浇愁集浇愁集前言

序《浇愁集》
萧相恺
《浇愁集》是《聊斋》之后仿《聊斋》作品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中国文言小说史后期的作品中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而文言小说研究专家学者却很少注意：各类小说书目如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程毅中先生的《文言小说简目》等都未著录。《中国丛书综录》著录过这部书，但入的是别集类；《江苏艺文志》“无锡卷，，列有此书，亦入别集类，显然又是根据《中国图书综录》著录的。后来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曾略作简介，谓只见“申报馆丛书本”，似也未5I起治中国小说史学者的注意，更不要说一般的小说爱好者了。现在经王海洋先生校点，黄山书社把它推出来了，这对小说研究者和广大小说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浇愁集》一书，其实在清代末年流传很广，版本不少。据我所知就有申报馆仿聚珍版印本、申报馆仿聚珍版重印本，以及封面题“绘图再续聊斋志异”、正文卷端题“潇湘馆侍者撰曲园居士鉴定”的石印小本等。这里推出的《浇愁集》，是以北京图书馆所藏光绪四年(1878)申报馆本为底本校点整理的。
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浇愁集》，凡八卷四册。内封前半页题“浇愁集戊寅(光绪四年，1878)六月朵红仙侣署”，后半页署“申报馆仿聚珍版印”。首有秦云《叙》、潇湘馆侍者《自叙》、朱康寿《叙》。正文卷端题“浇愁集卷×梁溪邹瞍翰飞著仁和朱康寿曼叔校长洲秦云肤雨麓峰俞达吟香(上三行并署)评”，每篇之后都有“某某某日”的总评，评者分别为西脊山人(即秦云)、朱曼叔、吟香子(俞达)、梦仙馆主人、漱红馆主(上二人可能是秦云)、非非子等。
邹瞍，字翰飞，号潇湘馆侍者，别号瘦词人，亦号司香旧尉，晚号守死楼主。金匮(今无锡)人。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卒于1931年。同治五年(1866)随父迁居苏州。光绪元年(1875)为诸生，然入泮后，尝十试秋闱，皆遭弃。光绪七年(1881)，或曰光绪六年(1880)旅居上海，为申报馆记室。后又尝为主笔。光绪十四年(1888)，应山东巡抚张朗斋之请，至淄川矿山任职。光绪十八年(1892)与上海风尘女汪瑗相交。二人诗词唱和，感情甚笃，却无力营金屋。光绪二十年(1894)九月左右赴湖南作幕，并作《海上尘天影》。在湘凡十一月，复归海上，汪已从良，室迩人远，弢不胜感伤。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上海入天主教。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启明女塾任教职。又尝在苏州设养心学堂，达十七年。瞍少不羁，壮岁尤落拓。生平嗜酒，因自号邹酒丐。尝为天南遁叟王韬门下士。以真挚性情作文章而不拘绳墨，著述甚丰，《浇愁集》外，有《三借庐赘谈》《瓮牖余谈》《海上尘天影》《万国近政考略》《洋务罪言》等，传诵一时(以上参见《江苏艺文志》无锡卷、《三借庐赘谈》、光绪三十年《海上尘天影·叙》及《海上尘天影珍锦》等)。
为此书作序的俞达，一名宗骏，字万通，一字吟香，号东江，又号慕真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年不详，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与邹弢为患难交。中年颇作冶游，后欲潜隐，而世事牵缠，遽难摆脱。善词曲，所著五言诗，力追汉魏；近体专宗晚唐。著有小说《青楼梦》六十四回，又有《醉红轩笔话》《花间棒》《吴中考古录》《闲鸥集》《醉红轩诗稿》《池上草堂诗稿》等(见《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等)。秦云，字肤雨，号西脊山人、胥母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诸生。工诗词，诗得宋人神韵。善书，书学褚河南。与汪芑、朱靖友善，著有《西脊山人诗稿》《富山楼诗钞》《伏鸾堂诗剩》《裁云阁词钞》《花间剩谱》等，为当时名士，与汪、朱并称三才子(详参《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从序可知，秦云对邹弢颇为佩服，他向朱康寿介绍《浇愁集》，并请为作序；对于邹弢的这部小说，他也赞誉有加，给予了颇高的评价。而朱康寿，其时与邹弢可能并不相识，至少是关系不深，否则无需秦云介绍，其生平待考。石印小本所署的“曲园居士”即俞樾。樾字荫甫，晚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生于清道光元年(1821)，卒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95)。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举人，三十年(1850)举礼部试，覆一等一名，殿二甲，赐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提督河南学政。罢归，时在咸丰七年(1857)。侨居苏州，专治经事，主讲紫阳书院，晚又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光绪三十一(1905)年复官。所著《春在堂全集》凡五百卷。其中文学一类，诗文外，还有笔记小说若干卷。《清史稿》卷四八二“儒林”有传。
《三借庐赘谈》卷十二“芥航”篇说：“余于丁丑岁作《浇愁集》，稿甫脱，即为坊贾携去，其中太半点勘未精。书出重阅，颇不满意，至今犹悔之。”丁丑为光绪三年(1877)，正是《浇愁集》叙所署之年代，《浇愁集》当成于光绪三年(1877)无疑，是邹弢的早期作品；本书据以整理校点的底本则是它的初印本。邹弢迁居上海和后来成为申报馆记室，似与此书的出版也有一定的关系。《绘图再续聊斋志异》印成于何时，尚难遽定。但此本删去了原稿中的三篇序，其中又有署名“曲园居士曰”的评，而评语实非曲园居士俞樾所作，不过是把《浇愁集》中原“西脊山人”的评移到了“曲园居士”的名下，显然出自申报馆本之后。申报馆初印《浇愁集》之后又重印，尔后又有书贾将其石印行世，说明此书在当时是颇受读者的欢迎的，也可见此书影响之一斑。
苏瑗光绪甲午(二十年，1894)致邹弢的信中说：“《浇愁集》嬉笑怒骂都成文章，但偶有习见之处，因少年之作，不足病也。二集之稿，远胜初集，必传无疑。”《海上尘天影珍锦》，载《海上尘天影》卷首)则《浇愁集》尚有二集。二集未见。邹瞍中年时，家曾遭回禄，文稿焚毁殆尽，此二集是否也在劫中？
从邹戏今存的著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个小说家，深受古代小说家和小说的影响。不说自序中所说到或提及的“《豆棚评话》”、“老髯说鬼”、“干宝搜神”、“方叔之诙谐”、“《洞冥》亦是寓言，《庄》《骚》半多托兴”、“述异而志《齐谐》”等等，即从该书所写的内容，也可见出他受前代许多小说，诸如《黄粱梦》、《南柯太守》《蕴香国》、《泡中富贵》、《青琐高议》、《乌衣公子》、《娇红记》《俞生逸事》、《夜谈随录》《亭亭》、《小青》《爱爱》等的启迪。尤其是《聊斋志异》和《红楼梦》，对于邹瞍及其《浇愁集》的影响更大。
说到《红楼梦》对邹瞍的影响，我们不必多所论述，只要看一看《浇愁集》里《梦述》中的一则便十分清楚了。他取号曰：“潇湘馆侍者”，也是他深爱着《红楼梦》及其主人公林黛玉的反映。至于他受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影响，则更是随处可见，也更为深刻了。
首先是邹弢写作《浇愁集》与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有着十分相类的动因。蒲松龄说他作《聊斋志异》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是作“聊斋志异》以书“孤愤”。邹瞍也说：“弢心肠中热，笑碌碌之因人；头脑冬烘，惯年年之拓盔。每慨才多蠖屈，世遍蝇趋。见小者睫上蠊蟓，心竟者角中蛮触。中情所感，异趣斯呈。气蟠胸臆而难平，绪吐齿牙而莫已。明知《皇苓》已流变调，夏虫未足语冰，而水激则波，物挠而吼。谰言窃取，覆破瓿而攸资；郁意欲宣，扣哑钟而亦答。至于发奸摘隐，阐幽明微，谓纵深觉世之心，究未得立言之旨，则一任知我罪我者之私议而已。”他的生死之交俞达也说他：“饮李白三百杯，醉步兵六十日。形骸都忘，块磊难消。白眼看天，青衫席地。壮心未遂，凤凰怜处士之饥；狂态顿生，鸲鹆效参军之舞。作诅楚之文，藉消愤懑；挝骂曹之鼓，以抒不平。”说明邹弢也是“孤愤”难抒乃作《浇愁集》。
写作这部《浇愁集》时，邹弢已经二十八岁了，仍主要以坐馆为生，小说集中“癸酉(同治十二年)余寄旅(鲆)溪赵氏”《《周氏绮缘》、“余于赵氏辞馆之年冬至之夕”《(梦述》等语可证。秦云的序说他“落泊吹吴市之箫”，秦云的序甚至说他“敝朱詹之被”，“然子瑜之柴”，家境显然贫寒。更重要的，他本是个很有才华的人：“玉质内秉，金心外照。……白犬黄蜂之对，巧擅弱龄；落霞秋水之词，才夸绮岁。日披九纸，共羡范云；目下五行，独推应奉。”(秦云序)又是个有很大抱负的人：“云路展足，康衢绝尘，固将黼黻升平，振擎天之一手，咀嚼宫羽，试倚马之万言，出其学问，发为事功，身后留史册之光，天表唾风云之色。”(自序)但是因为“守风节于王侨，忤世情于程昱”，快到而立之年的他却仍然只是个穷秀才，真正是“贾驰运蹇，吴质愁多。器原天庙，莫上螭头；身困江湖，犹铩鸾翮”(秦云序)。邹弢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的末期。长期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不正，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腐败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自然要铤而走险，洪秀全等起义由此爆发。国家积贫积弱，外人乘机而至，资本强行殖入，则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于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的贫弱，又使得政府畏敌如虎，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为力，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由是签定。
这就是邹瞍的个人境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前面所讲邹弢的那番有关此书写作宗旨的自白，《浇愁集》中邹瞍的写愁抒愤之作，绝不是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常说愁”，而是因于时势，出自衷肠的真情流露。
其次是在《浇愁集》一书里，时时处处露出作者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以及心仪《聊斋志异》的明白宣示。比如，书中《易骨》篇的构思灵感，便显然来自《聊斋志异》里的《陆判》，小说的开头，作者自己就说：“余读蒲留仙先生《聊斋·陆判》换头一事而不觉叹其文字之奇，固已想入非非，不谓又有易骨之事者。”而《泡中富贵》的构思灵感则来自其中的《续黄粱》。再如，集中的《生人折狱》说：“又有随机设阱，变诈百出，如《聊斋》所谓《念秧》者。”《记勇》说：“余读《聊斋·大力将军传》而知英雄风尘淹没者，未尝不三叹而流泪也。然同一淹没而心之毒而险者，莫如族弟荫廷所言之番僧为*甚。”等等等等，皆能见出作者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和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不仅如此，《浇愁集》一书也的确颇有《聊斋志异》的精神。
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批判、抨击，是《聊斋志异》精神的集中反映；在《浇愁集》中，这种批判、抨击更几乎无处不有。
秦云的序说：一部《浇愁集》或“为渔色者示以箴，好淫者垂其戒也”《集美山》；或“为趋权势者作前车，攀簪缨者下棒喝也”《易骨》；或“为公正者励其志，偏私者寒其心也”《生人折狱》；或“为重利者惩，轻身者警也”《享富长》；或“为好施者嘉，负心者戒也”《义士》；或“为守财者鄙其吝，求仙者笑其愚也”《变马》；或“为好义者壮其怀，不仁者破其胆也”《侠女登仙》；或“为不遇者解嘲，怀才者吐气也”《驱愁境》；或“为斯世觉迷，众人祛惑也”《镜里姻缘》；或“为求荣者绝妄想，处贵者戒骄盈也”《泡中富贵》。从秦云对《浇愁集》一些篇章写作宗旨和思想内容的评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邹瞍对世事的不平与愤慨，《浇愁集》对世相的讽刺与抨击。
具体到某些作品，我们更可以感觉到这种批判力度的强劲。比如，卷五的《多贝大王》，便深刻地揭露了钱可通神的黑暗现实：为了钱，人们可以无耻地“放出好面孔”，也可装出一副可怜相；为了钱可以蝇营狗苟、瞒心昧己，可以不要朋友、不做好事，活画出了当时上流社会一些为官作宦者唯钱是求、廉耻全无的丑恶面孔。
对于作者所处时代浇薄的世风世相、人心的险恶难测，富者的为富不仁，《聊斋志异》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嘲讽；《浇愁集》也是如此。上面提到的《易骨》篇写吴下诸生李莹，夤缘攀附，宁愿要阎君为其换上臭骨而有曹操、石崇富贵之福，也不愿金光罩体而有孔、孟之厄，结果成了腐臭其骨、黑狼其心、人形兽质的人。作者不仅抨击讽刺李莹一类书生贪财爱富而不惜丧失人格、丢弃道德，还借阎君之口，抨击讽刺说：“富贵中人，此类(人形兽心者)居多，不足惊怪。”又说：“汝辈自谓瞬息豪华，为足荣辱，故夤缘万状，不恤人言。及至素愿已偿，又恐不齿人类，思返本来，岂阴司阎摩什一职，专为汝辈设也？”
对于士林的恶习，对于科举的弊端，《聊斋志异》里有着十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浇愁集》也是如此。卷二的《腐鬼吟诗》，便深刻尖锐地讽刺揶揄了一批酸腐无学、下流无聊，在自己的圈子里又夜郎自大、假充斯文、相互吹捧的读书人，暴露了考官的受贿徇情；卷五的《要钱太守》则对于当时的举业及当时的捐纳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抨击；《投生误》篇写世间假道学之多，骂假道学者乃是畜生，既是对文人人性普遍堕落的揭示，也是对世道美丑颠倒的扼腕叹惜。
与《聊斋志异》一样，《浇愁集》中数量*多的还是有关爱情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有《张筵鬼》、《俞生逸事》、、《高三官》、《张五福》、《梅痴》、《仙蝶酬思》、《爱爱》、《亭亭》、《狸蛊痴生》、《补恨天》、《罗生》、《郑女》、《镜里姻缘》、《仙游》等等。
对于人世的真情实爱，邹瞍如蒲松龄一样，给予了热情的歌颂。《罗生》、《郑女》就是这样两篇小说，堪称两首真挚爱情的颂歌。对于人世间相爱却不能结合的青年男女，邹弢则寄予深深的同情。《俞生逸事》歌颂青年男女至死不渝的真情挚爱，写得缠绵绯恻，与《娇红记》颇相类。《爱爱》篇所写，则是另一类婚姻悲剧，小说作者深深地叹息道：“……汝岂《红楼梦》之颦卿耶，汝岂《牡丹亭》之丽娘耶，抑亦怜卿怜我之小青耶，胡薄命竟如一辙也？”是篇深受《冯小青传》的影响，读来“令人涕泪沾襟”(梦仙馆主人评)，且有一种“东海茫茫，恨波汪涔，安得亿万精卫，令他尽填之哉”(西脊山人评)的感慨。两篇小说都有真人真事为背影，《俞生逸事》篇末云：“此事俞吟香为余言之。桂堂，其远族也。”《爱爱》篇末云：“女著有《鹃啼集》《诗词抄》，未刊于世，现藏洞庭山范氏。其父葛商彝乃俞吟香之师也。吟香尝为余言之。”吟香子的评也说：“余幼从葛师时，爱爱世姊已十二岁，聪明敏慧，不知后来之竟出于此也。”显出作者对现实社会中男女悲情的深切悲悯与同情。
对于人间相爱却不能相亲之事，邹弢不仅耿耿于怀，且也像蒲松龄一样，总幻想着未能在人世实现“成眷属”愿望的有情人，能在一个非人世的境地里得以实现，于是常借助一种非人世力量与人世力量的结合，将那可恶的现实改变，甚至颠倒过来。《补恨天》篇就集中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思想。蒲松龄曾经说过：“生有拘束，死无禁忌。”《聊斋志异·鲁公女》卷三)，他之所以多写人与妖狐鬼魂相恋，正是想对人世多“禁忌”恋情缺陷作某种弥补。和《聊斋志异》一样，《浇愁集》中也有许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张五福》篇写张五福与何霞娘大胆甚或带着某种性解放迹象的恋情，便是是当时社会所决不能容的恋情，故邹弢亦借狐妖演之，用以作为人间不自由情恋的一种补充和矫正。
《聊斋志异》里还有些旨在呕歌人间诚挚友情的作品，这些作品只叙友情而丝毫不杂男女私念，像《娇娜》。《浇愁集》中也有与之相类者，如《周氏绮缘》。小说所记，很可能便是邹弢自己与“周氏”女的一段书、画因缘，是一种基于同好，彼此才华吸引的友谊。之所以亦要借梦写出，且要写得如此扑朔迷离，大约是怕为时忌吧。
鲁迅先生在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时，曾拈取“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来概括，移这八个字来评《浇愁集》的总体艺术特色也十分合适。《浇愁集》中的作品，除少数几篇如《割辫》、《瓜异》等只是单纯地记录异事奇闻，为传统的志怪小说，少数几篇为志人类传奇以外，其他亦多是如鲁迅先生评《聊斋志异》那样“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小说。
传奇的特点首在其叙事的委蛇曲折，文风的沉思翰藻。《浇愁集》中的小说，绝大多数都具有这一特点。
比如，《仙蝶酬恩》，便写得曲曲折折，于“山穷水尽”处，往往又“柳暗花明”，别出蹊径，而且多出人意表。二女的知恩图报又柔情如水的忠于爱情的品格，写得栩栩如生。吟香子的评说：“二女柔懦缱绻，只使人怜，其半吞半吐处，非笔有化工者不能写得栩栩欲活也。”并非虚夸之词。庄梦周的一任自然，风流多情而又颇笃于情的性格，很有点邹弢自己的心性蕴涵其中。再如《亭亭》篇，叙范生与荷精相恋事，分五个层次：一写居于湖边的范生与荷精亭亭由吟诗相逢，而后相恋、相合，二人相亲相爱度日，不料亭亭之母故去，亭亭为不良舅氏卖与汉阳勾栏李氏；次写范生设法救其出于火坑，亭亭身心俱疲，生为“诵苏子池南之句三日”而得痊；三写亭亭以己为荷妖告范生，谓有恶渔将其根删去，生购其根归，仍种原处，亭亭得复活；四写亭亭恶尘扰，嘱生移伴其所，二人更恩爱无比；五写范生与亭亭生子女各一人，无异常人。小说也写得“曲曲折折，将一荷花妖写得跃然纸上，而其中怪怪奇奇，离离合合，真令人不可测度，非但描摩其情事也。”(西脊山人评)
邹瞍的《浇愁集》亦如《聊斋》，颇善写人，比如，《狸蛊痴郎》写小紫初现身与张勋卿相见一段，写小紫门外弹指，而嗤嗤吃吃的笑声却在生之背后，身子又已“猗窗而立”，写此女的活泼、俏皮、大胆，实实在在而又略带神秘，活画出一个狐女的形象。写张生的“痴然木立，含笑细视”，写极了人物的狂喜，又极力烘托出狐女的美艳。吟香子曰：“儿女深情，描摹殆尽，令读者如历。小紫传中，真欲一字一醉，信乎笔墨之妙，竟如斯如斯！”确非过誉之言。再比如，《老翁捕盗》写了五个人物，主人公自如标题所示是那个捕盗的老翁，但作者真正写老翁的只有篇末的寥寥数语，用力*多的、描绘更细的却是另外四人。先是写孙鹏的天生神力。接着出来了一个韩滔与孙较力，从韩滔将重百斤的铁棍视作绣花针，“接而手碎之，纷纷如屑”，写出韩滔的更甚于孙的神力。接着又以孙鹏拜韩滔为师，从韩习武，写孙鹏眼中的韩滔及其同伙飞檐走壁的神技，再用孙鹏的进步：“孙从韩半月，技益精，且能于百步外飞弹，无不中裒”进行烘托，并指出韩及其一伙的“绿林大盗”身份，引出下面两个更厉害的人物：盗魁“绿瑶公主”以及武艺更甚于韩滔的“保饷者”某太保，写某太保，亦不从正面着笔，全由韩滔的口中叙出：因为保饷的是太保，故“……我众虽勇，正不能不费踌躇。”“……是夕，漏初起，果有十余人来，与韩匆匆俱去。三鼓后，韩面血模糊，踉跄入，曰：“几不汝见矣。太保年虽幼，果精悍。吾等十余人，均为所伤。……'”接着写孙鹏救太保脱危，为后面的文字作伏笔。再后正面写那个绿婚公主并将前面出现的人物作一交代：
一日，载物出海，过黑水洋，忽飓风大作，船几覆，合船惊张。仓皇间，远远见一小舟，如飞而至。舟渐近，见头上立一女子，红巾蒙首，仿佛甚美。孙知是盗，飞弹击之。女笑举两指，拍堕水中。孙又随飞二弹，女一接以口，其第三弹即吐口中弹抵之。笑曰：“如此伎俩，亦要向老娘前出丑。”乃纵身飞上孙船。又两人继至，其一则韩也。韩见孙，跪女曰：“此即弟子孙某，望恕之。”女不可，又请之。女怒曰：“汝岂恃劫饷功欲反吾？”即挥韩回船。
直到*后，小说的主人公方才出场：
忽西北一舟至，疾如鹰隼。一叟手握器具，离孙船数十丈，一跃而上。孙益惧叹曰：“吾命休矣。”忽见女反身欲遁。叟叱曰：“尔久匿不出，害老夫踪迹多年。今日相逢，尚欲何遁？”乃执而缚之如缚鸡。女俯首不言，任其提挈而去。
写另外四人，实际都在为写那个捕盗老翁服务。写了那四人，老翁的神勇便不言自明，这实在是一种聪明的省力的办法。西脊山人的评说：“……观于孙君……当其举鼎夸人，固自谓勇力绝伦，无出其右，而不知复有韩。韩之勇已奇，而不知更有女。女之勇已至，而不知更有太保及翁。天下事一层深一层，一人胜一人，然而以蠡测海，以管窥天者，适为夜郎自大而已矣。”虽然是在揭示该篇的思想主旨，但那句“一层深一层，一人胜一人”，实也点明了这篇小说写作上的特色。
人说“文学是人学”，小说当更应以写人为主要任务。蒲松龄无疑是以小说而写人的里手；综上所述，邹弢也可说是个很懂得作小说三昧的作家。《浇愁集》中的许多作品，虽尚不能和《聊斋》比肩，但却确实有《聊斋》的余韵。
邹瞍创作《浇愁集》之时，已经到清王朝的末期'，距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又过了百余年。《浇愁集》中固然有《聊斋》的精神和遗韵，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和其所处时代的脉跳。
置于《浇愁集》卷首的《蕴香国》，明显是受南朝刘宋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巫”、唐人小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及蒲松龄《续黄粱》的影响写成的一篇小说，但与上面提到的几篇小说相比，这篇小说的思想主旨却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焦湖庙巫”所记为地道的听闻，宣扬的是一种人生如梦的佛道思想；到《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故事情节复杂了许多，但主旨仍然是富贵如梦的看破红尘思想；蒲松龄的《续黄粱》突破了上述诸篇的思想框架，加进了对官府贪婪的批判，主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那种富贵如梦的思想阴影，仍然笼罩着全篇。《蕴香国》的主旨则与上述诸篇都不同，它不像其他几篇小说着力宣扬为官后的富贵，也不去写宦途的曲折艰险，它抒写的只是一个书生“治国平天下”的一己抱负，故而重在写书生林韬的“怀绝大经猷，立绝大功业”，写林韬在功成之后便急流勇退，表现的是一种求显非以富贵为心的精神，是
“儒者抱治平经济，苦不及展施”，只得求诸梦中的苦闷。其中有太多的作者自我：那个林韬分明就是作者的化身。小说中关于时局的描写，也与当时的现实相合。《司运神》篇的前半，抨击科场的好坏倒置，虽颇受《聊斋志异·贾奉雉》的影响，但小说的主人公很有点作者自己的身影和思想，未曾也不愿汩己之性灵，委婉地表露出自己未中式的原因，也借此渲泄内心的愤慨，却与《贾奉雉》颇为不同。尤其是小说的后半，更与《贾奉雉》主旨不同，旨在揭示科场好坏倒置、美丑颠倒的原因。试想：阴司竟由李龟年“司文榜”，取人但作吟唱，并拍檀板，合者辄中，与试者又或瞽或眇，而“今(人世)执玉尺量才辈，皆从此处投生来”，要想不好坏倒置、美丑颠倒怎么可能？所谓合拍者，当即人云亦云，迎合考官、上峰等等之谓也。为文如此，为人如此，这世道怎么好得起来？比起《贾奉雉》来，抨击、揭露的角度又不一，似也更见深刻。
《浇愁集》中的小说浸透了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这是《浇愁集》小说的又一大特点。而且，邹瞍的主体人格精神中，浸透着一种对社会的愤愤不平情绪，一种“世无知己”、“赏音谁是”的感慨，有着一种追求无拘无束自由闲适生活的性情和对美好爱情的渴望。这从《浇愁集》的许许多多篇章中都能看出来。前面曾经论及的如《蕴香国》等，暂且不说，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集中一篇颇为特殊的小说《梦述》。该篇小说记的是邹碳自己的两次“梦”：一则叙自己梦中来到了《红楼梦》中所描写的潇湘馆中，见到了林黛玉、晴雯、紫鹃；一则说他梦见自己从金仙学道，尽得其秘。西脊山人对这两梦作过如下的评说：“意想所存，形之梦寐，从未闻有此两梦之奇也。虽然，人生事业，空空幻幻，无往而非是梦。翰飞之梦，以为梦也可，即不以为梦也亦可。”指出邹戏所写，虽然是梦境，但亦是其“人生事业”理想。吟香子的评则说：“有英雄志者作英雄梦，有富贵志者作富贵梦，有儿女情者作儿女梦。梦必视乎其人而后结想成之也。作者二梦，岂结想而成耶？抑亦上天之故泄其机耶？均未可知。”很显然，这两个梦本身便浸透着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而其主体精神又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英雄志”——“定国”、“封侯”，这是《梦述》第二则的主旨；二，“儿女情”——得一如林黛玉这样的红粉知己，这是其**梦之主旨。
《浇愁集》里，《乌衣公子》、《白面郎君》、《侠女登仙》，集中而形象地体现了作者的这种主体精神。《乌衣公子》集中体现的是邹弢的儿女情。该篇是受《青琐高议》中《王谢》启发，用唐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思想而作的一篇小说。然说它是一篇小说，不如说它是一篇用朦胧象征手法写成的传记体散文。西脊山人的评语说它“为燕子作传”而借以抒怀。从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我们确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乌衣公子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写照，是一篇浸透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一种世不我知的失落，一种无可奈何的沉沦，一种沉沦而又不失真我的诚挚感情，一种感慨沧桑的满腹牢骚——的作品。西脊山人秦云似乎怕读者会误解这篇作品，特别指出：“……笃伉俪于闺中，交金衣于陌上，亦非无情者。卒以感慨沧桑，肆志花柳，借风流窟为痛哭场，不知有几许牢骚？作者为燕子作传，殆欲借以自喻云。”如果说《乌衣公子》用燕的意象寄寓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中儿女情——柔性的一面，则《白面郎君》与《侠女登仙》便是用猫鼠关系以及仙侠的意象，寄寓了作者主体人格精神中英雄志——刚性的一面。白面郎君的“惩贪蠹，杀忤逆子，诛负义友”(西脊山人评语)，乃是邹弢心中时刻向往的事；白面郎君“平生愿杀尽不忠不孝不义等人”一语，亦正是邹弢的心声。邹弢之所以有这种思想，乃是因为当时之鼠辈太多的缘故，就如西脊山人评论所说：“今之不忠不孝不义者正多，……恨不呼之(白面郎君)至而尽歼之。”《侠女登仙》与《白面郎君》的主题思想基本相同，也是邹弢面对现实中强梁、豪恶、盗贼遍行的无奈而生出的寄寓。
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主体人格精神，实际也是作者处世态度、人生观点的表露。邹弢所处乃是外国资本大量殖入、封建社会渐趋瓦解的晚清时代。暴发户与旧家世族里的封建士人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书中的《魁解》，叙邑有财神庙和文庙，邑人常闻杀伐之声，原来是财神与文昌不睦，大动干戈，于是玉帝派魁星前来劝解，方才相安无事，就是针对当时社会“此也胸怀锦绣轻薄财奴；彼则室炫豪华揶揄名士”的倾向而作的，很有时代特征。小说中，魁星劝解财神和文昌说：“数钱姹女休夸六品之尊，握笔词人宜敛五车之美”，“一主贵，一主富。富极可贵，贵极可富也，何分焉”，明白地反映出邹弢对这个敏感问题的鲜明态度和观点。
《浇愁集》不仅在思想内容上有着时代的印迹和自身的特色，在写作上也分明带着那个时代的特点——一种与其思想的急进相应的激烈、直截的文风，显出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直吐而不作任何遮掩的情状。中国传统的“乐而不淫”、“怨而不怒”的诗教被作者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具体到某些作品，可举*为典型的《易骨》、《要钱太守》、《多贝大王》、《投生误》等说明。《易骨》对于趋炎附势者(包括富贵圈中人)人形兽心的痛骂；《多贝大王》对于当时“求财之地都无天理，求财之人都无面目”社会现实的愤怒揭责；《要钱太守》对于捐纳的抨击，说他们的官顶在厕中浸染过，已秽臭不堪；《投生误》让子产将假道学者处刑，剖其心喂狗，狗不食，又置火床；复将其剁碎，令打入畜生道中，都是其文风激烈、直截的注脚。这种文风提升了作品的抨击、宣传力度，叫人读后顿有种痛快的感觉，颇具鼓动力。但这种文风将要说的都说尽，一眼已见底，再咀嚼则味同嚼蜡，到底难入上乘境界。晚清的绝大部分小说，尤其是报章小说，都具有这种特点。《浇愁集》也未能出此。难怪作者自己后来也不满意。苏瑗虽追捧《浇愁集》，说它“嬉笑怒骂都成文章”，然也不得不说它“因少年之作”，“偶有习见之处”。不过，历史地看问题，在当时，这些小说，包括《浇愁集》，确起到了作者所希望达到的抨击时弊、唤醒愚蒙的作用。
以上所写是我读《浇愁集》后的一些看法，之所以写出来，是想以此向广大读者介绍并推荐此书。究竟说得有无道理，反正书已摆在读者面前，读者自可作出评说。

浇愁集 本书特色

邹弢生于道光三十年（1850），所处的时代，正是清王朝的末期。长期的政治腐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不正，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腐败导致民不聊生，老百姓自然要铤而走险，洪秀全等起义由此爆发。国家积贫积弱，外人乘机而至，资本强行殖入，则导致了鸦片战争，中国于是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家的贫弱，又使得政府畏敌如虎，在洋枪洋炮面前无能为力，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由是签定。
这就是邹瞍的个人境遇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看得出来也体会得到，前面所讲邹弢的那番有关此书写作宗旨的自白，《浇愁集》中邹瞍的写愁抒愤之作，绝不是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常说愁”，而是因于时势，出自衷肠的真情流露。
其次是在《浇愁集》一书里，时时处处露出作者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以及心仪《聊斋志异》的明白宣示，能见出作者所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和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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