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楼(全三册) 内容简介

中国藏书楼，就其规模、历史和功绩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为数千年绵延辉煌的藏书事业自豪的同时，常又伴生出深深的遗憾——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景式的立体反映中国历代各系统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可供读鉴。

中国藏书楼(全三册) 本书特色

★ 32开硬精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中国藏书楼就规模、历史和功绩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图书典籍的兴废聚散，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记录
★本书由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主编
★全书按照历史顺序进行编排，上编为中国藏书论述，中编为中国藏书楼发展史，下编为中国藏书大事年表

中国藏书楼，就规模、历史和功绩而言，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图书典籍的兴废聚散，不啻为中华文化发展的记录。藏书中心的变迁，藏书内容的不断丰富，藏书主人的更迭，都能反映出中华民族发祥、发展、繁荣和衰落的过程。我们在为数千年绵延辉煌的藏书事业自豪的同时，常又伴生出深深的遗憾——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景式的立体反映中国历代各系统藏书楼、藏书家的著作可供读鉴。
这部《中国藏书楼》由我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主编，按照历史顺序，对我国藏书楼从古到今进行梳理：从以甲骨为载体的古老形式，到印刷精美的雕印；从中央朝廷扩展到全国各地；从上层贵族专有扩展到民间私藏；从世袭保存发展到借阅流通。这一系列的变化，记录着几千年来我国文化发展前进的过程。它从一个侧面描述了中华民族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经历。
文化典籍是人类社会活动、生产活动、科学创造的记录，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籍反映着不同社会历史的成就。中国几千年来的藏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藏书文化，便不会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主体，因此，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历史，总结中国藏书文化的经验教训及成就，对于研究中国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具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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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穆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史记.秦本纪》）。可是孝公时，秦国就出现了对先古典籍是尊崇还是抵制的争论。旧奴隶主贵族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君书·更法》）的复古主张。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则提出“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君书·更法》）的进化论观点。后者得到孝公的赞同和支持，于是，“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焚《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韩非子和氏》）。有人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书厄。秦始皇焚书是有其家传渊源的，还算不上创举。昭襄王时，秦国又开始搜藏典籍，包括《诗》、《书》等，但他与三晋等国用意不同，并不是“慕仁义而弱乱”，而是“不慕而治强”，藏书的目的不是崇儒，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尊严以图强盛。秦王政掌权后统一天下，先将诸侯六国之书搜集到成阳，相国吕不韦使门客利用藏书，编出《吕氏春秋》，也曾轰动一时。但在秦统一中国后的第九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又发生了一场师古还是师今的大争论，其结果就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焚书”、“禁书”事件。当时是为了打击复古思潮，但客观上却使秦国长期积累的、统一六国搜集而来的图书遭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失，焚书也未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秦朝仅存十五年，这说明文化专制是不可能长久的。据《史记》等古书记载，秦王朝藏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周室。

中国藏书楼(全三册)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佛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年至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致力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还主持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