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民俗文化-文化科教-太极之巅书单号

书刊介绍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内容简介

简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是由巴蜀书社出版的。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本书特色

本书是第7辑《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书中具体收录了：《义无反顾地跨进这门槛——漫谈文史工作者的识与德》、《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现代翻译文学的建树及价值》、《无政府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关系及对中国文学之影响》、《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新旧雅俗”与“古为今用”——现代历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等文章。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目录

卷首语
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答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问
中华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分会年会专题
主持人语
义无反顾地跨进这门槛——漫谈文史工作者的识与德
《冀中一日》的文学史意义——兼论大众文学史料的研究问题
《豫报》的创刊及其创刊号上疑似鲁迅撰写的两则广告
《政治的新生》：一项填补高长虹空白的重大发现
“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化问题
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从触觉看感官等级制与审美文化逻辑
文学史新论
现代翻译文学的建树及价值
无政府主义与启蒙主义之关系及对中国文学之影响
试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传统
“新旧雅俗”与“古为今用”——现代历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古典爱情的现代演绎：《伤逝》与《莺莺传》之比较研究
历史语境的跨越——《蚀》三部曲版本校评
个体性革命话语生产的困境与失败——再论“蒋光慈现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侧影——路翎和《财主的儿女们》
试论抗战时期西南旅行记的勃兴
新诗：从“五四”到当下
变动的修辞：新诗史叙事与十七年诗歌
从《诗经六十篇之文学评鉴》看穆旦的艺术旨趣
浅谈戴望舒对李商隐诗歌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中的群众心理分析——《屈原》的另一种解读
巴蜀文学重读
中国现代诗人梁上泉访问记
“犹如夏日傍晚的庄稼地”——论梁上泉早期诗意道说
傻眼看世——论阿来《尘埃落定》的叙述视角
中国文学档案
中国新诗档案：1956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三）
陈铨1922年至1997年著译年表
徐仲年的一篇手稿
浅草社·林如稷及其他
动态
批判与超越——汪树东《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简评
稿约与稿例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节选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组织了上、中、下三编，全面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每编一开始有一个“概说”，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每一时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概况、主要特征，然后分章节详细、具体、客观地描述这一时期文学上主要的思潮、运动以及人物方方面面的情况，并将其放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进行总体的分析和评价。上编重点讲解了以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开明知识分子的创作情况，介绍了爱国诗潮、桐城派、宋诗派等的发展情况，论述了1840-1894年间小说与文论的发展情况；中编围绕着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这个核心，着重介绍了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等维新派作家的创作情况，也介绍了“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常州词派等传统诗文流派的情况，并论述了谴责小说的兴起及具体情况；下编主要介绍了辛亥革命大背景下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状况，重点阐述了革命派作家的诗文和小说创作，也描述了近代戏曲、翻译文学等方面的情况。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相关资料

当然，需要辨析的史料绝不局限于回忆录，一般人普遍认为最为真实的日记，也不是都可以不加区别的直接搬用。最近有研究者将罗尔纲的回忆录《师门五年记》跟胡适的相关日记对照，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比如1930年11月28日，胡适从上海迁往北平。在罗尔纲笔下，当天除他之外，“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都不来送行”，原因是胡适当时提倡人权，跟国民党当局发生了冲突，“人们认为特务会在车站狙击胡适”，只有像他这样的“书呆子”才一点没有想到。但胡适当天的日记却开列了几十位送行者的名单，其中包括汪梦邹、汪原放、高梦旦这样的知名人士。两相对照，读者就会感到日记的记载会比回忆更加可靠。不过历史人物修改本人日记的情况也不乏其例。比如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就删掉了日记中赞誉康有为的文字，因为时值戊戌变法失败，不删掉这些内容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又如1923年7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周作人就对当天的日记进行了修改挖补，使读者看不到日记的原貌。前面我曾讲到，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功不可没。但近来也有研究者指出，公开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中多有“补记”，即在晚年补记年轻时候的经历，又未一一标明。这种办法显然不可取。我还听说现在全文发表或部分发表的朱自清日记、萧军日记、丁玲日记，也都有删改润饰的情况。这一点不能不提请研究者注意。史料除开搜集、辨伪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如何解读的问题。这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讲的了解史料要求“透”。据说20世纪西方有一种分析史学，是通过计量统计对史料包含的数据加以梳理，从而得到史料当中虽没有直接记载但却可以推导出的信息。运用这种方法，在经济史和人口史学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我认为，在文史领域运用计量统计的方法得出结论应该特别慎重，至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的研究方法。最近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叫王奇生的教授发表新论，向常识挑战，说“民主”与“科学”根本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论据是据他检索，“《新青年》自1915年9月创刊至1926年7月终刊，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3篇，专门讨论‘科学’的文章多了一点，也不过十五六篇”。他又检索了“民主”、“科学”两个主题词出现的频度，结果“民主”仅出现了260次，“科学”的频度高一点，也只出现了1907次。（《新文化运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眼下，时光已经流逝到了21世纪，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居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