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评传》内容简介:辜鸿铭(1856~1928)原名汤生,号汉濱读易者。生于南洋,自幼学于欧洲,获得多种学位。归国后,一生主要致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把我国儒家典籍《论语》、《中庸》译为英文。英文著作有《尊王篇》、《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春秋大义》;汉文著作有《读易草堂文集》、《张文襄幕府纪闻》,是一位对西方社会有很大影响的国学家。《辜鸿铭评传》系国内**本草氏评传,观点新颖独到、分析透彻深刻、语言生动流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辜鸿铭评传》:《国学大师》你绕不开的一座高峰!
国学巨匠,百年经典,新眼指路!
大师们以他们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中国文化增添了瑰丽的色彩。
辜鸿铭,是中国近现代为数稀少的一位博学汉学中国传统的同时,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号称“清末怪杰”。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辜鸿铭就出生这样一个“二等公民”的“贵族”之家。他是紫云的次子,其母亲是西洋人,因此也遗传西洋人的某些特征,大眼睛高鼻子深眼窝,个虽不高,但聪明伶俐,深得布朗夫妇的喜爱,把他收为养子。不用说,他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不过在他心目中,只知道这连片的橡胶园,幢幢别墅洋房,知道层层叠叠、翠蔓拂缀的热带丛林,知道那静谧的田间小道和两边的高大的椰子树,知道那被蔚蓝大海拥抱着的白沙滩,大海里的几片白帆,沙滩上的一串脚印,知道那*悠扬动听的乡间小调,纤夫船歌,这些成为后来饱经沧桑的梦里家乡,多年以后对此还充满深情,回味无穷。他还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同胞在这里洒干血汗和泪水。
辜鸿铭少年时,从他父祖辈口中听到过一些有关中国到马来西亚的古老而神奇的传说。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这里还没有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时候,这里只有印度人在称霸,拒绝外人上岛。后来一队中国人驾一艘大船来到这里,船上载着一棵粗壮高大的树,放着一些生锈的铁杵,船上的人化装得须发皆白,浩浩荡荡地到槟榔屿。守在这里的印度人惊奇地问这些人从哪里来,船上人回答:“我们是中国的钦差大臣。”印度人问:“中国在哪里,中国离这里有多远?”船上的中国人回答:“有多远我们记不得了,只知道当初启程时,我们都是青壮年,现在头发都变白了。船上的树是当时落在船上的一粒种子,现在都长成了大树,我们用的铁杵已经锈成这般模样了,你说从中国到这里有多远呢?”这些印度人非常佩服和害怕,就悄悄撤走了。这是当地流行很广的传说,这里的华侨谈起来也引为自豪,为中国人的毅力和智慧而自豪。这种传说在辜鸿铭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朦朦胧胧的向往祖国之情。但他还不知道在那充满神奇的地方此刻正遭受着西方列强的浩劫。
东南亚的华侨,不管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念念不忘祖国传统文化,像辜礼欢把儿子辜安平送回国内学习一样,这些华侨在南洋大多没有落地生根的打算,与内地常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籍贯常常写大陆祖籍。辜紫云和布朗因往来经商或公差,常常往返于中国与南洋之间,辜鸿铭幼时在大陆和台湾不少地方小住过,据有关辜鸿铭的传记材料可知,他少年时在香港短期学过英文,在厦门进过教会学校,在广州、台湾都住过。他有时也对人说他是台湾人,他在台湾肯定住过一段时间且比较熟悉。王国维在1917年12月21日《致罗振玉书》中曾说“辜氏贫不能自存,拟往台湾依其族人,大树(指冯国璋)遣人留之”可证。
后记
书稿完成,照例要写一篇后记。一年来的伏案写作告了一个段落,应当说是如释重负了,但我心里似乎并无这种轻松之感。有关此书的一些题外话还要再饶舌几句,对读者有个交待。
辜鸿铭其人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始终未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他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杰出贡献被其守旧的态度和遗老的外表所掩盖。他的重要著作都以英文为之或在外国发表,其读者只是西方人士或到中国来的外国传教士,中国人中真正读过他英文原著的只是极少数。这是辜鸿铭难以被人理解的一个原因。其次,从孔夫子以来的“从众”习气,造成了一个时代的潮流和风尚,往往决定了个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可怕事实,只允许顺潮流、赶时尚,而容不得别人进忠告、提意见,不论是非曲直,也不管动机如何,一有逆众之言,概以守旧视之。如辜鸿铭者,他的保守、复辟言行固然不足为训,需要批判,但他的爱国热情是不是可敬?他的忠告有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文化的贡献该不该泯灭?我们总该作一些理性的分析吧。道理上讲应该,而事实上常不。百家争鸣,自然不是一家独尊。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论儒道墨法,我们已能心平气和地是其是而非其非;对近代的诸子百家,我认为还没有完全做到。我选择辜鸿铭并为之立传,就是基于这样认识上的尝试。当时,曾有不少好心的朋友,劝我不必浪费精力与笔墨于这样一个顽固派身上,我坚持了我的看法。但在写作时的评价上却颇费一番思量,我采用西方学术界通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概念,把辜氏作为一个形成于西方而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来论述。我担心的是“保守”一词在我们的心目中极容易变为顽同、守旧甚至反动的同义语,这是几十年来我们习惯的心理定势,其实在文化学术意义上是无所谓褒贬的。这本书在对辜氏的评价以及所牵涉的许多方面,都提出我自己的管见,有些地方与前哲时贤持论颇异,非故求新奇,实不敢苟同而已。那么这本书对辜氏的研究是否做到了是其是而非其非呢?虽然我努力为之,但究竟如何,还要等待读者的批评。
陈美林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此书的写作。陈先生是明清文学的博士生导师,又是传记文学名家,在本书的总体布局和观点上,都予以指导,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大部分我在文中已吸收,有的地方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我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陈老师不以为忤,反而热情鼓励,这种学术上的宽容与奖掖,永远值得铭感。著名学者吴奔星先生近十年来对我的学习研究给予了很多指导,这次又托人在港台代我查阅资料,远在广州的李稚甫老先生,在医院病榻上犹来函十多封,解答有关问题,钟陵师也多方面予以关心,师长的大力鼓励关心,岂一谢字所能表达!
为辜氏立传的难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要作品多以英文写成,他的单篇论文全是用英语直接发表在英、美、日本等国报刊上,时隔百年左右,检阅殊非易事,我曾托人在港、台、日本各地查寻,所得有限。因此,此书中辜氏有关单篇文章仍有不少遗漏。而且,辜氏所有的英文著作(也包括一些日文论著),全未有中译本,需要我自己翻译过来。辜氏的外文极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令人叫绝,但翻译却非常困难,我的拙译得到吴亦东、李玉进、李忆陶诸先生的帮助或修订,谨致谢忱。
孔庆茂,1964年生于河南济源,198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1989年获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著有《钱钟书传》、《天理人欲》等著作及古典文学、历史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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