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灯的使者 内容简介

《今天》文学杂志在海外复刊后，开始设立“今天旧话”栏目。多多的《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发表在1991年**期上，算是开篇。阿城、齐简、郑先、徐晓、田晓青、崔卫平、一平等人都先后给“今天旧话”写了文章。到目前为止，由这个专栏陆续刊出的回忆文字加起来有十五六篇。这是地下刊物《今天》自七十年代问世以来，**次有意识地将自己过去的历史作一次松散的、集体性的回顾。现在这些文字结集而成《持灯的使者》一书。书中还包括舒婷、宋海泉和戈小丽等人的回忆的文章。

持灯的使者 本书特色

1．《今天》杂志以及“今天”诗歌派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诗歌群体，他们的存在为七十年代末的历史抹上了诗意的色彩，尽管矗立在诗意旁边的赫然是残酷的历史以及痛苦的反思。《持灯的使者》*初由香港牛津大学推出时，引起极大的轰动。
3．这是一部教人不忍释卷的回忆作品。它告诉我们一批人在某段特定的岁月中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由历史的亲历者讲述出来的故事，温暖，明净，动人，不动声色处即予人启迪。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足以使任何一位读者着迷，感动不已。由于《今天》的历史也是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因此，我们在《持灯的使者》里读到的不紧紧是围绕在《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的气氛，七十年代的气氛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

持灯的使者持灯的使者前言

作为文学“先锋”的《今天》
○李海霞
《今天》1978年12月于北京创刊，至1980年12月被迫停刊，共发行9期，另以“《今天》文学研究会研究资料”的名义发行了3期，这份顽强生存了两年的民间刊物（同类刊物中存在时间*长的）被评论者认为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次出现”的“纯文学刊物”。这种评价是耐人寻味的。“纯文学”在80年代的特殊地位令《今天》及其日后的拥护者们对这份民刊的性质和意义，提纯到了一个看似高妙实则有失偏颇的地步。显然，“纯文学**刊”的评价主要针对的是《今天》的诗歌创作。据统计，发表在《今天》上的诗歌共计一百三十余首，另外还有以“《今天》丛书”形式出版的诗集三种。这些诗歌创作包括了《致橡树》（舒婷）；《相信未来》、《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群三部曲》、《愤怒》（食指）；《纪念碑》、《没有写完的诗（组诗）》（江河）；《回答》、《红帆船》、《习惯》、《结局或迷途》（北岛）；《天空》、《秋天（组诗）》（芒克）；《蓝色狂想曲》（杨炼）；《赠别》、《简历》（顾城）等当代诗歌的经典之作。它的创作群体——北岛、食指、芒克、江河、杨炼、舒婷、林莽、顾城、方含、严力、田晓青等——也几乎囊括了新时期诗坛的所有新生力量。另外，《今天》还通过“诗歌朗诵会”的形式，积极向社会推广自己的诗歌理念和作品。据《今天》的主要编辑鄂复明提供的信息，《今天》分别于1979年4月8日和1979年10月21日两次在北京玉渊潭举办“诗歌朗诵会”，印发自己的作品，听众近千人。次年夏，他们又联合法国诗人于连等举办了“圆明园国际诗会”。如此，围绕《今天》，形成了一个具有沙龙性质的诗歌创作团体。这里所说的“沙龙”，并不是鲁迅先生当年批判过的“革命的咖啡店”——虽然形式上它们有相似之处。美国的文艺理论家弗雷德里克•R•卡尔在描述法国现代主义运动的时候，曾经借用“环境艺术家”的名号来命名现代艺术家们的同人团体，他说：“艺术家们创造了他们自己的阶层，在社会内部构成了另一个社会，当今的时代有如汗牛充栋的杂志和宣言是这种世界中之世界的另一见证，每一种杂志和宣言所指的都不是那个更大的世界，而是其自身的状况，即整体的缩影。”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沙龙或环境艺术家们，他们通过杂志等形式形成自己的小世界，向禁锢和压制他们的大世界发起反抗。在这个小世界中，“标新立异是准则，而非越轨之举”，“价值系统被颠倒了过来”，环境艺术家必须通过根除正统的文学美学趣味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可能，而“先锋派便是在这种根除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的”。
确实，就《今天》的性质而言，我们应该将其视为一场文学先锋运动，不论其创作是现实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抑或是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它的主旨就是对秩序的颠覆，对“官方色彩”的发难：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色彩！
这是建国以来经过“一体化”洗礼之后的中国民间发出的**个文学自由宣言。其实，中国文化和文学界有着源远流长的“环境艺术家”传统，创办“同人刊物”是他们*重要的活动和手段之一。关于中国民刊或曰“同人刊物”，有谢泳先生对《观察》的研究。谢泳指出，在中国创办或支持“同人刊物”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企图通过自己办报办刊来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人；二是在专业之外对政治怀有浓厚兴趣并试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扮演某种角色的人；三是对政治完全看透而钟情于学术的人。《今天》在一个文学体制高度一体化的时代，延续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创办“同人杂志”的传统，这应该是比“纯文学**刊”更有意义的定位。胡风曾经指出，“同人杂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小觑的：“在新文学发展史上，同人团体的战绩是很大的，抽掉了它，新文学史就差不多等于一张白纸。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它们的活动，由于它们的相克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从1949年**次文代会到1951年第二次文代会，新中国的文艺界通过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总结，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以及对电影《武训传》、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等的批判，基本确立了日后被评论家称为“一体化”的文学批评格局。1951年年底，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新中国**轮的知识分子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在会上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甚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文艺工作中的首要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和帮助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文艺界领导周扬和丁玲也分别作了题为《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和《为提高我们刊物的思想性、战斗性而斗争》的报告。这两个报告从不同角度强调了文艺界整风的必要，包括改进文艺领导工作和整顿办刊方针等。关于“同人杂志”，丁玲在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还有很多人用一种传统的观点、旧的观点去对待我们今天的刊物，把刊物常常看成只是一伙人的事。过去一小伙人掌握了一个刊物（即是所谓同人刊物），发表这一伙人的思想，宣传这一伙人的思想，反对一些他们要反对的，也慷慨激昂过，也发牢骚。这些刊物有的曾经因为被进步人士所掌握，当时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有的编辑部里因为有共产党员，曾反映过一些党的政策。但这种办刊物的办法，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已经处于另外一个崭新的时代了。我们已经是主人，国家和人民需要我们的刊物能担当思想领导的任务，能带领群众参加一切生活中的思想斗争，并且能引导和组织作家们一同完成这个任务。”这里，丁玲明确提出同人刊物的时代已经结束，文学杂志的活动应该完全按照党和国家的领导意志，“敢于负责地表明拥护什么，鼓吹什么，宣传什么和反对什么”。我们知道，丁玲同样是一位热情而卓越的“报人”。即使在这篇为人诟病的报告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这个秉承着“五四”传统的知识者在党的政策和“同人”知识分子团体间所作的抗争：“我在《文艺报》担任编辑工作，遇到别人指出《文艺报》应该是思想领导的刊物，是指导文艺思想、文艺运动的刊物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不安，总想不要让《文艺报》戴上这顶帽子。”随后，在经过一番批评和自我批评之后，丁玲又说，既然文艺报刊要做党的文艺思想的领导者，那就应该有鲜明的思想性、战斗性，而不能简单地做时代、人民的“旁观者”：拿《文艺报》来说吧，它是全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联的常委会讨论过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刊物么？我知道是没有过的。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得到的指示是《文艺报》是一个会刊，登些指令、号召、决议、各地报告之类的文件，还可以登登工作经验。我个人是不满意这个刊物的性质的……《人民文学》的发刊词，则更表现了懒于去用思想。它在前边照抄了六条文协的章程，然后说，“如何使它具体化，——或者借用我们常用的术语‘形象化’，那就是本刊的责任”。事实上，除了丁玲，党的文艺工作的绝大多数领导者：茅盾、冯雪峰、周扬等，都在文艺思想的自由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之间艰难权衡过。丁玲等以党刊思想性、战斗性为武器，试图瓦解传统文人集团的同人倾向，其效果反而是造成更大更有力的文人官僚集团。
期刊（包括报纸）作为现代启蒙思想的重要传播工具这一性质至此宣告终结，“五四”以来由《新青年》同人所开创的革命文化传统，在意识形态高度一体化的语境中注定难以为继。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新中国传播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对报纸、期刊、书籍等实施监管，以发挥媒介在建构社会秩序和权威时不可替代的作用，确保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出版领域建立起来。”国家通过对期刊、出版物的监管，实现了从上至下的文化生产、监控体系，至此之后，期刊的合法性必须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检验，而所谓的“民刊”将丧失基本的生存土壤。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中国文坛开始有了复苏和重建的迹象，民间刊物也随之兴起。“1978年至1979年是中国民刊的鼎盛时期，从外省到首都，从边缘到中心，几乎都有私印的小册子、传单和杂志流传，大约有成千上万种……特别是当三落三起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进而在全国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后，封闭的社会之门终于启开，人们涌向几十年不敢踏进的禁区，由拘束地张望、感恩戴德到热泪盈眶，继而产生自由地表达自我，自由地表达一切的冲动，于是，民刊应运而生，并受到曾经在底层饱经磨难的邓小平的鼓励，他说：‘人民有什么话，就应该让他们讲出来。’”——多年以后，人们以这样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情回忆新时期的民刊运动，在亲历者的眼中，没有国家思想控制的松动，没有同样饱经磨难的领导人的鼓励，便不可能有《今天》的诞生。同样是这位亲历者也说：“如果当时公开发行的国家出版物能与民间舆论同步成熟，与广大人民同样富有激情的话，长期处于地下的文学作者们也许会放弃办民刊的思想，直接通过公开发表作品去产生影响……”而主办者北岛的回忆更直接地表明了当时的民刊和国家政权内部争斗之间的关系：“就是邓小平想搞改革，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所以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今天》出版在12月22日。我还记得邓小平在11月26日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的时候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还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12月27日，一个加拿大记者在西单墙前面传达了和邓小平的谈话内容。当时聚集了好几千人，我也在场，当时没有扩音设备，所以他的讲话是被一层层人声传达出来的。”《今天》所处的时代毕竟不是“五四”时期，前者比后者处在更严格的审查制度下，它的生存空间只能在领导层内部的裂痕中寻找。相比于它的前辈，《今天》在政治上的“革命性”大为逊色，或者毋宁说，《今天》并无传统意义上直接对抗的政治意图，它所要实践的无非是一种以言论自由为旗帜的“文学行动”。它通过文学实践，“与其说聚集了一些人物，不如说排斥了一些人物”（布迪厄），正是在这样的聚集和排斥中，《今天》在强大的国家控制力量之下，通过创办“自己的刊物”（芒克）构建了自己的“文学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艺术家通过刊物宣传和实践“真正的艺术品味”、生活情调；在相对广开言路的时代前提下，《今天》借用一种传统的文人团体的形式，在文学领域抒发了自由、民主的新风。如今我们来讨论这份民刊的先锋性，不能抹去它这个与生俱来的“文学性”的胎记，尤其不能把“再政治化”思路简单地恢复在这个刊物和它代表的文学行动中；同时，我们也要指出，《今天》的先锋性和其对文学/政治制度的颠覆性并没有因此而有丝毫逊色，《今天》的发生发展，隐喻和演示了一个变革时代文学行动的曲折历程，这对我们理解先锋文学的政治性具有重要的启示。
如前所述，《今天》首先是一个以诗歌闻名的民间刊物，诗歌创作的巨大成就和影响令《今天》成为新时期*容易引起评论家关注的文学活动团体；而与此相对的，《今天》中同样数量丰富质量上乘的小说创作和理论却遭到评论者有意无意的忽视或冷落。比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今天》就被归入“80年代文学•新诗潮”当中；而张旭东先生也在探讨中国当代批评话语的发展中把《今天》所代表的“新诗潮”定性为一场以“现代主义”面目出现的“五四”启蒙运动的回光返照。《今天》被定性为一场诗歌潮流，这样做的后果之一，便是从“纯文学”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念出发，将《今天》诗歌的先锋性规定为一场文学内部的形式革命。评论家李陀在回忆《今天》运动时曾指出：这种把《今天》仅仅当做“80年代很多文学思潮中的一个诗歌思潮”的观点显然是低估了《今天》的价值。他认为，应该将《今天》视作一个独立的文学运动而不是西方“现代派”的一个支流来评价。《今天》的写作和“文革”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作家阿城将70年代称为文化“潜伏期”，而80年代则是“表现期”，《今天》诗歌的巨大成就不能不说与“文革”地下诗歌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它的先锋性应该首先从“文革”时期的文学和 “文学体制”之间的关系出发来考察。文学体制（the literary institution）是德国理论家比格尔提出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描述文学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实质。
正是从《今天》所力图确立的“对抗体制”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诗人/作家的先锋姿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道路和国家、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相一致的。这意味着，对中国文学这样有着高政治浓度的对象，“走在前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即使偶尔有破冰之举，也会被迅速“融化”在“现代”的远景之下，而成为社会总体进程中的一个表象。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今天》以文学先锋的姿势*先发出了要求多样性、自由和民主的口号，这令已经危机重重看不到前行方向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恢复了新的生机，它强烈地暗示了摧毁以普遍有效性面目出现的虚假现代意识形态继续控制中国的可能性；就文学本身而言，可能它并未能提供一个完全相异的审美理论或艺术规范，但它显然撼动了单一的艺术流通体制，为恢复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重塑文学介入政治的能力等诸多问题提供了破冰的缺口。

持灯的使者 目录

持灯的使者 相关资料

一部集合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的“细节文学史”。
——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
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而，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他放弃类似努力的理由。一个悖谬只能用另一个悖谬来平衡：逝者如斯的背后，是不可任其逝去者亦如斯。在这个意义上，《持灯的使者》与其说讲述了一群人，或一代人共同拥有的诗歌故事，不如说是一部打开的诗歌发生学或现象学。它迫使我们重返并重新思考诗歌那古老而常新的源头。
——著名学者唐晓渡
在《持灯的使者》里，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围绕《今天》的那批有理想、有才华的诗人作家的故事，还能通过不同作者的手笔感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气氛，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气氛，以及这三个十年之间的不同。这些气氛贯穿始终，让你产生幻觉，让你经历一次奇特的时间错位，眼前的实实在在一下子变得不真实，好像走在路上一下子踩了个空，你突然对眼前熟悉的事产生怀疑，不由得问：比起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所经历的一切，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是否更真实？
——著名诗人欧阳江河
总体来看，这本集子像是一种自觉的写作尝试；而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文献并不刻意经营写作。因此我觉得《持灯的使者》和正统文学史写作的关系应该倒过来看，不是《持灯》为文学史提供原始文献以补充和完善现有的文学史内容，而是恰好相反：《持灯》的写作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史一贯的前提和假设，因为他所代表的倾向是另一类的历史叙事，一种边缘化的文学史写作。
《持灯》里所描述的世界毕竟正在一步一步地离我们远去。在它们行将消逝之际，有关这个世界的故事和传说如同回光返照，忽然变得清晰起来，故事里的人物也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普鲁斯特说试图穿过某一细节重返故地时，重返的可能是另一个地方。这个过程也许就暗示了某种意义。记忆的困难也许正是写作的机遇。

持灯的使者 作者简介

刘禾，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亚洲语言文化系跨系教授及讲座教授，1998—2000年任全美文学理论书奖（韦勒克奖）和文学史书奖（列文奖）两项大奖评委，现任美国比较文学协会董事。 1997年获美国学界、艺术界最高荣誉之一的古根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