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初集) 内容简介

对学人书法的喜爱，也是我个人书学观的体现。我夙不喜书法的“职业化”，如果失去文化精神供养，所谓书法便剩为书写技法和视觉形式。钱仲联序寐叟书法称：“书法一道，非限于书法而为书法也，必与其人之学问德业、事功成就、时代特征，息息相关。”这个说法或可以道出学人书法的真趣。我有意收集学人书法，源于那次菖蒲河畔的拍场邂逅随园老人诗笺，虽然以前也曾关注并收藏一些文人翰墨，但着意收集文人书法可以说是以得到随园诗笺为契机的。在一次南下的列车上，我同香洲兄列了一份“候选名单”。浩瀚文苑，心仪者尽归囊中，无疑只是一个美好愿望。诚如叶德辉《游艺卮言》所谓“铭心绝品，过眼烟云，渴想梦萦，而必尽吾有，此必不可得之数也”。又云：“收藏书画，本为雅道，云烟供养，何等清福，乃至之生烦恼，济贪欲，是亦不已矣乎！”故酷爱者难得一遇，即偶尔幸遇亦未必能遂愿获得。然而透过“名录”，则可见我们对“文人书法”选择的倾向。近三百年文苑善书者不计其数，而百或数十年之间，其风尚清晰可辨。

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初集) 本书特色

王世襄、余英时分别为此书初、贰集题写书名。
章诒和：世事观察越细，人性体验越深，许宏泉也不例外。遍览溪水旁这棵树的枝枝叶叶，我发现里面藏着两个身影。一个是知识分子：画国画，编刊物、做文章。而笔墨之间透露出的，则是作者的丰富畅溢、敏感犀利与不伪情的人格。
陈丹青：他要是个古人的话，可能是个汉代人——无论东汉西汉。我非常欣赏他文化独行侠的江湖气。
三百年杰出学人的书法盛宴；收藏与文化的两用辞典。
同类图书有两种货币：学术化或实用型。本书则两者兼之，以文人书法藏品为引子勾划出的深藏其中的精微大义和奇妙的故事。
直观的展现出一条清晰的学术脉络，简约不失严谨，无论有争议的还是引用原文的一律溯源，找到原注或可靠凭证。
艺术修养性兼顾实用性、故事性，呈现方式生动。
一本收藏辞典，方便查阅与对比，书中选定人物不带政治偏见，而且大多是被遗忘却有着不可替代贡献和地位的人，书法作品真实清晰，有长期的留存价值，引发读者对文人手迹的兴趣。

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初集) 目录

管领风骚三百年－近三百年学人翰墨(初集) 节选

袁枚（1716—1797）夏肥秋瘦随园翁
友人来访，说在南池子那边一家“小拍”预展上发现一件董其昌的山水册页，八万起拍，图录上虽标明“传”字，看气息却很对头，且有安仪周（岐）（《墨缘汇观》）著录。于是偕藿、蓉二斋前往参观。菖蒲河畔，南池子口上，皇史宸西邻，一个叫做“皇城艺术馆”的地方。展品多为油画，乃一对洋人夫妇所藏中国当代“早期油画”，传统书画仅几十件而已。不过名头倒是不小，黄子久、王雅宜、张二水、仇十洲、祝枝山、马湘兰，个个了得。那件董氏山水册，赫然展台之上，水墨纸本，计五页，王文治对题五开。每叶钤有“安仪周家珍藏”朱文印。那些所谓著录材料亦陈列其侧，除安岐《墨缘汇观》外，尚有《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其“董其昌条”中的“签名”和“印章”皆有从是册中所录取者。有此二物佐证确实能给人以不少的信心了。然而细究笔墨，生硬造作，似去思翁甚远。我忽然想到这一“传”字，实在用得高明，或许卖家（拍卖行）之诱饵也未必。其一，有意标以“传”（传说之意）字，吸引招徕买家，迎合他们“捡漏”的心态。其二，告诉你，此“传”你不妨理解“流传有绪”之意。那么，这件“老充头”是安仪周走眼呢，还是旧时据其《墨缘汇观》的文字著录原本下的“蛋”呢？
我正思忖，却无意发现一组书翰小品，似同一藏家所出，有蒋仁、汪士慎、华新罗诗笺，何子贞、王觉斯尺牍。原为无锡沈梧（旭庭）所藏，沈在同光间，至今亦有百余年，笺有古气，墨华精神。觉斯之侧竟是袁枚诗笺，不觉眼前一亮。驻足其前，流连久久，似闻随园老人说话。简斋的小楷，隽秀而饶奇趣，点画极见个性，袁枚自谓不会写字，他在“与西崖书”中称：“枚幼而失学，到老握笔，如书生骑马，意态全非，自分此乃终身作门外汉矣。”其实好就好在“不会”，那满纸尽是性情、自在和书卷气息。
归来，心心念念着随园诗笺，真可谓梦寐以求，周转难眠，耿耿于怀。平常哪能像人家那样常能遇上柳如是、马守真的香泽丽笺啊，偶尔邂逅随园老人的手迹，其喜乐之情也是难以按捺的。
翌日一早，约藿斋、江汁再来菖蒲河边。拍场也很有趣，在一个叫“东苑戏楼”的小型剧场，虽是新修，却也有几分古香古色。回廊小院，极是雅致，枣槐两树，虬枝老干，绿荫蔽日，可谓阅尽人间沧桑。一进小院，顿有离世出尘之感。“拍案”设在戏台之上，两边有抱柱楹联，朱家溍所书李笠翁句：有声画谱描人物，无字文章写古今。拍卖师手执红木小锤，俨然一副巡抚大人审案形状。两边女侍站立，竞买者则坐在台下，台上台下，仿佛同演一出戏耳。
袁枚字子才，反过来便是“才子”。袁枚何止才子，乾嘉之际的袁随园无疑是一位极具“先锋意义”于文坛的“边缘人物”。据说他长得“颀而长”，清癯如鹤，广颡丰颐，仪表风流。有趣的是，他晚岁自称袁丝，因为满头白发，乃借西汉时袁丝（盎）之名以为己用。《清朝野史大观·清朝艺苑》说：随园之雍容风雅，可称文坛中老成练达者。
《清史稿》中《袁枚传》称：袁枚字子才，钱塘人。幼有异禀。年十二，补县学生。弱冠，省叔父广西抚幕。巡抚金见而异之，试以《铜鼓赋》，立就，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时海内举者二百馀人，枚年*少，试报罢。乾隆四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改知县江南，历溧水、江浦、沭阳，调剧江宁。枚不以吏能自喜。既而引疾家居。再起发陕西，丁父忧归。遂牒请养母。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时出游佳山水，终不复仕。……天才颖异，论诗主抒写性灵。他人意所欲出，不达者悉为达之。士多效其体。著《随园集》，凡三十馀种。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然枚喜声色，其所作亦颇以滑稽获世讥云。卒年八十二。从“传记”中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时期或不同“身份”的袁枚。作为读书人，袁枚无疑要沿着传统的科考路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袁枚为官期间，却能“笑为民父母，痛痒真亲尝”，所以口碑不错，在江宁、江浦、溧水等地也有不少政绩值得传颂。而作为文人，总是有许多风雅乃甚奇异的逸事值得谈助的。袁枚在江宁时，便曾经历一桩怪事，虽说荒诞，却也有头有脑，据沈起凤《杂记》记载：
乾隆乙丑，钱塘袁枚宰江宁。五月十日，大风，白日晦。城中韩姓女，年十八，被风吹至铜井村，离城九十里。村民询明姓氏，送还家。女婚城东李秀才子。李疑风无吹人至九十里者，明系奸约，借词控官退婚。袁日：“古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外者，汝知之乎？”李不信。袁取元《郝文忠集》示之。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辛氏负从钟建背。”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楼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尽朝贵。”李无以应。袁又晓之曰：“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诓语？但当时女竟嫁宰相，此女恐无福耳。”李大喜，婚配如初。制府尹继善闻之，曰：“可谓宰官须用读书人矣。”
天下事说来真是蹊跷，有道是无巧不成书，恐怕也惟袁大人才能遇见这种奇事，而秀才断案，难免书生意气，其结果却很圆满。除了称奇道绝还能说些什么呢？难怪要说他“所至有政声，判狱如神”（《清代学者像传》）。
乾隆十三年秋，袁枚三十三岁时，在南京购得隋氏织造园，易名“随园”，此后，着手修缮，植树种花，好像在为自己的“退隐”之路始作准备。“情虽殷于报国，志已决于辞官”（袁枚《上尹制府乞病启》），次年开春，袁枚便称病辞去江宁县令，入庄随园。袁枚辞退，有人说他效往哲高蹈，或谓明哲保身，我觉得，作为才子的袁枚，他实在是向往山水林泉，不耐官场陋习，此际“随园”已初具气象，正契他性好自然的理想之境。
袁枚退居随园，一时，四方名士纷纷慕名而来，可谓不逊当年水绘之胜。
袁枚流连这种悠然闲适自由放纵的诗酒丝竹生活，如“野鸟孤猿”“寻花问柳”，访美论诗，品鉴闺秀，如花美眷，春色如许，可不正是传说中旧时文人梦寐以求的生存状态吗？
清初的几位皇帝不能不说手段“英明”，一面搞“博学鸿词”，笼络天下学者名士，又对朝廷命官，以高薪养廉，所以袁枚辞官后，手头的银两造个园子乐呵乐呵还是很自在的。
而同时，乾、嘉朝的“文字狱”亦是登峰造极的，对于大多知识分子来说，无奈无望的困顿之中多少带有一种莫名的恐慌。于是，遁隐消极于江湖无疑可以得到暂时的心灵慰藉；徜徉林泉，或埋首于故纸，所谓“乾嘉学派”便是时代之使然，一时竟成学术之“主流”。袁枚属于另类，他不是那种安心于考据的“旧式文人”，内心里满怀着诗人才子的激情，而对于他的这种所谓“自由”的行为，朝廷也是可以任之由之的，名士书生，诗酒唱和；优伶美人，弄弄堂会，卡拉OK，发发所谓“性灵”，既有助文艺繁荣，也无碍统治者权益。所以，也是时代造就了袁枚。
袁枚崇尚“性灵”，他的这种学术主张或理念及其个性，深得当时非主流的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子的拥戴。袁枚一面倡导他的“性灵”，一边沉湎放逐的精神世界，这无疑也是一种态度，这种“边缘”立场，可能要遭到那些自作多情而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们的讥诋。
然袁枚“性灵”真实而自然的情感流露，脱尽“旧时文人”的陈腐虚伪，不能不说是极其可贵的。
袁枚以《自题》评论自己的“性灵诗风”：
不矜风格守唐风，
不和入诗斗韵工。
随意闲吟没家数，
被人强派乐天翁。
“随意闲吟没家数”正是袁枚的“个性”，姚惜抱称其“为学自成”（见《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故他的不少律诗皆有“出格”行为，黄景仁所谓“兴来辞赋谐兼则”（《岁暮怀简斋太史》）是也。《随园诗话》中处处闪烁着袁枚的审美新见：
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随园诗话》四十二）诗无言外之意，便同嚼蜡。，（《随园诗话》十八）
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随园诗话》六十六）
袁枚主张“但肯寻访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并借杨诚斋的话来倡导“解风趣”、“写性灵”的审美取向。他曾在《随园诗话》（卷三）中批评王渔洋“修饰不主性情，观其每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因此而发出“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的感叹。
当然，袁枚的影响可能更在他的美学主张。但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其实也并没有将这一理想进行到底。这可能与他一方面与来自“正统派”或“古典派”的压力作“论辩”消耗精力，一方面过于流连文人和士大夫的酬和赋答，沉湎逸趣闲情有关。
对于他的这种“性灵”的个性张扬，当时的文坛政客和正统派们，如刘墉、章学诚、王兰泉便极力反对，章实斋“薄之为清客，讥为假托文学，导欲宣淫”（见罗继祖《随园遗事》）。章有《丁巳劄记》云：
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阁，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人心风俗，大可忧也。
实斋对袁的指摘毫不留情，虽言有偏激，但随园的过度沉湎“性灵”确实为后世文人的“颓废”开其先风。
王兰泉说他“往来江湖，从者如市，太邱道广，无论赀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少年著录为子弟，矜新斗捷，杂芜纤佻”（杨锺羲《雪桥诗话》，见《清诗纪事》乾隆朝卷）。
其实，并时或后世诋袁者虽多，也是一言难尽的。倒是林钧在《樵隐诗话》中说出了公道之言：
随园、渔洋两先生之诗皆能各树一帜，在本朝自是名家。但两公诗均可看而不可学。简斋主性灵，以天分胜也。
袁枚诗，虽多应景之作，但其间所流溢的情感却十分自然而真切。而他的一些咏史杂诗，多以新见论史，往往翻案重评，颇能令人耳目一新。袁枚的个性还在于，他的《随园诗话》中所录多为名不见经传的“野逸”诗人之作。
袁枚不讳言自己“解爱长卿色，亦营陶朱财”（《秋夜杂诗》），甚至公然宣称“袁子好味好色”，并广收女弟子，不顾物议，为其刻诗宣扬。
袁枚“善于经营”，估计卖文鬻诗的收入不菲，所以随园才日益繁华，据称他死前“家产累至三万金，一般文士和达官贵人是不可想像的”（见周本淳《小仓山房诗文集》前言）。
赵翼称其：“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读随园诗题词》）可谓知己之论啊！
袁枚性好交游，孙星衍说他“年逾耳顺，犹独游名山，尝至天台、雁宕、黄山、匡庐、罗浮、桂林、南岳、萧湖、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窦，皆穷其胜。舟车所过，攀辕授馆，疑古人复生”。他曾于七十七岁那年自淮南归，过和州客次，住在迢迢谷东部的香泉，“为浴香泉水，停骖住历阳”。（为宋竹梧刺史题《清啸图》）读到随园的这首诗，自然有一种亲切之感，可惜老夫子只在香泉泡了个温泉，却未走进迢迢谷，探访一回戴鹰阿的行迹。
《随园诗话》有云：“香亭以余年衰，劝勿远出游山。余书六言绝句与之云：‘看书多撷一部，游山多走几步。倘非广见博闻，总觉光阴虚度。一’这便是典型读书人的心态。
或许袁子才，真的只能有其一，不可有其二也。袁枚实在是个一言难尽之人，一个可爱之人，有可爱之事可爱之文。一部《小仓山房诗文集》足可寻绎一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及其生存状态。随园的文字不仅清逸雅致，且真切自然，其间极其生活化的作品不失文人之风雅和幽默，如《秋夜杂诗》其序云：“余春秋三十八后，颇畏秋风，当之嚏不已。形貌夏肥秋瘦，与时惨舒。”所谓“夏肥秋瘦”，令人不禁失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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