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中**部分为时事评论,后两个部分为思想史学术研究。**部分中,沟口教授敏锐地抓住了当今日本社会中国认识的误区,即以现代化先行者自居的优越感、知识论上的歧视和偏见、断言中国缺少民主和自由的冷战思维、受害记忆与加害记忆之间的分离等等。他在历史的流动脉络里抓住这些被日本中国学回避和无视的问题点,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史分析。沟口教授指出,这些认识误区使得战后的日本社会仍然无法有效地追究战争责任和向中国人民谢罪,并且使得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无法进入跃动的中国当代史,这种状况间接地导致了日本社会在东亚国际关系中无法作出切合中国实际状况的判断,也影响了日本和中国社会建立正常的友好关系。他分析了战争创伤记忆的情感性特征,特别指出了感情记忆作为历史真实所具有的无法以客观实证加以固定的特征,为突破日本知识界把战争记忆表面化的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中国社会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外,他也驳斥了关于中国没有自由和民主的冷战思维,指出中国有自己的民主和自由的方式,不可以用美国式标准简单套用。第二与第三个部分是沟口教授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迁的结构性讨论。通过结构性讨论,他试图把**部分所批判的日本中国学的问题进一步深化,暴露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根源;同时,也建立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思想史假说。
对我们而言的“中国的冲击”将使我们从划分优劣等级的历史观中醒 悟过来,认识到必须具有多元主义历史观,必须在今后因交流关系的深化 反而可能激化的两国间的矛盾与冲突过程之中,播种“共生”的种子。我 们绝不能招致一个大国主义的中国的出现。对社会主义的“幻想”是在与西欧资本主义比优劣的序列中产生的。而对 社会主义的“幻灭”也同样是在这一优劣序列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 以欧洲为轴心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从“幻想”到“幻灭”的180度的急转弯对 当事人而言,也只需在同一根轴上将优与劣两张标签的位置上下挪动一下即 可,无须质疑认汉的坐标轴本身,换言之,无须质疑认识主体自身的坐标。或日:中国没有宗教革命,没有市民革命,也没有产业革命,因而被 说成是停滞性社会也是无可奈伺的,等等。的确,中国是来发生过这些革 命,但它却展示了另一种发展。为方便起见,我想用“内发性变动”来称 “乎这…发展路向。那么,它是一种怎样的路向呢?
序论中国的冲击
如上所言,并非只有日本摆脱了中华文明圈,不过是日本的资本主义化早实现了一步而已。而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了的日本迅即进入了西欧文明圈,或已经脱离了中华文明圈了。本来,判断某个民族是生存于某个文明圈的外部还是其里面的思考方法本身,实际上是将文明圈这一观念实体化了。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谓文明圈,并不是说存在着一个实体性的区域,不过是指称某一种类型的结构关系。若要从实体的角度去观察它的话,那只能去观察被认为属于某个文明圈的民族或国家间的种种个别性关系。也就是说我们所能看到的或是政治的或经济的关系、或是文化方面的或社会方面的关系。至于说到综合了这些关系而形成的结构,我们仅仅能够抽象出抽象性的意象。如果我们放下抽象概念去考察实际存在的关系--例如明治时代以降的日中关系的话,可以得知它与明治时代以前相比,在许多方面并没有发生变化。就社会文化方面亦即社会风俗、习惯、宗教、生活伦理等方面而言,正如津田左右吉早就指出的那样,日中间的共同点本来就很稀少;在这一点上,明治以前与明治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倒是在两国渐行欧化之后,双方使用了相同的西历年号、学校制度和教育科目等等。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与中国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相同成分 在欧化以后反倒增加了。在思想文化关系方面,就日本学术界和思想界里有关中国的评价而言,无论是被肯定还是遭否定,也不管是明的或是暗的,中国始终是作为另一位主角而被赐予一席之地的。这一点在接受了儒学的日本近世自不待言,即使在被认为已转入西欧文明圈的明治时代之后乃至今日也依然如故。准确地说,那并非关注中国使然,而是由于中国作为探讨日本问题时的一个背景装置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日本人常常是以中国为媒介来确立自己的民族认同的。例如,本居宣长的日本主义或吉田松阴的天皇主义就是把中国当作媒介的典型例子。再举一个浅近的例子。当今,大部分的日本人在总结自己的近代化成果时,他们在与“先进的”欧洲进行比较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在与被视为“落后的”中国进行着比较,并从中获得满足。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也充当着日本认识自我的媒介。也就是说,在确定日本的坐标时,日本人有一种有意无意地将中国当作媒介的癖性;明治以前也好,之后也罢,甚至在今天,这种癖性都没有改变。这里有一个日本人几乎漠然无知却是本该明白的事实:在中国,与上述那种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相当的、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在近世的中国未曾有过。明治时代以后,虽说有许多中国留学生为学习日本的近代化而东渡日本,但他们主要关心的不在于日本本身,而在于通过日本这个“窗口”所看到的欧洲。
沟口雄三,(1932-2010),生于日本名古屋,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研究生时代师从爱知大学著名支那史家入矢义高,开始李贽文献的阅读和中中思想史研究。先后任东京太学文学部助手、中经琦玉大学讲师。东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在此期间,他成功地打通了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史哲的学科限制,建立跨学科的对话机制,并在1985年创建了“中国——社会与文化”学会。他在2007年牵头成立集全日本宋明学者为一体的《朱子语类》译注刊行委员会,正式启动《朱子语类》日译的二十年大五程。退休后任教于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一生不仅留下具有极大思想冲击力的著述,而且推动了多种国内与国际的大型学术活动。例如与中国学者发起“知识共同体”对话,持续讨论战争的记忆与责任问题等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届折与展开》、《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公与私》、《中国的冲击》等曾主编出版了《中国思想文化事典》,《在亚洲思考》(七卷)翻译有中国宋代佛教典籍《碧岩录》和王阳明《传习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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