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忆事

改革忆事

作者:于光远,杜润生 等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09-01-01

评分:5分

ISBN:9787010076089

所属分类:政治军事

书刊介绍

改革忆事 目录

总序
改革30年:还原真实情境
国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粉碎“四人帮”与历史转折
追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
为邓小平起草讲话稿
叶剑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起草始末
邓小平为资本家“摘帽”
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
五个“一号文件”出台始末
为中央农研室“打工”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拨乱反正
制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首钢承包试验
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由来
对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秘密
“马丁事件”始末
立法“民告官”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
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
“皇甫平”文章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
从分税制到公共财政
刑诉法风雨修改路
卡在“玻璃门”外的“非公36条”
何时能开一代民主新风
智慧老人杜润生引领民主二三事
舆论监督的风雨苍黄
家事
小平恩泽未敢忘
生产队长·“卢员外”·会长·董事长
一只呢绒袜
耕地·扬场
告别代人写信的日子
我的20年旅游生活
改革思辨录
农村改革的创新与突破——纪念中国农村体制改革30周年
物权法的意义和阴影
跋与民间力量一起成长

改革忆事 内容简介

2008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30年来与改革开放兼程共进的各个方面的实践者、研究者、记录者,得以真切回顾这一激起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沸腾岁月。
本书“国事篇”,由于光远、杜润生、吴象等30多位重大决策、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钩沉史实,或亲笔,或口述,定格决定中国改革开放走向的关键瞬间,披露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极强的历史资料价值;本书“家事篇”,由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士留下生动的生存档案,或详述,或碎片,但求真实准确,见微知著。
阅读此书,有助于总结30年的史实、成就和经验,准确审视当下的历史方位,理清思路,正视问题,更好地制定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方略。

改革忆事 节选

国事
不堪回首的年代
那个年代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还有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
在即将过去的30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在怎样的起点上发生的?也就是说,中国这场变革的初始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子?弄清这一点,对于了解中国这场变革的起因,理解这一历史进程的实质并展望其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名当年的新闻记者,我曾经有很多机会接触到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也在不断的记录和思考中,体会到改革开放的意义。
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之弊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国家计划,“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到改革之前,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运行了20多年。这个体制在改革初期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在农业方面,时至毛泽东同志逝世时的1976年,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据1981年《中国经济年鉴》和张思骞所著《1980年的中国农业》的数字,1980年,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万个;参加人民公社的有1.7亿户,8亿人口,3亿劳动力;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在工业总值中,《中国统计年鉴1984》公布的数据是:1979年,全民所有制工业占81%,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没有私营工业。1978年的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占90.5%,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4%,个体商业只占0.1%,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零售额占2%。1978年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7451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8.4%,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204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6%。
第二,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自由买卖,全都由国家计划调拨,国家统管的物资达700多种。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交给国家,由国家统购包销。工厂赚的利润全部上缴国家财政,工厂花钱由国家财政支出,这就是财政统收统支。此外,劳动力由国家统招统配,外贸由国家统进统出。
第三,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说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生产**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月工资40元左右。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而加以批判。工人的收入和他的劳动成果没有关系,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在分配方面,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在农村,农民记“大寨式工分”,即吃“大锅饭”。
工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方式生产,都由国家决定。工厂的一切技术改造,甚至连盖一个厕所,也得报上级批准,得盖上几十个图章才能得到资金。
重庆钢铁公司有两台蒸汽机,是清末张之洞为汉阳兵工厂从英国引进的。1982年我到重钢采访时,在大轧分厂还看到它们在运转。在隆隆的机声和弥漫的蒸汽中,我走近这两台庞然大物,从机器的铭牌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字迹:一台是7500马力,1905年造;另一台是6400马力,1887年造。
抗日战争期间,这两台机器从武汉运到重庆,作为轧钢机的动力;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台机器已经很破旧了,热效率只有4%,还要经常维修。动力科负责人说,如果改用电动机做轧钢机的动力,仅节省能源和维修的费用,一年就是180万元,但是需要投入技术改造费475万元。为了申请这笔费用,他们从1965年就向上级打报告,到我去采访的时候还没批准。长达17年的等待,仅多消耗掉的能源和维修费就达3000多万元。
一架不可能的“大机器”
在农村,由于实行经济集体化,生产资料收归集体,农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小秋作物等全都由国家统购统销。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怎么种植,农民和生产队的干部没有权力决定。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行政机关决定指标。农民都是集体劳动,每天早晨,农民都聚集在地头等候队长派工;太阳已经落山,队长不下收工的命令,谁也不能回家。
1953年国家实行粮、棉、油统购统销以后,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全都由国家凭票证定量供应。这些票证只能在户籍所在地领取。户籍制度极其严密,离开户籍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当地政府开具的证明文件,并带上粮票、油票和其他票证;到了目的地以后,要拿证明文件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才能住宿,用自己带来的粮票、油票才能吃饭。如果要出省,还得带全国粮票,全国粮票必须交具省公安厅允许出省的证明才能换取。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不能外出做工。农民离村需要向队长请假。当时,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半径不超过50公里。
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要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架使几万万人都按照一个指令工作的机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技术上的可行性。这是因为,计划工作者的主观判断很难反映经济运行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各种经济指标很难如期实现,计划工作很难满足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
技术上不可行却硬要搞计划经济,只能是主观的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并没有经过测算,而是毛泽东同志根据政治需要提出来的。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说过,15年后钢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到4000万吨,没有做任何论证(即使论证也没人敢提反对意见)就作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的钢产量指标。脱离实际的主观计划必然错误百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
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尽管国家可以用“军工动员”的方式集中国力搞出“两弹一星”,但是,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195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78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55.1亿元,即206.4亿美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不到世界贸易总额的8‰。
极度贫困是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多年遭到扼杀,*终的结果是极度贫困。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呢?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1956年为310公斤,1960年下降到215公斤,1978年达到320公斤——整整徘徊了22年。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户人家有4户没有大门,3户没有桌子,68人中有40多人没有棉裤。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战士史成德,7个孩子,10口人,只有3只缺口碗。
沈祖润看到的不是个别现象。1978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做了调查。1979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入,*高的是山西吕梁地区,为70元;陇东庆阳第二,为64.86元;延安地区第三,为57.20元;榆林地区第四,为52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47.60元;固原和定西*低,同为36.80元。
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革命圣地延安采访。他们亲眼看到,社员薛登恩家全部家当不值30元,他们吃的饭食像猪食一样。*早唱《东方红》的歌手李有源的儿媳对他们说,在70年代,生活实在没法子了,不得不外出讨饭。老乡的生活水平,不如当年李有源*早唱《东方红》的时候。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
……

改革忆事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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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财经》学术顾问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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