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内容简介

社会发展的缺失和父母自身的问题，限制了他们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并采取理性的教育方式。父母借助孩子满足自己的需求，却扼杀了孩子至关重要的心灵成长，从而使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和幸福生活蒙上了阴云。
米夏埃尔•温特霍夫用他振聋发聩的分析和论断，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情感如何被成年人滥用，并结合生动的案例予以证明：孩子不是小大人！只有把孩子当做孩子对待，他们才能具备积极意义上的生存能力。
孩子是人类的未来，教育是帮助人类实现更美好的希望。本书作者勾勒出一个实际的蓝图，让父母了解如何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能够为自己与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本书特色

◆轰动德国并风靡全球，一经出版即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
◆已被译为25种语言，短短数月内重印达63次。
◆权威教育专家以犀利与深度的观察为天下父母带来福音！！
◆德国籍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直击父母与孩子沟通的三大障碍，关注孩子的心灵成长！为孩子找回失落已久的童年！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目录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节选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内容简介：社会发展的缺失和父母自身的问题，限制了他们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并采取理性的教育方式。父母借助孩子满足自己的需求，却扼杀了孩子至关重要的心灵成长，从而使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和幸福生活蒙上了阴云。米夏埃尔?温特霍夫用他振聋发聩的分析和论断，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孩子的情感如何被成年人滥用，并结合生动的案例予以证明：孩子不是小大人！只有把孩子当做孩子对待，他们才能具备积极意义上的生存能力。孩子是人类的未来，教育是帮助人类实现更美好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作者勾勒出一个实际的蓝图，让父母了解如何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同时，能够为自己与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相关资料

与孩子保持伙伴型关系在今天已是常态。它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到今天家庭生活几乎已经无一例外地建立在伙伴型关系规则之下。对此有很多解释，但事实是孩子被置于成年人的世界，不得不接受成年人的衡量标准。社会的发展已经适应了与孩子建立伙伴型关系，但却对成年人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也影响了成年人与孩子的交往关系。现实社会使成年人陷入了一种欲壑难填的困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在上世纪80年代，安装电话还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当时“衙门”的工作作风普遍拖拉，但人们还是可以放心，只要向邮局提出申请，不会等很长时间一台电话机就会送到你家，并且电话线路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电话机大多是邮局租金的组成部分，不需要专门购买。而今天安装电话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你需要做出众多选择：你需要有哪些功能的电话机？电话机上各式各样的缩写符号和技术概念都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哪家服务商？服务商的哪种付费标准最适合你？所有这些“电话决定”随着时间又成倍增加，因为座机接通以后还要签订手机合同，还要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当你终于觉得电话机、线路和费用问题都已经解决时，问题却还远没有结束。人们一般在签约一周以后才发现，市场上又有了更为合算的服务。并且还有其他问题，比如所选择的电话由于技术复杂使用起来并不像想象那样得心应手。家里的因特网几个星期不通，甚至电话不通，近些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使是电话线路，今天也不像以前那样插进相应的插座上就可以了，现在多数情况下还要设置在个人电脑上。这个例子说明了很多问题。即使看来最简单的事务，今天也已经让人们不堪重负。有些技术成果看上去没什么用处，但掌握起来却很难。此外，电信领域，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电信中使用的科技型电器越来越多，极大影响了人际交流的方式。人们之间越来越疏于见面，因为通过电信途径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交流。这对语言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短信媒体引发了一系列语言的简化，不久前还无人理解的表达现已成为日常用语了。电话的安装选择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个，但所有事件都有着同样的倾向。人的压力过大，看来似乎难以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接轨，从而感觉自己“愚蠢”和“无能”，就连掌握一些简单的事务也显得力不从心。前面提到的人们之间疏于见面的状况，还带来另外一个后果：人们很少相互交流消极的体验，因此越来越觉得自己做不到和不知道的，其他人却能做到或者知道，继而更加重了自我挫败感。回到我们的话题，上面的描述具有以下意义：成年人的自信出现了日益明显的缺失，在方向感、认同感或者安全感方面都出现了失落和孤寂，进入成年人社会的天然归属感已经消失不见。因此，与孩子进行伙伴关系型交往，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第一个结果。但是，很大一部分处于伙伴型关系的成年人，已经进入沟通障碍的第二阶段：从心理学角度看，他们已经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孩子对父母的爱是与生俱来的。为说明这种爱的绝对性，我们只需看一看离开父母的受虐儿童的典型行为方式就够了。这些孩子常常在短时间内又回到父母身边，并向他们表白忠心，即使发生过不愉快的经历，却不能改变他们对父母的热爱。而我所关注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即作为孩子感情投射区的父母，却进入了一种需要孩子来满足自身要求的状态。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保育员和教师身上。他们本应受到孩子的尊敬，却同样把他们所辅导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感情投射区，以平衡心理上的缺失。尊敬和爱在这里变成了同义词，这正是现实的悲剧。两个词均显示了对个体的认同，在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成年人世界中相互认同的方式。但由于成年人的社会压力日益沉重，这种认同已不可能实现。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只能围绕自己旋转。这个感知与社会阶层无关，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和文化程度无关。我从原则上把投射关系型障碍划分为两类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在父母或其他当事人身上体现，具体如下：1.把孩子当做自己优劣的测量标杆（父母）2.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得到爱（不仅指父母，也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其他外界人员，如祖父母、保育员、教师、收容所和青年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孩子是我的测量标杆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当做感情投射区，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孩子的社会行为和学习表现，从传统的意义上看，均处于父母的控制之下。正常情况下，孩子在这些领域的错误行为将受到父母的惩罚，而正确的行为则被看做仍然不够，需要继续锻炼。但处于投射型关系下的父母则有另外的反应，他们把孩子的社会行为和学习成绩看成是测量自己优劣的标杆。如果孩子在两方面都表现良好，那就是父母的功劳；如果出现了问题，则百分百是父母的过错。这样做的结果令人不快：没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没有一个孩子在学校里有良好的表现。处于投射型关系的父母，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及格的。这里出现了现实权力关系的倒置：父母成了孩子的附庸，他们的自信完全建立在孩子的行为上。孩子的存在，就是为了让我得到爱嗷嗷待哺的婴儿一来到这个世界，就生活在伊甸园里。不论需要什么营养还是有什么愿望，几乎一按电钮就能立即得到满足，一声哭喊就能牵动父母的心。孩子从伊甸园走向自主发展的阶段，愿望不再自动得到满足，但这种发展并不是主动完成的，而是需要父母或其他相关成年人的引导。但是，处于投射型关系的父母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因为他们把孩子正常的对立反应当做是爱的丧失，出于自身需要，他们不能容忍。愿望的满足需要等待，但却被孩子看做是被人冷淡，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手段加以改变，如喊叫、哭泣、申诉和一些肢体动作等。所有这些表演随时都可能发生，例如在幼儿园，送孩子的父亲和接待他的保育员都会制止他立即冲向他喜欢的秋千，因为根据教学计划还没有到玩秋千的时候。在运动功能领域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孩子需要某种运动的时候，就应进行相应的鼓励。比如跑步，应不应该跑完全程，绝不是孩子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尽管身体条件允许，孩子也会在途中出现阶段性疲劳现象，或者在跑步过程中受到干扰，不再向原定的目标跑去。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必须坚决违背孩子的意愿，让他们继续按原定计划跑下去。这很可能引起孩子的对立反应，自然容易与父母发生冲突，但双方都必须接受这种状态。当父母处在投射型关系中的附庸状态时，却会倾向于回避这样的冲突，据说如果对抗就会危及孩子对自己的爱。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父母屈从孩子追求舒服的欲望，不再要求孩子坚持跑完全程。近年来在这方面一项最为变态的发明，就是所谓的Kiddy-Board，一种可以连接在婴儿车上的滑板，较大的孩子可以站在上面，由父母推着婴儿车前进。这样一些工业发明的出现，完全反映和支持了我的看法。这种发明非但毫无必要，而且还会助长发展中的缺失。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幼儿园离家并不太远，家长本来完全可以骑自行车接送孩子，但却非要用汽车不可，意图很清楚，就是要避免骑自行车的劳累。有时父母甚至根本就没考虑过要让孩子骑自行车。这实际上是投射型关系中的父母在超前满足孩子可能有（连孩子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欲望。这些孩子不久以后就会由于运动功能异常而出现在肌肉治疗门诊室，或者进入运动型的集体心理训练的行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学习如何改善运动功能的这些孩子，却常常是坐汽车前来接受治疗的。治疗师费尽心机试图改变孩子运动异常的状态，可荒唐的是下课后孩子却仍被汽车接回家去。这种怪异的状况看起来似乎过于特殊，但普遍现象却是，不论是用汽车接送孩子的家长，还是幼儿园或学校人员都只是承认孩子的症状（有运动困难），至于如何解决，就只能把问题推托给外界了。对父母来说，除了把问题推给有关的治疗机构外，还可以责怪幼儿园的保育员和学校的教师。结果呢，就是在相应的机构里异常的孩子日益增多，这无疑会使这些机构和家长之间产生矛盾，而父母们也长期承受着超负荷的压力。这种普遍的超负荷压力使父母萌发了不现实的期待，他们期待在家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能够得到解决。这最终导致了越来越多从事教育的人员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因而也就无法承担起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他们现在只想着如何进一步满足孩子的需求。而在这其中常常是以伙伴型关系的理念影响决策。其实，幼儿园本应给孩子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如“人”、“空间”和“过程”等，以便通过对心理功能的反复锻炼，使孩子能够顺利地融入社会（首先是上学的能力）。但在投射型关系中权力倒置的背景下，这些常识似乎已经过时了。正如我们在伙伴型关系中描写的那样，现在做得更多的只是一味迎合孩子的冲动，避免和孩子发生冲突。同样，幼儿园的保育员也以这种形式希望从孩子那里获得爱戴和认同，因为他们在社会里得不到这些，于是把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孩子身上，他们行动的座右铭是：“我要从孩子那里得到我需要的爱。”然而，这只能满足孩子表面的需要，但在投射型关系的影响下，人们却看不到这一点。不幸的是，这些保育员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孩子6岁时顺利上小学创造心理条件。事态发展的悲剧性只有在保育员发现孩子出现了错误行为时才逐渐清晰。在投射型关系中，保育员想要抑制这种自然冲动，在孩子面前保持适当的距离已经不再可能。他不再采取行动，只是做出诊断。他从关注的角度观察孩子，然后拿出诊断结果。比方说，一个孩子常常远离其他孩子行动，可幼儿园的保育员却不去把他从孤僻中拉出来，让他和其他孩子一起活动。他们只以伙伴型关系的心态观察孩子，按照成年人的标准把孩子诊断为抑郁症。我们再次说明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现这个孩子特殊行为的那位保育员所看到的，从心理学角度看，并不是他作为教育工作者所辅导的孩子，而是他自己。而这正是投射型关系的含义。成年人和孩子间的自然距离已经完全被取消，保育员已经无法承担自己原本的教育义务，因为他已经把孩子放在了和自己平等的位置上。他只能把孩子的行为看成是病态，因为站在这一位置上的孩子本该和自己一样，呈现出另一种表现。他认为孩子应该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自己到其他孩子那里去。这种投射型关系理念的逻辑结果就是把孩子移交给治疗师，把孩子当做“抑郁症”患者对待。确诊小孩子，甚至幼儿为抑郁症，在近年来出现了一个高潮，尤其在美国特别盛行。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孩子的异常行为现象有很大一部分是被人为诊断为抑郁心理状态的结果。当一个成年人由于社会造成的情感缺失而陷入了投射型关系并受其摆布，他的任务就不再是进行教育活动，而是医学诊断了。作为儿童心理医生，我除了在诊所工作外，还经常去收养所访问，发现那里的专业工作人员也越来越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官方的青年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身上，实际上已波及整个青年救助领域。近几年来我在那里遇到不少类似的现象，他们对前来求助的青少年的讲述几乎不再做调查，而是给予完全信任。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些青少年试图从他们认为过于严厉的家庭出走，希望被青年收容所接纳，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零花钱、更多外出机会和较少的要求”。这些青少年为了被收容所接纳，甚至不惜夸大事态，妄称他们在家里经常挨打、吃不饱饭或者被关禁闭，尽管这些理由一经审查大多站不住脚。但已陷入投射型关系的青年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或者收容所的人员，却常常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审查，因为他们在对申请者进行所谓“帮助”时，可以实现被爱戴的潜在欲望。别对孩子这样！家庭外部的压力带着5岁的孩子去逛超市，父母必须做好受虐的准备，并保持良好的心态。处于绝对权力阶段的孩子会将超市视为理想的游戏场所，他要在那里测试自己的权力，向父母施压，尽情扮演小独裁者的角色。很多超市常常把儿童玩具部设置在收银台附近或主要通道上，并不是没有意图的。没有一个孩子能经受住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诱惑。想方设法让父母为自己买点东西，成了孩子逛超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超市里常常看到这样一幕：孩子哭闹着让父母给自己买心仪的玩具，东西不是很大，比如说一辆玩具小汽车。因为家里儿童室的一个篮子里已经装满了这种玩具，父母于是告诉孩子，今天不能买这辆汽车。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拒绝孩子的要求是合理的。但这时周围站着的人却插手进来，将谴责的目光射向了似乎冷酷无情的父母，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猜疑的神情，头脑中开始了常规式心理分析：或许这对父母超负荷工作，从来没有时间照顾孩子，或许这对父母还坚持早已过时的权威式教育原则。他们的态度一目了然：这对父母不对，拒绝孩子希望得到一辆小小的玩具汽车的要求是不公正的。有时还会出现那句典型的评论：“别对孩子这样！他只不过是要一辆小汽车嘛！”有时甚至还会有人说：“您过去肯定也曾希望得到一辆小汽车吧！”这句话正好命中问题的核心。说这句话的成年人，恰好体现了投射型关系的理念。他并不是为了希望得到汽车的孩子，而是在孩子身上看到了自己，也就是投射到自身，他觉得就好像是自己想买这辆汽车而遭到父母的拒绝。他进入了孩子的平台，同时也进入了与父母冲突的境地。他为此当然得到了孩子相应的认同。而这种认同恰恰是投射型关系影响下在成年人世界中得不到的反应。以伙伴型关系的理念与孩子交往，目前已经是绝对的常态。投射型关系理念虽然已被很多人接纳，但仍然有些父母与孩子交往时保持着某种等级关系。在上面提到的超市中，那对父母所表现的正确行为方式却受到了质疑。在他们的周围，已经有很多人陷入了投射型关系，从而否定了正确的教育方式。如果把环境的概念扩大，那么尴尬的局面就更明显了。例如，近年来在教育政策上讨论学校成绩下降问题已经成为常规项目。在“人人应受教育”的理念中就曾有人认为，应该让较弱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至于他们在就业时或工作中显现出来的力不从心，看来已经被有意地忽略了。这种表面的忽略，同样可能是政策范畴内的一种非意识投射型关系影响的表现。这也不过是得到认同的欲望决定了行为方式，而不是按照以前的标准对教育状况进行真正的分析，结果就简单得出结论说对学生的要求过高了。很多学校今天所以能够让大批学生顺利升入各个年级，就因为对成绩要求的下降已经在广泛的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几年前，北威州一所天主教学校的女教师告诉我，她给学生的分数都比实际成绩高一分，否则就会出现大批5分和6分（德国学校最高分数为1分，最低为6分——译注），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及格升级。我们可把老师分为两类，一类已经陷入投射型关系当中，从而认同这样的政策，或者在相应的讨论中提过这样的建议。另一类教师并不愿意有这样的结果，他们希望在合理要求的基础上授课。他们想因材施教，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相应的教育手段。不仅政策上如此，孩子的父母对这类教师也不感冒。减少成绩压力和降低成绩标准的要求，早已成了社会的共识。这类坚持原则的教师会被怀疑是刻板僵化的权威，不是伙伴而是强制者。超市的情形或许尚可一笑而过，毕竟它反映岀的状态并不典型且多少还可以控制。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看一下真正称职的父母的周围环境，因为在很多父母的身后还潜伏着一个重大的隐患：爷爷奶奶。

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变成了小皇帝 作者简介

作者/米夏埃尔•温特霍夫
儿童与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资深青少年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师，社会心理学家。生于1955年，已婚，家庭美满，膝下两个子女。毕业于波恩大学医学院，1988年创办自己的心理诊所。温特霍夫多年来始终专注于深入观察和分析青少年心理障碍，并擅于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分析现今的家庭体系，为有心理发展障碍的孩子开具良方。此外，他在青年救助领域也颇有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