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景 节选

零缣断简话黄侃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设帐收徒，一时黄侃、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汪东等麇集麾下。其门徒，曾有“四大金刚”、“五大天王”之说。然章太炎在自述中认定“弟子成就者，蕲春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仅列三人。横排竖排，黄侃总是名列榜首，且在国学上向以章黄并称。黄侃在为人为文上，也真得老师的嫡传，世称章太炎是“章疯子”，亦谓黄侃是“黄疯子”。名师高徒，二疯并峰，为中国现代文坛增添了不少趣话。仅举章黄相识为例：一说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寓居章太炎楼上。某日，黄为了省事在楼上对着窗外方便，飞流直下章的阳台，两人对骂。以骂订交。另一版本是，黄侃与友人拜谒章氏，见其壁上书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震愕，畏其狂，不敢亲。后读章文，惊奇其才，仰慕不已，投拜门下。
章太炎大名，如雷贯耳，路人皆知；唯黄侃行迹，世人寡闻。侍亲至孝舐犊情深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生于四川成都。父黄云鹄，清末进士，曾任四川盐茶道，著名学者。黄侃系庶出，黄云鹄67岁时生黄侃，晚年得子，视如掌上明珠。黄侃幼承庭训，3岁即发蒙，读书神悟。黄云鹄在江宁尊经书院教书时，母亲命7岁的黄侃写信向父亲索家用。信末，黄侃信笔作诗：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 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父见之，惊叹儿子的天才，感愧交并，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 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嗣后，父子诗书唱和不绝。乡人称黄侃为“圣童”，父亲告诫他：“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10岁时黄侃便读完四书五经，父亲把自己的藏书集于一室，上书“归学处”，以勖励。 父亲去世后，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乡风的一年三节，黄侃都要祭奠。父亲的著述甚多，黄侃未能予以刊布，深感愧疚。“今则年向四十，而先人著述，未获重刊流布，墓碑、祠主尚俱未立。此罪直擢发难数矣。”（1921.2.1，日记）他一面搜求父亲的遗稿、手泽；一面对诬蔑、攻击父亲的言论据实批驳。黄侃去世那年的5月，检视乃父手迹，忆及慈怀，不禁失声痛哭。 黄侃13岁时失怙，由生母周太孺人和慈母田太夫人抚育成人。两个母亲含辛茹苦，训子苦读。母亲曾问：“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答：“读书而已。”故黄侃“遭家难而志益坚，盖感于慈教者深也。”黄侃对慈母与生母一样孝敬。1908年黄侃在日本，慈母告知生母病危，他赶回国内，“昼夜侍奉汤药。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在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知。”“1908年，黄侃亡命日本，思母綦切，梦到生母的墓茔，便请苏曼殊绘《梦谒母坟图》，自作题记，请章太炎作跋。此图黄侃随身携带，不离左右，直至终老。1922年，黄侃曾执教的山西大学来函来电，催他赴校授课。黄侃告知慈母，母忽泣然流涕。“侃心如沸羹”，“足以不饥饿，亦决不能舍弃年垂九十之母而它行。”于是，毅然辞去山西大学教席，改教武昌中华大学。某年，在京吃蟹羹，店家忘记上老母那一份，他大骂。*常被后人作为谈资的是，他迫于生计奔波于四川、东北、湖北、北京，总不忘携一具寿材同行。此棺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上有他亲撰的铭文：“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寐载兴。”黄侃认为这是先父对子孙的宝贵训诫，应以铭记。此棺其父因尺寸小未用，留给田夫人。田夫人亡后，黄侃作慈母生平事略，文末曰：“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 “报亲恩，惜身命，为儿女，作所依。”（1921.12，朔，日记）这是黄侃为人子，为人父的本旨。他一生所出子女较多，幸存者少。“所生十儿女，六者为异物。”备感凄苦。在致友人书中慨叹：“亡妻早没，子女无多。侃又中年早衰，弥增舐犊之爱。”他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与家人团聚之时，常给他们讲家史，教做人之道，授经书典籍。当他见子女们读书不够勤奋时，疾言厉色责之。“挞念华等，以其荒嬉也，不好纸笔，唯觅梨枣。”长子念华15岁时，黄侃托友人带其到日本留学，念华不愿远行，以至哭诉。黄侃忍不住杖责。念华19岁读北大时病逝，黄侃悲痛欲绝。1928年次女念惠一岁多而殇，黄侃痛苦之至，借酒浇愁，一月内，四酒四醉。他似乎有点迷信，总觉得念惠葬得不是地方，竟费神为这早夭的小女儿迁葬。 黄侃对他的手足七姐和十一妹亦关爱备至，七姐丧偶，一直寡居他家，黄侃为其养老送终，还精心培养她的后代……尊师情深，爱生意切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和“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尤善音韵训诂，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 古之学者必有师。令黄侃臣服的老师有两位：章太炎和刘师培。 关于章、黄的相识，还有一种说法：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办《民报》，一日他读到署名“运甓”（黄侃）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和《哀贫民》，拍手称快，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两人相见，惺惺相惜，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不久，黄侃母亲病重，欲回国侍奉。章太炎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听罢默而不语。章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纳头便拜，正式受业章门。（叶贤恩《黄侃传》）此后20余年，黄侃执弟子礼甚谨。在章的指点下，黄学业精进，受到章的激赏：“今汝殆一日万里也。”时人都知黄侃狂傲，“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黄）先生必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也首肯此说：“（黄）性虽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禁，被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适黄侃受聘于北大，他冒险前往探视，见老师孤立无援，十分凄苦，便以“研究学问”为名，前往陪伴，与老师共患难。数日后，警察逐出黄侃，章太炎愤而绝食。他积极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组织营救章太炎。并“不怕羽毛摧折”，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1929年章太炎60大寿，黄侃冒雨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一饮一喙，莫非师恩。” 黄侃不仅向章太炎问学，还以老师的为人和操守为楷模，不阿权贵，憎爱分明。章太炎本是俞樾的弟子，出入8年。因俞反对他从事革命活动，他撰《谢本师》，与之决裂。黄侃亦曾拜刘师培为师，刘曾参加“筹安会”，并希望黄侃也支持袁世凯称帝，黄侃目道：“如此等事，请先生一身任之。” 学术是讲究传承的，但黄侃没有墨守师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黄侃对章氏的《声韵略说》就提出过具体的批评。章的小学著作《文始》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新方言》亦曾得到黄侃的襄助。章太炎也坦承：“（黄）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 章太炎的《新方言》出版，专请黄侃作《后序》，足见他对黄的赏识。黄侃病逝，章太炎悲痛不胜，竟号啕大哭：“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后，又为黄侃撰墓表，颂其懿德。 刘师培（1884—1919）是黄侃在章太炎宅上认识、订交的。刘师培因失节无人理睬，一度在家赋闲。黄侃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荐刘，蔡对刘曾附袁的不端行迹有虑，拒绝。黄侃竭力劝争：“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蔡终被说服。故黄、刘一度在北大成为同事、朋友，过从日密。刘师培患肺病多年，一日言谈中，流露出自己“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斩”的遗憾。黄侃力慰“勿虑无传人。”刘说：“诸生何足以当此！”黄侃问何人能继君之志。刘说：“要能有你这样，我就传授之。”黄侃立马跪拜“愿受教”。次日，备香案，宴同行，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世人不解，黄、刘文名相当，是友人，且刘只大黄两岁，怎突变为师徒？章太炎也惊诧，问黄侃：“季刚小学文辞，殆过中叔，何遽改从北面？”黄侃直言：“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 “民八年之冬，刘先生病重，自知不起，叫人请黄先生来，摸索一册手抄本，交于黄师说：‘苦心二十余年，仅得有此，此学非君不传，君其保之。’”黄侃拂袖北大时，刘师培正处弥留之际，他十分难过，“以跪地表示谢恩。”（刘太希）刘师培泣曰：“我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晚矣。”（陶菊隐）刘去世后，黄侃撰《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情文并茂，以“慰我悲情”。黄侃又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朝夕面对，如见师恩”。 黄侃历任北大、北女师大、武昌高师、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在教学上的逸闻曾盛传一时。大家称他是“三不到”教授，即刮风不到，下雨不到，不高兴不到。他脾气大，好骂人。有一次，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经学赶不上皮锡瑞，何必自负。他收阅后大发雷霆，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于是在上课时，大骂十日。”（武酉三）黄侃很讲究师道之尊。“我叔父叫我去拜他为师。礼节是到他家，用红纸套封装十块大洋，还得向他磕头。我本不愿意磕头，但是先叔说：‘季刚学问好得很，不磕头，得不了真本领。你非磕头不行！’我出于无奈，只得去季刚师家。季刚师一听我去了，便叫到上房里坐坐。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子上，说明拜师的诚心，跪下去磕一个头。季刚师便说：‘从这时起，你是我的门生了。’”（杨伯峻）“在课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冯友兰）在中大上课时，他只管讲课，一向不布置作业。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教务处催逼，他给处里写一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5个大字。…… 上述都是他的弟子们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世人往往以此讥诮黄侃。然而，我们也应正视黄侃“为人师”的另一面。所谓“不高兴不到”，大多是他与人斗气未消，不想带着情绪去上课。他在日记中有记载：有“日课”、“改定日课”；且自责“荒课”、“缺课”、“旷课”、“未如课”。可是，临终前几天，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气喘病又发作，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却仍然坚持去上课，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匿名信一事，据武酉三回忆，黄侃在班上大骂十日后，无人应答，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便向全班同学道歉。武氏又说，黄先生上课，学生不敢问，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不过课后去问，他倒很客气。倘若到他家中请益，他更客气，还会亲敬你纸烟，和你无话不谈。至于磕头拜师，黄侃认为是一种传统礼教和诚意，他曾告诫年轻人：“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所以，我收弟子，一定要他们一一行拜师礼节。”在课堂上卖关子，那可视为授课艺术，也显示他的睿智和幽默。“每人八十分”，判分凭印象盖木戳之类，当年名教授们往往如此，显示一种不屑琐杂的名士风度。 黄侃确实“狂”，即在自谦中也透着自信。在武昌与学生刘博平谈话时，嘱刘在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意下是小学和经学可以传世。刘问诗文为何不可以刻。黄说：“你知道骨牌戏吗？如果没有‘天九’则‘地八’未必不可制胜，然而终究是‘地八’而已。”刘问“天九”在哪里，黄说：“古人亦取去矣！” 黄侃有虚怀。他对门生程千帆说：“我讲小学比较‘自如’，讲经学，拿着书还怕讲错。”黄侃在东北大学与曾运乾先生切磋学问获益后，一到北京，下火车便让儿子打着灯笼到学生陆宗达家。陆以为有什么要事，吃了一惊。黄侃兴奋地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治学严谨，连小小的句逗也不放过。“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1932年6月致陆宗达信）并举例说明。他能以愚自处，是他认为“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黄侃认为“治学**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他有两句名言：“《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可见他腹笥丰盈。另一是：“五十岁前不著书”。他以自己做学问的谨严之风，劝学生们“要打好基本功，不要骛外，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一则学力不充分，一则意见不成熟，徒然灾梨祸枣，遗人把柄，于己无益，于世有损。”（殷孟伦）他把朱熹的两句话写成楹联送给学生：“旧闻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此外，黄侃尤注重对学生的品行、节操的培养，“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陆恩涌）爱国青年汪楚宝（汪东之弟）是共产党员，被驻徐州的国民党司令刘峙逮捕，汪东闻讯求黄侃营救。黄侃当即写信令其侄耀先往见司法院长居正，后终获释。另有李俊民，大革命时期在湖北因事革命活动被捕，也由黄侃出面找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保释出狱。 “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这是黄侃赠陆宗达的8个字。黄侃当年的弟子范文澜、罗常培、陆宗达、徐复、程千帆、潘重规和黄焯等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卓有建树，自成一家。 “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傲睨万物名士风流黄侃一生漂泊，一生为国故招魂。晚年定居南京，1935年在九华山筑量守庐，自号量守居士。典出陶渊明诗《咏贫土》：“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量守故辙者，法度也。黄侃在治学上恪依师法，不失尺寸，无异可非；在生活上诗酒风流，有“癖”：嗜书，嗜酒，嗜骂人；在人际上，因自视甚高，狂傲不羁，骂遍同侪，有“疵”。然明人张岱曾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值得玩味。 关于治学，前文已述，不复。 在生活上，黄侃不亏待自己，烟酒玩乐皆善。他自言：“平生友朋游宴之乐，金陵为*。”除学界友人外，居正、于右任、丁惟汾、叶楚伧等名流都是座上客。乙亥重阳节，他抱病与弟子侄辈登游南京鸡鸣寺豁蒙楼，触景生情，忆起李后主的《却登高文》，赋诗一首：秋气侵怀兴不豪，兹辰倍欲却登高。 应将丛菊沾双泪，岂有清尊慰二毛。 西下阳乌偏灼灼，南来朔雁转嗷嗷。 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萸囊空自劳。两天后，黄侃西去，此诗成了他的绝笔之作。 于私生活上，“黄侃在原配王夫人生前，即与黄绍兰同居，并产一女。在王夫人逝世不久，又与彭欣草率结合，后长期分居，彭氏滞留天津。”（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1923年，黄侃在武昌高师与大三女生、女儿的同学黄菊英相恋。黄家以“同姓不婚”拒绝。黄侃填《采桑子》词示情：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 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情。黄菊英看后大为感动，毅然离家出走与其结为秦晋。 黄侃嗜书如命，量守庐藏书达3万卷之多。他以置书为乐，每月发薪都要买书，有时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光，一次买《四部丛刊》2000余册，耗资430元（月薪294元）。柴米油盐不能到位，令夫人发愁，暗中向娘家借钱。一次买《道藏》费巨资1600元。真是大手笔！即令如此，他还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章太炎特地给他写了“寄勤闲室”四字挂在书房。黄侃平时在楼上看书，饭都是夫人送到手上，只有周日才与家人共餐。有诗云：安得身如董仲舒，不关家事自窥书。 二毛已见犹漂泊，转学治生计恐疏。黄侃痴迷读书，以至闹出不少笑话。一次，黄侃一手捧书一手持馒头，不意将桌上砚台中墨汁当辣酱塞进嘴中。黄侃如此苦读，本意厚积薄发，50岁后再著书。可是，天不假年，以致一代国学大师没有专著传后。战乱中藏书只残存数千册，解放后夫人黄菊英悉数捐给国家。其子黄念田将其父《游庐山诗》手稿寄呈毛泽东，毛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并予以鼓励。 黄侃亦是美食家。他平时好说“疯”话，上酒桌，遇到美食，顿时变得沉默是金。“群贤雅集，联句作诗，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这些都是后辈们常常提及的事情。”（卞孝萱）不过，有趣的是，一次他请张溥泉吃饭，却拒付客人司机的饭账，要客人掏钱，弄得客人很不高兴：“你们真正胡闹！”（潘重规） 黄侃守旧。日记中多有记载：有电灯不装，点美孚油灯看书，怕失火。他还畏雷，常为避雷蜷居桌下，“其危恐更非言语所能述矣。”黄侃好骂人，天下文士共所闻。周作人说这位大师兄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来，着实令人不能恭维。” 与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与胡适在北大共事。因两人分属新、旧营垒，互存芥蒂。黄侃每遇胡适，总要雅谑一番。一次，黄对胡说：“你口口声声说要推广白话文，未必真心。”胡不解，问何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不应叫胡适，应叫‘往哪里去’才对。”弄得胡适哭笑不得。又一次，两人在宴会上相遇，胡适大谈墨学。黄侃听得不耐烦：“现在讲墨子的，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度，佯装未听见。黄侃以疯装疯：“便是胡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蛋。”胡适见骂到自己父亲头上，忍无可忍，指责黄不该如此放肆。黄侃狡黠一笑：“你不必生气，我是在试试你。墨子讲兼爱，所以墨子说他是无父的。而你心中还有你父亲，那你就不配谈论墨子。”这一幽默，引起四座大笑。黄侃崇文言，胡适尚白话。黄侃在课堂上大加讥诮，黄说：“假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用白话文发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个字，而用文言只须‘妻丧速归 ’即可，光电报费可省2/3。”他还嘲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有上部无下册，在中大课堂上调侃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黄侃“点睛”：“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部没有也。”遂为笑谈。 1933年4月，黄侃听说胡适“运动美国不允缓付庚款”时，大怒，在日记中写道：“此真叛国也，奈何不捉将官里去？”（童岭） 与陈独秀。1908年，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拜访章太炎。正值黄侃、钱玄同在座，他们便退到里屋去。主客畅谈清朝汉学的发达，列举段玉裁、戴震、王念孙诸学者，多出于皖苏。后来陈独秀无意中把话题转到湖北，说鄂没出过什么人。隔墙的鄂人黄侃憋不住冲将出来大吼：“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学者固然很多，然而未必就是足下。”主客都很扫兴。但陈独秀不因言废人，1920年，他在武汉高师演讲时仍发感叹：“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我党用！” 与某君。金陵大学农学院长某君，获美农学博士学位。某日雅兴大发，张贴海报，宣言在大礼堂表演“新法阉猪”。全校轰动，集队而往。黄侃素看不起“假洋鬼子”，便与学生一起去看热闹。只见猪的膛肚已开，那位洋博士手忙脚乱，始终找不到猪的卵巢部位，活出洋相，旁观者大笑轰散而去。黄侃归家后，作词一首，滑稽之极。词曰：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都。 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现阉猪。 农家二彘牵其一，捆缚按倒阶除。 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 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 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 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黄侃骂人（斗口）骂遍同列，王运、陈汉章、胡小石、吴承仕、吴梅等，连嫡亲师弟钱玄同概莫能外。有的简直有点无理取闹，蛮横到不可理喻的份上。 王运，当时亦为文坛前辈。黄侃年少时拜访过他，王对黄的诗文激赏有加，称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狂性发作：“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王老先生自有魏晋风度，不屑与他计较。黄侃日后发现王在日记中言及己父云鹄“傲慢”、“举动怪异”。黄侃斥之“托人之言”，“真粪土也”。 钱玄同是黄侃的师弟。黄不满钱后来背叛师门，伙同胡适搞新文学运动。1932年，两人在章太炎家相遇，黄侃当老师的面指责钱：“二疯，我告诉你，你很可怜呀，现在先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读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也不让，斥其“混账！”后来还是老师出来当维和部队，双方才休战。更有甚者，黄说钱剽窃他的文章。黄去世后，《立报》刊《黄侃轶事》载：“黄以国学名海外，亦以骂人名海外，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外，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与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话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周作人将此剪报寄于钱。钱回复说：“披翁（黄侃别号）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古》）后人有评论说此是钱玄同在为死去的黄侃“圆谎”。 尽管如此，黄去世，钱仍不忘旧谊送了一副挽联。联语肯定黄侃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同门手足之情。 吴承仕，黄侃的师兄弟，“四王”中之北王。黄侃执教北大时，借住在吴家。一次，黄侃在课堂上信口开河，被一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委婉地提醒黄检点语言，黄觉得没面子。是年，黄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病逝，他不忍睹物思人，从吴家搬走，不仅不付房租还在墙上写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叉，并在房梁上书“天下**凶宅”6个大字。当吴向他索房租时，黄拒付，竟理直气壮地说：“你先还我儿子，再付房租！” 中大名教授胡小石教甲骨文，曾以甲骨文纠正汉儒许氏《说文解字》之非。黄侃认为甲骨晚出，系后人伪造，不可信。两人论争，甚而击碎玻璃板。学术之争，当不影响他们的友谊。黄去世后，胡小石作《追悼季刚先生讲辞》缅怀。 黄侃狂，但“服善”、“能下人”。他与陈汉章的交往很能说明这一点。陈是俞樾的弟子。两人早年在北大是同事，曾“因小学不相中”而翻脸。后“善遇”在中央大学，两人在学术上倒相互尊重起来。黄侃读陈的《艾虎长律三十韵》后，十分赞赏，还特地请陈为己作《庐山诗》作序。陈晚年多病，生活凄苦，黄甚关心，不时赠送物品。 另，对柳诒徵的学养与为人黄侃素来很推崇。 令人刮目相看的是黄侃敝屣尊容，对达官贵人们很不屑。 黄侃本是辛亥革命先驱人物。当初的同盟会员，后来不少在南京国民政府中位居要津。黄侃大多不与往来，即对身边的人也不提昔年参加革命的往事，唯与居正有所过从。时任司法院长的居正，曾因反蒋被囚南京汤山，众人疏之，黄侃念旧谊常去囚地探视。不料，居正东山再起，是一朝显达了，黄侃反倒不去走动了；倒是居正常到量守庐造访。居正问黄侃何至于此。黄说：“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高位重，我岂能作攀附之徒！”不过，后来为保释共产党员汪楚宝，黄侃不得不托请居正，居正也很爽气地帮了忙。 一日，黄侃邂逅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戴问黄有什么近著可观。黄侃一本正经地说：“我正在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被我收进去了。”戴季陶知道黄侃擅授《昭明文选》，这里的“漆黑”正是“昭明”的反义。戴季陶无端地被奚落一番，自认晦气。 民国要人石瑛发迹后，黄侃与其断交。 滑稽的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筹谋称帝，赠黄侃3000大洋和一枚金质嘉禾章，授意他写《劝进书》。大洋，黄侃照单全收，用于游山玩水；《劝进书》只字不写，并把那枚金质嘉禾章挂在家中猫的脖子上。 新文化运动伊始，北大章门弟子们作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耐人寻味。 林林总总，尽显黄侃的名士风流。忧国忧民操守可颂黄侃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先驱。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蒋，堂堂正正，大节不亏。正学以言，决不曲学阿世。 1903年黄侃入武汉文通学堂。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反清的思想重镇，文通学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热血青年。黄侃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与宋教仁感情极好，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不学无术的官僚，遭开除。后受张之洞资助赴日留学。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在《民报》撰文宣传革命。次年回国侍母，两广总督端方逮捕革命党人，黄侃又逃往日本。1910年，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讲，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参加军政府工作。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1931.9，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1932.2，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 “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长期酗饮滋长了他骂人的坏脾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时，章太炎赠寿联一副：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上联典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意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遍览古籍。下联典出“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即为“绝妙好辞”。黄侃读罢，脸色骤变，内心“殊不怿”，因联中有“绝”、“命”、“黄”3个字，疑为不祥之兆。果然一联成谶。是年10月8日，黄侃与世长辞。 黄侃弥留之际还坚持要把没有圈完的《唐文粹读编》*后一卷圈完，刚一搁笔便大吐血，气息奄奄时还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汪辟疆在谈论黄侃一生时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说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征引及参考书目：叶贤恩：《黄侃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台湾《传记文学》历年合订本相关杂著。 叶新：《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天下你我应识君 ——丁文江这个人 天下你我应识君。 君者，丁在君，丁文江是也。 丁文江，就贡献与影响来说，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李四光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丁氏故去已70多年矣，一黄土掩风流，而今又有几人了解丁文江这个人？ 往者岂能如此往矣！ 丁文江（1887—1936），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大的人物之一，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亦绅亦商亦地主的家庭。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勿悲秋，勿欷，勿牢骚，等到机会，努力去干。”（杜洛斯基）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他短暂的49个春秋，“干”得如何？且看他同辈师友的评说： “（他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 “（他是）一个*有光彩，又*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 “（他是）新时代*良善*有用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技术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也动情地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罗家伦、蒋廷黻、翁文灏、李济等都有卓绝的评说；而温源宁慧眼独具，坚定地认为“他是今日中国*伟大的实干家之一”。 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他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需地方官荐送。时为泰兴知县的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龙璋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帮助下，负笈东瀛，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留日年余，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幸得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座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后丁文江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青灯黄卷寒霜苦，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学成回国。适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赶上了这趟“末班车”，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是年丁文江与史久元女士完婚。他一面在南洋公学任教，一面应张元济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次年末，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之邀，到该司地质科任科长，正式开创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 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丁文江“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怪人有奇才。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有才*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 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丁文江不怕。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中华民国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中研院曾是中国*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董作宾*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多、*卖力的一个。他认为：“*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为辉煌。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 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丁文江廉政，“他*恨人说谎，*恨人懒惰，*恨人滥举债，*恨贪污。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200元津贴，他均分给3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生命*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如是说。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胡适、傅斯年、任鸿隽等，大家都喜欢称他“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丁文江自与梁启超结伴游欧后友谊日深。他劝梁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出山时，丁**个跳出来反对。梁住院时，丁文江“调护周至”。梁逝世，丁文江送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又向友人募捐，为梁造像。拟为梁编年谱（未竟），后由翁文灏接手编就。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深的。尽管在政治见解上他们有分歧，甚而对立。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关爱。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任公书在扇子上送胡适。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表示他每月代垫10元。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时，丁文江正卧病协和医院，他从报上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被医生强阻。当时大家以为翁文灏无救，翁家境又贫寒，丁文江在病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收养翁的幼子翁心钧的准备。丁文江的得意门生赵亚曾在云南考察地质时被土匪杀害，丁悲痛欲绝，打电报给云南王龙云，请他派地方官将赵的遗体运到重庆，自己赶往重庆将赵的遗体运回南京，又牵头为其遗孤赵松彦征募抚恤金。丁调到南京后，怕赵松彦少人管教，执意让他转学来南京，留在自己身边，督促功课。暑假，丁与夫人外出避暑，也把赵松彦带上，视如己出。丁文江不居功。1912年章鸿钊在南京曾设计一个地质研究所，并未实施。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后，却拱手让章鸿钊去承办。他怕章不肯去，自己悄悄地离京到云南去考察地质。章感慨丁“这是何等雅量！”1923年，李济留美归来拜见丁文江，丁鼓励他做研究工作。时河南郑县出土过一批铜器，丁文江希望李济去做发掘工作，并筹200元资助。丁文江恋旧，感恩知报。他常怀念恩师龙璋先生，1935年岁末，他到长沙公干，**件事就是去凭吊龙璋先生纪念亭，并作诗缅怀。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凡是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正因他捧着心肝待朋友，当他有难处时朋友们也都解囊相助。 1927年初，丁文江生活处于低谷，且面临遭新政府通缉之危，平时积累的3000元薪水，也被族人索去，真正的“两袖清风”。就在此时，杨树诚（一个曾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写信，恳请丁能接受他致赠的5000元。丁文江感激杨某，特别感激他对自己不苟受的理解。丁接受了这笔赠款，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关于这笔5000元捐赠后来有许多种版本，说法不一，但这段佳话却真实地反映了杨树诚的感恩图报和丁文江的清廉。 在亲情上，在对族人的关爱帮助上，丁文江做到了极致。丁文江归国后在上海教书，一边赡养父母，一边先后将他的4个弟弟并一兄、一姐和一个弟弟的孩子接出来接受新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往国外留学。此外还长期承担对母舅的赡养和对贫困族人的资助。对丁文江为筹钱去办煤矿，弟弟丁文治后来愧疚地说：“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为感人的是弟弟文渊留学一事。本来，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给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事实上，丁文江当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丁文江绝不止在经济上资助弟妹，在品德情操的培养上亦很重视。其弟丁文治回忆说：“他不愿意我们的人格发展受他自己已成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时常将他自己的短处说给我们听……因此，他和我们谈做人和做学问的任何信念时，他是很有分寸的。”“他对我的惠益是一种长兄、严父、慈母、保姆、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社会上我所信仰的所注意的一位学者所总和起来的惠益。” 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们交口称赞的。任鸿隽与他是知交，为公家事（经费问题）两人较过真。罗家伦执掌中大时，地质系郑原怀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书很好。后见南京房地产价格大涨，松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产了。这事本与丁文江无涉，可丁文江知道后亲自登门，一面耐心开导，一面严正批评，警告他：“若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聘你！”郑教授终于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丁文江的不客气也有名，别人夸他有能力时，他从不虚伪客套。他自喻“治世之能臣”。 丁文江喜欢发表不同的声音。文人爱竹，爱作诗画以颂，丁文江却贬之：“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成群能避日，独立不经风。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这些独特的思维也反映在他对时政的认识上。某日蒋廷黻对丁说他应该做国防部长，丁不说不愿意或不可以，他说他*喜欢做军校校长。丁文江有难舍的军事情结，认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要落后，他曾到德、法两国考察过军事，精心研究过民国军事，更心仪军事教育。他从不隐瞒对政治的兴趣，他认为“总统、总理、议员，都是应该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参政，“*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对军人（笔者理解多指军阀）的认识也很独特，他认为“许多军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他们也想救国，也想替社会造福，可惜他们没有受过近代式教育。” 曹锟对士兵施小惠笼络人心的技巧他就很欣赏。丁文江的坦诚有时让人吃惊。他有一个“谬论”，认为“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九•一八”事变后，《独立评论》在丁文江的鼓动下应运而生。北平教育界人士有的主战，有的主和。“主和*彻底的莫过于在君”。丁文江还敢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篇《假如我是蒋介石》，该文在唱“低调”的同时，又提出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等3个条件。那“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有十分的把握”。后来，国内主战气氛浓厚，加之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丁文江不再坚持己见，“对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 此外，在性道德观上，他也不假道学。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会失却一个人的精神平衡，而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他甚而认为娶妾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因此妨害本业。他为人宽容。他反对徐志摩再婚，不是再婚这件事本身，而是反对像徐志摩那样一结婚便不能再好好工作。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战场”式的。1935年岁末，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逝世，时年49岁。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寿而终。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请老友竹生为遗嘱执行人。丁亡故后，竹公布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他的财产只有8种股票，照市价变法币为17070元。如此而已。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更足称道的是他的遗嘱第五条：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践诺当年诗句“人间到处有青山”，葬于长沙岳麓山，笔者），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现行法已废宗祧继承，余切嘱余之亲属，不得于余身后为余立嗣。 “丁文江无疑是现代中国*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五四一代的佼佼者。他是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有如此出色的专业知识，又有非凡的行政能力。在同辈人之中，科学研究、行政事务和下海经商，样样拿得起来的，仅乎此一人。”（许纪霖）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 权用傅斯年的话作结：“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天下你我应识君。征引及参考书目：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雷启主编：《丁文江印象》，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宋广波：《丁文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远东*美丽的珍珠 ——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谁也不能否认，在黑咕隆咚的历史深井里有遗珠，它不一定璀璨，却很夺目；它虽无资列于历史长卷，但无法否认它的存在。黄蕙兰应算一个。 在中国近现代外交家中，顾维钧（1888—1985）是声名*显赫的一位。他曾任驻法、驻英和驻美大使，1919年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顾维钧一生先后有4位夫人。他事业巅峰时期的妻子黄蕙兰，对襄助其成名功不可没。黄蕙兰女士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其家族及本人的逸事甚多，值得玩味。“糖王”，华人的传奇黄蕙兰1901年生于爪哇，时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祖父黄志信，早年是一个“偷渡者”，曾因反清遭追捕，被迫从厦门出逃，在海上漂流数月到达爪哇。先在海港做苦力，后做走街串巷的小货郎，过着“数米为炊”的日子。在别人的屋檐下，硬是靠勤劳、智慧和节俭日益富裕起来。离世时，他给后代留下了700万美元的遗产。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奕柱）继承了祖业并有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爪哇华侨首富，富可敌国。经营糖业，世称“糖王”。黄仲涵一生大把大把地赚钱，大把大把地花钱：吃、喝、结交黑社会和娶姨太太。难能可贵的是黄仲涵热爱祖国，“捐大钱支持辛亥革命，支持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战役”。热心公益事业，斥巨资创办东英中学和华侨学校。 黄仲涵年轻时就嗜赌。一次父亲让他去收地产租，他收了一万卢比（荷兰人称盾），回家时路过赌场禁不住诱惑，破门而入，直到输掉*后一个子儿。他痛悔自己是个不孝儿子，想投海自沉，但忽然想到辞世前应向心爱的女人、一位长他多岁的寡妇告别。孰料，那位深爱他的寡妇，倾囊而出将自己的一万卢比送给了他，免了他一死之念。 黄仲涵是爪哇岛上**个剪辫子的中国人。洋人看不起中国人，骂他们是babi（猪），只准华人集中居住在中国城内。黄仲涵用金钱和智慧打破了这一禁令，他雇佣一荷兰男爵做他的律师，与荷兰总督、威廉女王驻爪哇的代表过从甚密。一番铺垫之后，“顺理成章”地成为爪哇**个在欧洲人居住区购置产业的中国人。黄氏府邸占地200多亩，傍山枕水，亭台楼阁气派非凡。仅园丁就有50余名，除私家花园外竟有私家动物园。在那个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的社会，黄仲涵设法使自己成为了一名“玛要”(Mahjor)，一跃为爪哇历史上唯一一个取得这个高级职别的中国人。黄仲涵平时喜欢穿一身白衣服，有绅士派头。他一生*感兴趣的是女人，岂止是妻妾成群！黄蕙兰的母亲明娘，是他明媒正娶的正夫人。此外，得到黄仲涵自己承认的姨太太共有18位，42个孩子。据黄蕙兰的回忆，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黄仲涵十分注意血统。他们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概不承认。戏剧性的是，糖王*心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就是不弯的，而糖王认定是自己亲生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大太太是绝对不会红杏出墙的。这是个庞大混乱的大家族，常常会闹出大水冲掉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的笑话。黄蕙兰与顾维钧结婚后由伦敦回北京，途中在槟城下船。忽然有两位小姐拍她的肩膀，微笑着对她说：“我们是你的妹妹。”黄蕙兰不识，再看看模样，的确相像，且小拇指是弯曲的。一个*大的笑话是，糖王*后一个姨太太贺露西的儿子在美国爱上了糖王另一个姨太太的孙女儿。他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男孩的父亲却是女孩的祖父。他们在美国不能结婚，*后跑到荷兰去办婚事。 另一件叫人震惊的事，是糖王娶了一家两代3个女人做姨太太。 3位中的**位叫江夫人，寡妇。嫁时带来一个3岁多的女儿和一个10岁的妹妹。江夫人没能给糖王生出长着弯曲小手指的儿子，后来等她妹妹长到15岁时糖王娶了妹妹，让江夫人当管家婆。江夫人的妹妹给糖王生了五男四女。而后，代替江夫人妹妹的，是当年她拖来的3岁的女儿。她又给糖王生了个女儿。 黄蕙兰的生母魏明娘，祖籍山东，是爪哇中国城内**号大美女。是15岁时被黄仲涵用花轿抬回的原配夫人。叫魏明娘惭愧的是她只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琮兰和蕙兰。魏明娘考虑不能为黄家传承香火；同时，为防止丈夫涉足烟花柳巷，容忍了丈夫纳妾、纳妾再纳妾的行径，以至一纳而不可收。*令魏明娘难堪和不能容忍的是，丈夫乱伦，竟然将她的两个姨侄女纳为姨太太！ 自黄仲涵纳妾后，魏明娘与其关系便日渐疏远，钟情于佛事了。黄蕙兰在晚年自述中说她的父母生肖相克，一个属虎，一个属龙，龙虎相斗命中注定。魏明娘后来干脆带着黄蕙兰远走伦敦，永远地离开了黄仲涵。黄仲涵猝死，她也不肯见*后一面。黄蕙兰多姿多彩黄蕙兰锦衣玉食，家中备有中欧两式厨房。欧式厨房的总管曾任荷兰总督的大厨师。她与父母进餐时，有一个管家和6名仆人伺候在侧。餐具都是银制的。 母亲视她为掌上明珠，黄蕙兰3岁时，母亲送她金项链上的钻石重达80克拉！和小蕙兰的拳头一般大小，大钻石挂在胸前常硌伤肌肤。黄仲涵不过问女儿的教育，魏明娘除延请英文教师外，还请人教习音乐、舞蹈、美术，全面提高女儿的素质。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枚金枝玉叶上。 父母的娇惯，使黄蕙兰成为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挥金如土的阔小姐。她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天性聪颖，青少年时代即生活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或纽约之间，熟悉西方的生活方式，能说法、英、荷等6种语言，富有天生的交际才能。 黄蕙兰又是个聪明美丽、追求时尚的摩登女郎，也是一个爱情圣手。她在暮年追忆人生之旅时说，一次在随母赴欧洲的轮船上，疯狂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德国军官，痴情地单恋了7年之久。而那时她仅7岁！她自幼就喜欢小狗和马，父亲为她请了专职的马术教练。她常常与年轻的男骑士们赛马。因缘际会爱上了一位19岁的赛马对手小邝。他是广东一位银行家的公子。黄蕙兰父亲的密探像影子一般追随着她，当父亲调查到小邝是一个已婚并有了孩子的青年时，立即警告她中止这种草率的行为。黄蕙兰认为他们很般配。她爱他。她说只要他离婚，她就嫁给他。母亲严厉斥责她：“离婚是英国人的，不是中国人的。”父母联手行动，将她关闭在租住的房子里，把她的马车和马运回爪哇，并预订了返程船票。小邝的信函也被黄蕙兰的父亲截获，音讯阻隔。她的浪漫的豆蔻年华的梦，随着“一战”的炮声，渐渐远去。 母亲讨厌父亲娶妾的行径，带着黄蕙兰到了英国。在伦敦，黄蕙兰过着社交仕女的生活，通宵跳舞，开着母亲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日落而出，日出始归，疯狂地周旋于国际社交界，结识了爱丽丝王妃、卡马斯塔公爵夫人和桑方斯帝诺简王妃等社会名流。当然，不止跳舞，还有调情。她很自豪：“如果你能想象一位中国摩登女郎的模样，那就是我！”年轻风流的伯爵们如狂蜂乱蝶追随左右，送花赠物献媚宴请。母亲倒希望她这样，因为可以打入英国上流社会，光宗耀祖。黄蕙兰憧憬着有朝一日与一位公爵结婚，能在私家的信件上印着公爵的冠冕并戴上公爵夫人的宝冠。但她似乎与每位男友的相爱都是闪电的，“我玩得太高兴了，根本不想恋爱的事，婚姻意味着责任！”又说：“我总是越过现在的伴侣的肩头去远眺他人。”数度开花，无一结果。 摩登的黄蕙兰，兰心蕙质又十分传统。她从不饮酒，懂得自尊自爱，决不允许男友对她有类似“搂脖子”的亲热行为。但也有人说她的行为浪荡不羁，是交际花。甚而在成年后，有人讹传：“她是第二个慈禧太后，当她的情人们使她讨厌时，就砍掉他们的头！” 而她自视是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难得的“好闺女”，婚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处女。 黄蕙兰一生亲善动物，尤其爱养狗。她把狗视为自己的“另一群孩子”，有人评论她“爱犬甚于爱子”。在巴黎，她所宠爱的一只小狗所喜爱的石头不见了，小狗每晚都伴着那石头睡觉。是晚，小狗一夜不眠。黄蕙兰打发家中6位仆人屋里屋外找那块石头，遍寻不见。数日后，那块石头在地毯上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她以为是“精灵”再现。那只小狗死后，她把那块石头做陪葬，并期望它转世，来生相聚。她认为她在北京的几年，*得意的事业是繁殖品种名贵的哈巴狗，多时达50只，请两名仆人照料。她的奢侈生活，遭到舆论的谴责。当她知道用这么多钱养狗，可以养活3个村的老百姓时，她“害怕起来”。她只留了3只，将其余的全部卖掉，用养狗的费用在公馆门口开办起施粥场。除施粥外，每年冬天还给穷人发些棉衣……这一慈善活动，直至她离京赴法为止。垂暮之年，歹徒入室抢走她价值5万美金的首饰，在歹徒捆绑封她的嘴时，她挣扎着哀求说：“请别伤害我的狗！” 她毕生生活在“象牙塔”中，不知“天高地厚”，但她又富有可爱的凡人之心的“另一面”。 黄蕙兰与母亲在意大利生活了一段时日，母亲突然说要去巴黎。黄蕙兰不肯，说意大利还没玩够。母亲坦言相告：巴黎有位对她有兴趣的先生在等她。黄蕙兰是个孝顺女儿，顺从地接受母亲为她安排的人生之路。顾维钧一见钟情那个在巴黎急于与黄蕙兰见面的男人叫顾维钧，时年32岁，任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第二代表，驻美公使。他曾有过两次婚姻：前一位是遵父母之命的张润娥，有名无实，离婚。第二任妻子是有缘无福的唐宝，因分娩难产而亡。 黄蕙兰的姐姐黄琮兰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巴黎的家中做客，顾维钧见到主人家钢琴上陈着一帧黄蕙兰的玉照，十分欣赏，表露了愿意结交的想法。琮兰赶忙给母亲写信，从中搭桥牵线。 会见的宴会上，蕙兰被安排与顾维钧比邻。黄蕙兰对他的**印象比较平淡，见他理着老式平头，衣着与当年追她的朋友相差甚远，尤其是听说顾维钧既不会跳舞，又不会骑马，甚至连汽车也不会开后，不免有点失望。 而顾维钧非等闲之辈，凭借自身的魅力展开攻势，令黄蕙兰感到他时时处处在关爱自己。宴会进行了一半，黄蕙兰便有点陶醉了。他们适时地溜到户外一条名为“钟情路”的马路上散步。当言及次日到枫丹白露去郊游时，顾维钧马上用比英语还流利的法语对她说：“明天我来接你，坐我的车去。” 那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的车，有专职司机，令黄蕙兰的心理得到一种从未有的满足。后来听歌剧，他们享用的是国事包厢。调情之余，黄蕙兰窃思，这种荣耀与特权是爸爸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那几日，顾维钧每天差人给她送花，有时一天几次亲自造访问候。有一回为了找她，顾维钧一个堂堂的外交官，竟然追至美容院门口等她。顾维钧以一种自信、从容的姿态引领着黄蕙兰去展望一个新世界——什么白金汉宫、爱丽舍宫和白宫等等神秘而高贵的所在。崇尚荣华的黄蕙兰早已为之倾倒。顾维钧说：“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黄蕙兰说。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黄蕙兰凝视着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顾维钧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令黄蕙兰迷惑的是，他并没有说爱她，他也不问她爱不爱他。黄蕙兰的母亲坚定地认为：顾维钧是一个梦想中的女婿，一个属猪，一个属虎，生肖相合。她为有这样一位乘龙快婿而自豪。姐姐琮兰劝告：“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你想想，你将成为‘马丹’顾维钧，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而当父亲了解了顾维钧的婚史后，坚决反对，以至后来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顾维钧加大了追求力度，希望和黄蕙兰立即结婚，婚后与他同回华盛顿，速战速决。而且他表示要到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一个光明正大的婚礼。 这时，琮兰向曾经追求过黄蕙兰的公子哥儿们发出警告，不许再来骚扰。黄蕙兰的母亲为他们定制了一套36件银质餐具，甜食碟和调味碟都是金的！连枕头套上佩的扣绊也是金的，每朵花上都配一粒钻石！为顾维钧定做金的名片架，錾着中文“顾”字。还有一辆配有司机的罗尔斯—罗伊斯高级轿车！婚礼十分排场，许多外交使节都来助兴。时为1920年10月2日。 新房是旅馆一间大套房。当黄蕙兰挑选一漂亮的晚装走进套房起居室，希望得到新郎的称赞时，顾维钧连头都没抬一下。他正在办公，口述备忘录，4个秘书在做记录。洞房花烛之夜，他们是在开往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因为国联大会次日召开，顾维钧是中国代表团团长。 黄蕙兰晚年对此感慨良多，她说她敬佩顾维钧的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讨厌。他*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她又说，“他娶妻子把她当做家庭中的一件装饰品，就像托尔斯泰一篇小说中的那位丈夫一样，把妻子当做家中的一把安乐椅。当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时，这位托尔斯泰笔下的主角就会感到厌烦和气愤了。”话语中隐隐显出一种深沉而真实的泣怨。花开花落水自流尽管顾维钧和黄蕙兰的结合*后没能善终，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曾热烈地相爱过（1920—1956），谁也不能否认顾维钧的外交成就中有黄蕙兰的汗水和功绩。顾维钧也承认：“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与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们。”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钱。顾维钧在评价他的3次婚姻时也很中肯：唐宝给他带来顺畅的仕途；黄蕙兰的财富替他点亮他的外交生活；严幼韵让他享受爱情和健康。 黄蕙兰嫁给顾维钧后，自此成为贵妇人。她挟慈父之多金，依贵婿之显要，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活跃于国际外交权贵之中，“过着令人兴奋的日子。” 顾维钧才华出众，外电评说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是位博得世人“无限的敬意”的外交家。他勤政，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时时注意自己的形象。他对黄蕙兰一身珠光宝气不以为然，他要求妻子“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外什么也不戴。”他希望妻子取消母亲为他们订购的汽车，坚持使用前任公使使用的旧车。黄蕙兰认为享用父亲的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而且，黄蕙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在外交场合有必要装潢门面，“这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尊重的国家。”因此，在30多年的交际生涯中，她挥金如土，为国也为己增光添彩。一外国友人写诗称她是“远东*美丽的珍珠”。 在*初的外交活动中，黄蕙兰不懂礼节，根据自己的喜恶，在接待宾客时任性安排客人的座次。顾维钧批评她：“这不是私人宴会，这是代表国家款待客人。”夫唱妇随。渐渐地，黄蕙兰成为顾维钧的得力助手。由于她懂6国语言，为人热情、大方，又懂礼节，深受欧洲人欢迎，“被当作自己人看待”。在外交使团，夫人外交很重要，“法国以及别的国家要根据顾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黄蕙兰认为“我们是中国的展览橱窗”，得注意形象。连持“不同政见”的袁道丰（曾任国民政府驻巴黎总领事，顾维钧老友）也承认：“当大使太太是*适合黄蕙兰的胃口，与西人酬酢应答如流，也确有她的一套。很少有中国大使的太太能够和她比拟的。”顾维钧出任驻美大使时，宋美龄访美，黄蕙兰将大使馆的套房让给她，好出风头的黄蕙兰也谨慎地退出一切活动。就餐时，将自己与丈夫对面的餐席让给宋美龄。宋美龄接见众多的客人握手时，她悄悄地递上浸过花露水的热毛巾，适时、得体又周到。一次，当众人称赞顾维钧为赢得国际承认中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时，宋美龄还特别提醒大家：“别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黄蕙兰也自明，她的价值有一半体现在她雄厚的财力上。当时，使馆经费拮据，顾维钧的许多外交应酬都是黄蕙兰掏的钱。波特兰广场的破旧使馆，黄蕙兰觉得很丢中国人的面子，自掏腰包将其翻修一新。顾维钧回国内工作时，她一掷20万美金购下北京狮子胡同陈圆圆的故居做公馆。父亲寄来大把大把的钱，她都交给顾维钧，要用，再向他拿。黄蕙兰热心公益事业，在伦敦积极参加战时救护工作，在遭空袭之后的难区抢救伤员。连续4个月，从午夜到次日早晨8点，累得整天和衣睡觉。 由于顾维钧的职务升迁，黄蕙兰的交际也更广泛、高级。参加白金汉宫战后首次宫廷舞会，与英国大使和英王握手，出席杜鲁门总统就职典礼，几乎天天都有社交活动，使她备感荣耀。 她大方、 热情，但恪守做人的尊严。 新婚后的**次宴会上，一位外国大人物为她作诗，并试图与她调情。黄蕙兰机智地大声说：“维钧，那个老头想知道中国话怎样说‘我爱你’。”一个法国外交官轻佻地对她说：“我认为中国人是可爱的——个子矮小，弯着腰趿拉着脚走路，而妇女则用缠过的小脚蹒跚而行。”黄蕙兰针锋相对：“我丈夫像苦力一样趿拉着脚走路吗？我是不是一个缠足的小玩偶？”黄蕙兰是位交际能手，女人喜欢她，男人更喜欢。但她认为她那些异性朋友仅仅是朋友。为了为人妇、为人母和自身的尊严，她恪守妇道。然而，外面总有些风风雨雨，顾维钧时有怨言。她说，她对老朋友的款待，只是出于礼貌。一次外交活动后，法国外交官有意撇开妻子，钻到她的车子里，坐在她与顾维钧的中间，伸手摸她。她斥其“住手！”而顾维钧只在考虑他自己的事，竟全然不知！黄蕙兰觉得委屈、寒心。 日月流转，顾维钧、黄蕙兰之间的隔膜在日益加深，顾维钧也渐渐心有另属。黄蕙兰认为：他在巴黎大使任上与异性交际的所为，使她蒙辱，她感到愤怒。36年的缘分终于走到了尽头。顾维钧与黄蕙兰离异后，娶了已故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冠笙的遗孀严幼韵为妻。黄蕙兰在晚年撰写的《没有不散的筵席》中，追述她的一生、她与顾维钧的恩恩怨怨；但心态是平和的，有怨气，无恶语。雅量大到连那位横刀夺爱的女性的名字都未提。而她视顾维钧与前妻之女菊珍如同己出，直至终老。 黄蕙兰晚年隐居在纽约曼哈顿，靠父亲留给她的50万美金的利息养老，1993年12月辞世。顾维钧于1985年11月14日作古。 花开花落水自流。征引及参考书目：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天津编译中心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袁道丰：《顾维钧其人其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一净土掩风流 ——“四级教授”袁昌英爱丁堡飞出一孔雀20世纪50年代，全国高校评定职称时，武汉大学的袁昌英和夫君杨端六都被钦定为“四级教授”。有人评说此举贴切地诠释了“帽子的价值并不等于头脑的价值”这一格言。 袁昌英（1894—1973）号兰紫、兰子，湖南醴陵人。其父袁雪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历任民国大学部部长，湖南省代理省长，云南财政厅厅长，山东、安徽财政厅厅长等职。袁昌英还有3个妹妹都早夭，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幼时在老家上私塾，稍长，被父亲接到上海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英文，开始受西方文化的熏陶。1916年自费赴英国留学，在爱丁堡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时，结识了周鲠生、皮宗石、杨端六等一群湖南籍热血青年。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早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堂，曾赴日本留学，在日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被捕，后得黄兴资助复又到伦敦大学攻读货币银行专业。袁昌英心仪淳厚、博学的杨端六。适巧，杨端六曾是她父亲袁雪安的门生，素受袁的器重和信赖。由于这层关系，袁、杨日渐亲密。1921年袁昌英获硕士学位。回国后，这对富英国绅士、淑女风度的青年便携手在北京步上红地毯，证婚者是民国耆宿吴稚晖（一说在上海，证婚人是周鲠生）。时袁昌英27岁，杨端六36岁。婚后，杨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主任会计，兼《东方杂志》撰述。袁昌英则执教于北平女高师，教授莎士比亚，成为我国**位研究莎剧的女学者。为求精进，1926年袁昌英舍下嗷嗷待哺的女儿杨静远，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戏剧，两年后回国，在上海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当教授。不久，杨端六应李公朴之邀，出任中研院经济所代所长，与李四光、傅斯年同事。这一时期，他们生活稳定，情绪饱满，是袁、杨两人的著述丰收季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均有卓越的建树，学术专著陆续在商务出版。早在1920年，杨端六、赵元任等3人就代表中国公学和北京大学等4个团体，陪同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全国作巡回演讲。杨端六对长沙听众讲了《社会与社会主义》和《介绍罗素其人——与罗素一席谈》等3个专题。毛泽东当时是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兼长沙《大公报》的特约记者。杨演讲时毛泽东作了记录，曾用“杨端六讲毛泽东记”的署名，将讲词刊在1920年10月31日的《大公报》上。袁昌英于192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0年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这部“借旧题创新作”的剧本，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给焦母以同情。她的剧本的新意，给沉闷的剧坛带来了新气息，受到了世人的关注。阿英、苏雪林对这只爱丁堡飞出的“孔雀”都给予热情而中肯的评论。 经济学家杨端六崇尚理性、务实，他被公认为中国商业会计的奠基人。袁昌英热爱文学，有诗人的浪漫气质。他们夫妇交游甚广，拥有一大批社科文艺界的硕儒时彦朋友，是时人钦慕的一对学者型伉俪。

民国风景 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