一担衣箱,一匹耕牛的惨状。他当过书记,接触了许多古籍和文物。后来,又在一家报馆读到《新潮》、《改造》、《创造周刊》和一些新书,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启迪。他反省“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他感到有一种新的、更理想的、通过“文学重造”达到“社会重造”的工作等着他去做。于是,二十岁时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沈从文1923年夏到北京,生活清苦。他自修成才,转益多师。早年创作中,不忘情于湘西乡下,又瞩目于城市人生。他笔下的题材和人物多种多样,体裁样式又多方尝试,包括散文、戏剧、诗歌和长中短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以童话形式指斥了包括崇洋媚外在内的诸多丑态恶行;《龙朱》(1929)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一组短篇小说;《月下小景》(1933)改写了一组佛经故事,作者取名《新十日谈》,意在列入大众文学,供读者把玩。笔下的人物遍及社会多个层面,除船夫、水手、妓女、军人、老板、杂役等湘西人物是他熟悉的,城市的绅士、太太、学生、文人、妓女、演员也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总的质量上,写城市生活的作品不如湘西题材的,但也留下了一些独到的观察与生动的剪辑。《十四夜间》(1927)、《**次做男人的那个人》(1928)篇幅很短,写沉沦的嫖者和娼者的邂逅,写邂逅时的忏悔,从人性丑中挖掘出了人性美。1929年发表的《会明》与《灯》,前一篇写军队火夫,后一篇写家庭厨子,人物性格憨厚善良,却又各具特色。
沈从文进城后,直接接触到了新文化和文化人。他以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作为自己的大目标,在结交朋友上不以政治划线,常以性情投合从善如流。在文化思想上,不拘泥某个主义和流派,而是杂取众家,包括他突出地提到的从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以及鲁迅、郁达夫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他1925年就提到“潜意识”,从林宰平学习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聂仁德姨父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地方自治和宇宙论,向丁西林、许地山学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从周作人、张东荪那里接受了性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观点,还吸收了西方变态心理学的某些主张。《阿金》(1928)写村寨人求偶婚配中的偶然、愚昧和生命的无力,《如蕤》(1933)写女主人公的爱情追求以及骤然辞别,《都市一妇人》(1932)写一位女性被玩弄以及玩弄人、终于抓到一个心爱的丈夫又亲自弄瞎了他的眼睛以求不再被遗弃,从中可明显看出民俗学和变态心理学的影响。
沈从文缺乏政治理论思维应有的某些坚持与机敏,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血液所形成的生理素质和心理素质,个人亲历的人生苦难,使他的艺术悟性和直觉思维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在写作追求与创作方法上,他有别于新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多数作家奉为主流传统的“必然(本质)+理性”的、强调个性与共性(阶级性)统一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学模式,坚持自己的“偶然+情感”的创作追求,新辟蹊径,营造着一块引人注目、不可或缺的新鲜园地。
沈从文晚年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总体回顾时说,来城市五六十年,仍然“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自我评述》,见《沈从文别集?凤凰集》。在早年的多方探求和尝试之后,进入20世纪30年代,他的主要精力就集中于湘西世界了。《柏子》(1928)是他的**篇成名短篇小说,是确立他的独特乐章的一个序曲。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30年代编译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中,收进了这篇作品。鲁迅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列举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中国七八个*好的小说家。作者以不同于内地作家的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眼光,把笔触伸向了湘西河流的吊脚楼露水夫妻生活。船夫同吊脚楼妇人的炽热情欲写得活灵活现。船只一靠岸,桅子上的歌声便起,妇人把临河的窗子打开,一会儿,这船上唱歌人就跃上吊脚楼:“门开了,一只泥腿在门里,一只泥腿在门外,身子便为两条臂缠紧了。在那新刮过的日炎雨淋粗糙的脸上,就贴紧了一个宽宽的温暖的脸子。”人物对话充满了村野与泼辣,女人责怪这“悖时的”来得太晚,男人要她赌咒真那么“规矩”。末后,是互表“忠贞”,是女人把柏子随身带的香粉、雪花膏搜光,柏子把积蓄一两个月的铜钱倒光。然后,柏子点燃废缆子回到船上,等待再过半月一月的下次欢聚。多么热情而又令人悲悯的乡间生灵!
比较起来,《丈夫》(1930)有更为深广的开掘。离开了石磨和小牛也离开了丈夫的女人,是为了接济家庭到妓船卖身的。丈夫来船上探亲,碰上妻子接客,丈夫只能从船舱板缝里观察动静,妻子也只能在半夜里抽空爬过后舱,给丈夫塞一片冰糖。作品提到这夫妻在农村受到村长和乡绅的盘剥,写到水上水保、副爷、巡官的胡作非为,他们都是可以随意霸占妻子而丈夫只得躲进后舱的人物。在妻子身边,作品安置了年长的掌班大娘和年幼的五多,她们是妻子的未来与过去的影子。*后写到他们第二天一早回乡。但谁能担保妻子不再回到船上呢?
作者*早的短篇小说,更像散文,结构上散漫无序,到了《柏子》、《丈夫》已达到结构上的严整了。在表现风格上,有人称作者“使悲啸的大号化为一支悠远的洞箫”(何立伟),日本的冈崎俊夫谈到《丈夫》时说:“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话,一定以咏叹的怒吼来描写这场悲惨状况,这位作家却用冷静和细致的笔来描写,而且在深处漂浮着不可测度的悲痛。”冈本隆三(日本)赞扬沈从文远远脱离道德君子的感情,能在不符合伦理的东西里发现美好的感性。黄永玉说:“他的一篇小说《丈夫》,我的一位从事文学几十年的,和从文表叔没有见过面的前辈,十多年前读到之后,深受感动,他说:‘……这篇小说真像普希金说过的,伟大的俄罗斯的悲哀。’”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与我》。
在湘西题材的短篇小说中,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的设计与追求,以便多侧面展示湘西世界的底蕴。《旅店》(1929)是借旅店这个特定的场景以及女主人公性意识的勃发,写出她、驼子助理与大鼻子客人为偶然性的生死命运所播弄,在人生如梦的世界里各自又受到制约的漂泊感和难言的苦痛。《菜园》(1930)写玉太太的儿子和媳妇作为共产党“陈尸教场”,全篇贯穿悲剧调子,从人物爱穿的白麻布白绸子衣服到白菜、冬雪、白菊、白色母鸡等场景道具,渲染一派凄清和悲悼色调。《黔小景》(1931)表现出作者的绘画才能,写客栈烤火,写旅途惨状,人与影的配搭,光与色的运用,是一幅惨不忍睹的贵州难民图。1937年写的《贵生》,阶级斗争色彩较浓,这位厚道助人的青年农民的情人被五爷霸占后,奋起烧掉房子。作者爱憎鲜明,至少在客观上肯定了特殊条件下暴力的合理性。
《八骏图》(1935)则是城市题材的代表作。沈从文写城里人,也明显烙印着他这个“乡下人”艺术家的眼光与情感。小说写作家达士先生到青岛休假和讲课,发现同来的七位专家“心灵皆不健全”。达士说他们的性意识同虚饰的外表发生冲突,通篇又是达士的一幅自嘲图。达士自认是医治者,是主人,结果反倒需要医治,成了奴隶。小说以达士到青岛始,将离终,以写信始,拍电报终,通篇贯穿那个有点神秘感的女人的黄色身影,采用颜色学上富于刺目性的“黄色点子”,让她晃动其间,布局上错落有致。“八骏”之说,就是“乡下人”的反讽。假道学的虚伪,反自然的矫情,粗鲁的纵情主义,都在揶揄之列。对于这篇作品,不能停留于对人物的性意识潜意识等“无常的人性”的认识和分析,如果只讲“无常的人性,无常的爱,无常的欲,这正是《八骏图》所写的主题”(司马长风),这就太拘泥于事象的表面,倒是金介甫讲的“从病理学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对中国现代知识阶级尽情嘲弄”金介甫:《沈从文传》。,把握了这篇作品的主旨。
1934年初,沈从文回到阔别十余年的湘西故里。他从沿途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件里,整理集结成了散文系列《湘行散记》。它同三年前的《从文自传》有好多印象叠合的地方,前为现实见闻,后为往事追忆。三年后,抗战爆发,他第二次回故乡,又写了《湘西》。加上这之前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见出了沈从文在散文、纪实文学方面的卓著成绩。总根于他这个“少见的热爱家乡,热爱土地的人”(汪曾祺)的爱,他的笔下蘸满了感情的浓汁,带着一种“乡土性”的抒情,在对读者喃喃诉说式的叙述风格中,从“淡淡的孤独悲哀”中感受到他对家乡人的深深悲悯。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提到因为读了《湘行散记》,把沈从文列入优秀散文作家。《从文自传》出版后,周作人在1935年《论语》杂志举办的“我*爱读的三本书”里,把它列为**本。沈从文在这些散文系列长卷里,把历史回顾、现实观察同人世变故加以综合处理,由浓郁得化解不开的感情所绾住,摆脱了不少散文家常有的市井气、闺秀气、学院气或闲适气。
《湘行散记》写他**次回乡,可以和《从文自传》相印证,可以“温习那个业已消逝的童年梦境”,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构成这个散记的突出主题。作者看到船上站着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人,日复一日,代复一代,于是感慨着“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简单、*常见的是单个人的人生循环、人人相因。《桃源与沅州》写到一只桃源小划子的人员格局:一个舵手,一个拦头工人,一个听使唤打杂的小水手。这种小水手“除了学习看水,看风,记石头,使用篙桨以外,也学习挨打挨骂。尽各种古怪希奇字眼儿成天在耳边反复响着,好好的保留在记忆里,将来长大时再用它来辱骂旁人”。他们是明天的拦头工人或舵手,再重复另一种人的命运。吊脚楼里妓女的命运就更惨。她们年轻时同水手大概有过真情的恩爱与相许,到了年老多病,只能胡乱吃药打针,“直到病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后那一口气。”这类卑微的人生循环,只能是维护着一个蠕动着的社会的继续蠕动。《老伴》记述作者三次路过泸溪县城绒线铺。**二两次是同一个补充兵(成衣人的独生子),那补充兵看中了铺里的女孩子,发誓要娶她。到了十七年后的第三次,作者又在这里看到一个女孩子,“两手反复交换动作挽她的棉线”,同以前那个女孩一模一样。很明显她就是当年那个女孩的女儿。这时,一个“老人”出现了,“在黄晕晕煤油灯光下,我原来又见了那成衣人的独生子,这人简直可说是一个老人,很显然的,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如果说,人生循环乃是历史循环的基础和表征,作者对于这种拖累历史的超稳定现象,发出了深长的慨叹。
沈从文谈自己说别人,都不去遵循道德君子的通行指路牌,而是本着艺术家探幽烛微的勇气,行其所当行。作品敢于触及自己潜意识里对异性的慕悦,这在汉族作家来说会是必须遮掩而不便启齿的。作者还处理了一些怪异的、常人不敢涉猎的材料。《从文自传》里写过一个卖豆腐的青年,把一个刚刚死去的商会会长的美丽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掘去,背到山洞里睡了三天,他在就地正法前给作者露出了一个“微笑”。另外,还写到一个土匪出身的大王想保释一个美丽的女匪首,并同她在夜里“亲近过一次”,临到处死他们时,大王给众人“送了一个微笑”,女犯则“神色自若”、“头掉下地尸身还并不倒下”。从政治和道德角度讲,上述人事不值一提,但作者让人们注视这块湘西土地上怪异的、忽开忽落的花朵,给读者深广得不可测量的人生思索提供新鲜的例证。
《记丁玲》、《记胡也频》作为两位革命作家的人物特写,作者是本着友人与知情人的责任,在他们一个被杀、一个失踪时,为了不至于忘却而记录下来的。他立意写出一个多面的、圆形的、完整的人物。作品在整体上展示了女作家“异常美丽的光辉”,同时也写她在荒郊的“痴坐痛哭”,写她同胡也频的同居和吵嘴。它让我们看到革命者有血有肉的灵魂,包括他们性格成长中的稚气和弱点。当作品再描叙他们的信仰、追求与献身,写到胡也频遇害后丁玲“在任何熟人面前,并不滴过一滴眼泪”,写到来人表示慰藉与同情时,她“还只是抿着嘴唇,沉默的微笑着”,就让读者留下了一个坚忍强毅的女革命者形象。
除了众多的短篇小说与散文篇章外,沈从文写有中篇小说《边城》和长篇小说《长河》,两者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占据重要的位置。1933年夏天,沈从文同张兆和在山东崂山看见溪边一个哭泣的穿白色孝服的小姑娘烧纸钱提水,便对张兆和说:“我要用她来写一个故事!”据作者自述,翠翠这个形象还糅进了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和他的新婚妻子某些投影。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一直是他创作的一个着力点。此前,《萧萧》(1929)写了一个已婚的童养媳手里抱的丈夫只有三岁,他同粗膀子花狗的野合差一点落得个“发卖”或“沉潭”的命运,对她来说,只能照顾丈夫长大,再抱抱自己“新生的月毛毛”。《三三》(1931)写一个未婚女子,写三三在封闭偏僻的碾坊里长大,写她十五岁时对一个悠忍而来的城里白脸男子产生种种幻想,又因他突然死去而使这幻想发生断弦似的崩裂。《边城》里的翠翠比她们有较多的自主追求,小说全景式地展示小城生活的方方面面,较为充分地描写这个小社会的风俗民情和人物的错综纠葛。
00《边城》突出“善”的悲剧。它同西方那种着眼于伟大与崇高的毁灭的悲剧模式不同,出现的是普通人、善良人的命运。翠翠写得很美,“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她有一个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她不是被恶人恶行逼入苦境的。大老和二老都爱上了她,因为阴差阳错,她所爱的二老在选择“走马路”(唱歌)求爱时她偏偏睡着了,一气之下去了桃源。这时,祖父又去世了。诚如作者说过的,“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水云》,见《沈从文别集?友情集》。
00这部作品又是作者的一个梦境。像摆渡、教子、救人、助人、送葬这些乡镇常事,都写得相当理想化。老船夫不要过渡人给钱,发出“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的埋怨,确有“君子国”景象。但明眼人仍不难从作品的背景材料看出社会矛盾。作者直言不讳他的支持“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的写作企图。日本作家山宝静说的“看起来很平静的笔底下,恐怕隐藏着对于现代文明的尖锐的批判和抗议——至少也怀嫌恶之感”,也切中了作品的旨意。
《长河》是作者写作时间*长(1938—1942)、规模*大的作品。假如说,《边城》偏重浪漫色彩的理想追慕,《长河》就现出写实风格的现实褒贬。它以1936年长河上的吕家坪码头为基地,依作者在《长河?题记》说的,“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写出‘过去’‘当前’与那个发展中的‘未来’”。所谓“常”,就是长河流域的漫长的、超稳定的自然经济,是自屈原以来不是“吃土地饭”(种地)就是“吃水上饭”(行船)的生活方式。所谓“变”,就是绵延不断的大小内战,是强加给吕家坪的国民党保安团。作品围绕这个思路编织人物,意在抗战中给外界提供湘西社会的真实图画,给人们以“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老水手满满、橘园藤长顺和商会会长都是吃水上饭和吃土地饭的。老水手硬朗而又耿直,藤长顺厚实不失机警,加上商会会长的上下应酬左右周旋,给读者留下了乡镇河街的历史人物剪影。在今天看来,他们纠缠于人生琐事,耗费了过多的智力与体力,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实际贡献却又很少,是另一类令人叹息的生灵。从上面派给吕家坪的保安团、各种名目的捐赋以及闹剧式的“新生活”运动,给这里带来了“变”。保安队宗队长集中了这种乡镇社会的三大罪恶:侵占民财,贪赃枉法,调戏妇女。沈从文对他批评的人物(包括那个大王、女妖和豆腐老板)极少做全然否定性的描写,宗队长例外,他同作者在《巧秀和冬生》里写的调戏妇女不成便将她“沉潭”的族长一样,是十足的恶人。
作品里的夭夭兄妹,是令人喜爱的青年人。夭夭的哥哥三黑子是敢于把“恨”记在心里的人物。他“人缘好”,“为人正直”,同宗队长的对峙总有剑拔弩张之感,两人代表善与恶的两极。他喊出的“做官的不好,也得枪毙”,能得到读者的同情和支持。作品不单写夭夭“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也不单像写其他乡村女子胸前围裙上的绣花以及手带麻花绞银手镯等等,而是突出她的精神风貌和审美意识的自觉。写她打扫枫树叶,看见叶子“同红雀儿一般,在高空里翻飞”,“夭夭一面打扫祠堂前木叶,一面抬头望半空中飘落的木叶,用手去承接捕捉”,对自然美的这种感受和自觉意识,使女性的表现进入了新的层次。作品还写夭夭谦虚不占先逞强,面对宗队长的讹诈挺得住,在调戏面前又能巧妙应对。在作者笔下的湘西少女中,她具有鲜明的反抗性。可以说,这部作品在表现社会矛盾方面有了提升,把爱与憎、悲与喜、社会批判与牧歌情调、历史追求与现实场景都综合进去了。
《长河》只完成了**卷。在续篇中,作者接下来要写蒋介石横暴占领湘西,借抗战之名消灭地方势力。但作者的计划后来未能实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推动下,沈从文早年思想激进。但他的湘西特殊经历,加上进城后的文化接受和交友联络,促成他走上了个人奋斗、突出启蒙的道路,在政治上信奉超越政治、超越党派的自由主义。在尖锐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中,这自然要受到批评。但文化思想界的政治分歧,需要时间进行学习、交流乃至磨合,1949年初,北京大学却贴出打倒沈从文的标语,并引证郭沫若头一年《斥反动文艺》对他的指斥。从此,沈从文坠入“呓语狂言”,向妻子诉说自己已是“一只沉舟”。他曾寻求自尽而未果。同年7月召开的首次文代会,他连代表也不是。他终于放弃文学创作改行研究文物。历史的发展不是笔直一条路,文化知识界的急进和极端思潮常待历史经验得到澄清和匡正。人们看到,正是当年指斥沈从文的郭沫若,却在三十年之后,以科学院院长身份为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写了序文。
个人经历和历史进程常常不会同步,但历史的筛选同文化的积淀终归并行不悖。改革开放后,沈从文创作的独立和独创精神、揭示人性和人生的丰富性以及乡土性和现代性的结合,重新受到世人注目和推崇。巴金赞扬老朋友沈从文“独特的风格”、“很高的才华”和“金子般的心”。巴金不久前去世,金庸在悼文中把“他和鲁迅、沈从文三位先生列为我近代*佩服的文人”。大约从1983年起,瑞典皇家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开始瞩目中国作家。在议及的几名中国作家中,沈从文被认为“实力*雄厚”。许多瑞典人认为,如果沈从文在世,肯定是中国作家获奖“*强有力的候选人”。沈从文在这种未能料到、也不去预料的可能的荣誉之前就去世了,然而,他的作品却永生。

世纪文学.60家:沈从文精选集【精】 作者简介

沈从文,湘西凤凰县人.原名沈岳焕,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923年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三十年代起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主要著作有:小说《龙朱》、《旅店及其它》、《石子船》、《月下小景》、《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