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字援庵
生卒：1880年（清光绪六年）~1971年6月
籍贯：广东新会
简评：历史学家﹑教育家

陈垣（1880—1971），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出身药商家庭，早年在民主革命影响下﹐曾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长期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生平简介

陈垣，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受“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曾于1897年赴京应试，不第。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受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影响﹐与几位朋友在广州创办《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

辛亥革命时期﹐与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四十二岁时曾过北洋政府教育次长。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陈垣自幼好学，无师自通，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 

他早年曾信仰基督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后来以《校勘学释例》再版。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征引百余种古籍﹐写成《史讳举例》一书。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他身处危境﹐爱国之心弥坚。利用大学讲坛﹐讲述《日知录》和《鲒埼亭集》，借以表彰顾炎武和抗清英雄的民族气节，以此自励﹐亦勉励学生。他还利用史学作为武器﹐抨击敌伪汉奸﹐表现出顽强的民族气节。他困处枯城，杜门谢客，发愤著述，寄托心志，先后撰成7部专著，其中被称为“宗教三书”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均为针对时局抗敌斥奸有感而发之作，意在表彰明末遗民抗节不仕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历时两年撰成的《通鉴胡注表微》更是陈垣的一部力作，凝聚了他大量心血，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书中对由宋入元的胡三省心怀亡国之痛，竭30年心血为《资治通鉴》笺注进行全面辨析，以史为鉴，分析面临的时局，结合表胡注之微，阐发胡注中隐含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操，倾注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患，对前方抗日战士的敬慕和对汉奸卖国贼的痛恨，体现了很高学术成就和爱国主义思想，是其代表作。

1948年3月，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陈垣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从教70多年，曾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1年，创建北京平民中学（今北京市第41中学）；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49年，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史学巨擘

陈垣以史学名家，长期活跃于民国的学术舞台上，与陈寅恪齐名，向来以“史学二陈”著称。

陈垣在元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后人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宗教史研究

陈垣是学术界公认的宗教史专家，治学范围极广。除了《古教四考》 （《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 《摩尼教入中国考》 ）外，还著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该书亦是近现代史学研究中充分利用地方志的光辉先例，拓宽了历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多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祆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祆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祆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的。他对各种宗教的研究几乎是同时安排、全面搜集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写成专著。宗教史研究，在当时来说，还是一门新东西。从前人一般是不研究专史的，清代学者一般都是抱住二十四史，或重修一下，或校订一下，或补充一下。要是深人与重点研究一个问题，清代校订之学就达不到这地步了。陈先生跳出了这框框，专门深人研究宗教史。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特别注意民族团结，注意正确处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陈先生对回回教的研究用力很大，他认为回回教与汉人在宗教上从未发生过冲突。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土生土长的道教是反对外来的佛教与天主教的，但并不反对回回教，因为它在中国是不传教的，也不反对孔子，所以在人民之间，在思想上、学术上并没有冲突。如果有过，那是统治阶级造成的。虽然陈先生不信什么教，但他与佛教、道教中的人士来往很密，他们常找陈先生商讨宗教史上的一些问题，陈先生也常告诉他们不要仇恨汉人，人民之间是没有仇恨的。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界线划得很清楚，他只研究宗教的历史，研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研究宗教发展的情况，而不谈教义；即使在读们《道藏》、《大藏经》这类大书时，也只读其中有关历史的部分。他不是只读这些由教徒自己写的书，还利用其他材料，如一般史书、文集等等。

陈先生研究宗教史是为政治服务的。他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实际上是讲西南明末遗民抗清的历史，《清初僧净记》是讲清初东南一带嫁清的历史，《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是讲在金人占领下的北方人民如何生活和他们反抗金人的历史。这些书名义上是宗教史著作，而讲的内容却都是政治史，他是通过宗教史形式来讲政治史的。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在陈垣的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为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在版本、目录、校勘等领域的著作，成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陈垣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 。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一是《四库撰人录》。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 。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

陈先生还著有《史讳举例》。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这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清朝校勘学家很多，《书目答间》后面就列有校勘学家类目。但清代的校勘学家只是一般地校一校，对一对，只有像王念孙、段玉裁这些人才算得上是比较高明的校勘学家。

校勘学到陈垣先生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校勘学总结出一些经验和规律，写了一部《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印，改名为《校勘学释例》。《元典章》是一部研究元代历史十分重要的著作，它原是用蒙古白话写的，很难懂，《四库全书》没有收人。但它是研究元史不可缺少的一本书，由于它错误很多，而且错得离奇，陈先生就以故宫中发现的元刻《元典章》，再根据其他书籍，来校对流行的沈刻《元典章》，发现错误一万二千多条。他将其中的一千多条加以归纳、整理，找出错误原因，著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他使学校勘的人知道在校勘中可能遇见哪些情况，如何分辨是非。他不是简单罗列若干条，而是附有说明，最后总结出四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

第一种是对校法。陈先生说，对校法一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放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祛，然后再用其他校法。第二种是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搞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吴缜《新唐书纠谬》、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都是用这种方法。惟此法只能发现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第三种是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第四种是理校选。“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祛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清代王念孙、段玉裁等人校勘水平较高，用理校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后来发见的原本相同。

陈先生总结前人与自己工作的经验，提出这四种方祛，综合运用，基本上解决了校勘学上的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写有《四库提要中的周亮工》、《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书。

元史研究

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

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参考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了的。

关于“同化”，过去几年是有争论的。有许多同志在讲中国通史时，谈到民族关系，只讲“融合”，不讲“同化”。现在这问题大家是逐步明确了，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谈得上民族融合，在封建社会只能说是“同化”。曹伯赞先生是十分强调这点的，他最近在苏州修改《中国史纲》初稿，就说：在封建社会只有“同化”，没有什么民族“融合”；并且反对有些人所谓的什么联合统治或联合政权。所以，陈先生讲“华化”，是正确的。

什么叫“华化”呢？色目人进中国以后，学中国的东西，他们读孔子的书，讲中国的礼教，懂中国的文学，能填词、写诗、作曲，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完全和汉人一样了，这算不算“华化”？当然是“华化”。这中间有很多文学家，如讲元曲的贯云石，他是阿里海涯的孙子，西域人；但汉名叫贯云石，把这名字和汉人名字排在一起，谁能知道他是西域人。还有诗人丁鹤年，也是西域人，但他们一进中国，受中国固有文化的影响，完全和中国人一样了。陈先生把这些人的事迹都搜集起来，分门别类加以叙述和研究，认为他们完全是受中华民族团有文化的影响而被“华化”了。

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他采用新的方法，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陈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所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还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陈先生研究历史特别注意文集。在著作中应用文集的材料也比别人多，这已成为陈先生研究中的特点。为什么他特别注意文集呢？由于他在广东时，曾收藏了很多书，有一次，一位老前辈前来参观他的书房。过后，陈先生问他有什么意见，那人回答说：“别的都很好，就是文集少了点。”就这么一句话，对陈先生启发很大，从此以后，他特别注意文集。

陈先生著作目录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也里可温”是什么？过去一直搞不清，一翻开《元史》，就看见“也里可温、和尚”常连在一起，但究竟是什么，一直没人肯定。陈先生根据《圣旨碑》——这是一种用蒙古白话写成的碑，非常难读。凡是基督教的“庙”里，都有《圣旨碑》，断定“也里可温”即基督教。“也里可温先生和尚每”就是基督教徒、道士、和尚们。陈先生这一发现和考定，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先生很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抗战前，有人要到日本去留学，只要陈先生写封信给日本某某老博士推荐一下，就可以免考，这是因为陈先生的著作，在日本很有威信。

杏坛名家

1923年起，陈垣开始在燕京大学任教，初为讲师，1927年升为教授。他同时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因王国维、梁启超相继逝世，陈寅恪向清华大学推荐陈垣为国学研究院导师，陈垣以“不足继梁、王二先生之后”为词恳辞。其时陈垣已在辅仁大学任职。

辅仁大学是由天主教创办的著名高校。满清皇族后裔英敛之与复旦大学创办者马相伯均为中国天主教领袖人物，1912年，英、马二人同撰写《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提倡在北京建立一座天主教大学。英敛之随后于香山静宜园建立“辅仁社”，受到马相伯大力支持。经过英、马二人不懈努力，1926年，“北京公教大学”得以顺利开办。1927年，北洋政府准予试办，是为私立北京辅仁大学。1929年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因北京改名北平而改称“私立北平辅仁大学”。

早在1917年，陈垣在北京读到英敛之所著《万松野人言善录》，知其收藏甚多天主教史文献，便冒昧地给英敛之写信，英敛随即约见，两人一见如故，他又因此再遇马相伯。当时马相伯即有意延聘陈去他主持的震旦大学任教，但因故未果。1925年9月，公教大学成立，马相伯、英敛之共同推荐陈垣任该校副校长兼主讲教师。次年1月，英敛之辞世，临终前以辅仁社及公教大学事务交托于陈垣。1926年9月，陈垣受聘为公教大学副校长；1929年6月，辅仁大学立案完成，陈垣正式出任辅仁大学校长。

陈垣在辅仁大学二十多年，在他苦心经营下，辅仁从白手起家而成京师著名学府，聚集了朱希祖、邓之诚、马衡、罗常培等一批大师级学人。抗战期间，其他高校纷纷南迁，辅仁在沦陷区孑然屹立，陈垣仍谆谆教导学生修炼品行，刻苦读书。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陈垣与学生上街欢迎解放军入城，从兴化寺街5号步行到西直门，逾十多华里，此时陈垣已近古稀之年。3月14日，陈垣在写给儿子的信中称：“近日思想剧变，颇觉从前枉用心力。” 5月1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致胡适公开信，信中称：“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

1950年10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接办辅仁大学，改称“国立辅仁大学”，陈垣被任命为校长。1951年11月，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他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952年6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园也被划为北京师范大学北校区。陈垣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去世。

春风桃李化育英才 

 陈垣不仅是有开创性贡献的史学大师，而且视培养教育学生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执教数十年，呕心沥血，诲人不倦，金针度人，不遗余力，以至桃李遍天下，精英俊才辈出，为国家造就出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人才，如史念海、赵光贤、单士元、陈述、郭预衡、刘乃和、蔡尚思、史树青、来新夏……此外，还有不少私淑弟子，如杨志玖。当时辅仁大学教师中也有不少陈垣的得意弟子，如余逊、柴德赓、牟润孙、许诗英、张鸿翔、刘厚滋、吴丰培、启功、周祖谟。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人员星散，有的就职他处，有的不幸弃世，只剩下余逊、柴德赓、周祖谟、启功四位才华出众的青年教师仍随侍恩师陈垣校长左右，聆其教诲，承其謦咳，得其亲炙，被人谐称为辅仁大学“四翰林”。

陈垣年表

1880年 生年 11月12日（夏历十月初十）生于广东新会县。
1885年 5岁 自新会随父至广州。
1886年 6岁 入学馆读书，后几年转学馆多处。
1887年 7岁 读《大学》、《中庸》。
1888年 8岁 读《孟子》。
1889年 9岁 读《诗经》。
1890年 10岁 读《易经》。
1891年 11岁 读《尚书》。
1892年 12岁 读《礼记》。开始阅读《书目答问》。
1893年 13岁 读《左传》。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897年 17岁 秋，入京应顺天乡试，未中。回广州后苦练八股文。
1898年 18岁 开始在蒙馆教学，首次为人师，废除蒙馆体罚。后数年中，转过几个学馆教课。
1900年 20岁 考取新会县案第二名。    
1901年 21岁 考取新会县案第一名，称案首（即县考第一）。老师杨介康。秋，入粤闱。是年辛丑，补行庚子恩正并科。考中秀才。
1902年 22岁 补廪生。入开封，试策论。
1903年 23岁 再入开封。代人科考。去肇庆、琼州，住香港。
1904年 24岁 与潘达薇等筹办《时事画报》。参加农工商会活动。
1905年 25岁 编《时事画报》，并撰时论文章。参加广州人民反对美国政府迫害华工的“反美拒约运动”。
1906年 26岁 因撰文犯时忌，被迫离广州，回新会教篁村小学。
1907年 27岁 任广州振德中学教师。暑假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西医。仍兼《时事画报》工作并撰写文章。
1908年 28岁 因博济医学院歧视中国师生，愤而与友人创办光华医学堂，转光华读书，并任该校理事。同时撰写宣传近代医药卫生及医学史文章，在《医学卫生报》等报发表。兼任义育学堂教师。   
1909年 29岁 暑假赴日本访医书，得见多纪元胤《医籍考》等书。   
1910年 30岁 光华医学堂毕业，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留校任教，讲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等课。   
1911年 31岁 兼任广州《震旦日报》编辑，主编该报《鸡鸣录》副刊。   
1912年 32岁 当选为众议院议员。   
1913年 33岁 自广州到北京，从此在北京定居。   
1915年 35岁 开始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前身）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此后陆续阅读和研究《四库》达十年之久。
1917年 37岁 因研究基督教史，得识天主教人士英华（敛之）。时英华在香山静宜园创办辅仁社，为学员讲授文史课。一次访英华，乃选学员日课题目，撰写《元也里可温教考》。10月，去日本考察，宣读此论文。   
1918年 38岁 继续研究基督教史，编《基督教史目录》。10月，与叶恭绰等参观大同云冈石窟寺，写《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后该文序言选入多种中学国文读本。   
1919年 39岁 撰写《开封一赐乐业教考》、《浙西李之藻传》。
1920年 40岁 当时有印《四库全书》之议，乃检查《四库》册数、页数。与叶恭绰等创办北京孤儿工读园，任园长。
1921年 41岁 9月，创办平民中学，任校长并讲课。12月，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   
1922年 42岁 春，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用三个月时间检阅馆藏敦煌遗经八千卷。4月，撰成《火袄教入中国考》。5月，辞去教育部次长职。秋，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任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理事（后改称明清史部整理会）。
1923年 43岁 入燕京大学任教。撰成《元西域人华化考》及《摩尼教入中国考》、《元基督教走之华学》。   
1924年 44岁 编写《道家金石略》100卷，因不易校勘，未付印。夏，敦煌经籍辑存会成立，被推为采访部长。略仿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成《敦煌劫余录》。10月，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在华北第16次大学夏令会演讲，题为《基督教入华史略》。   
1925年 45岁 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任理事。负责文献部，任文献部图书馆馆长。《二十史塑闰表》出版，为北京大学国学门丛书。线装，一册。   
1926年 46岁 1月，英华逝世，临终前以辅仁大学校务相托。任副校长、校长。《中西回史日历》出版，为北京大学国学门丛书。线装，一函5册。任中国天文学会会员。8月，因抵制奉系军阀武力接收故宫博物院，被宪兵司令部逮捕。当晚获释，有宪兵二人到家中监视，禁止出入，至12月始撤。   
1927年 47岁 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任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三月，在北京大学讲《回回教进中国的源流》，由学生冯沅君记录，后修改增补成文。又名《回回教入中国史略》。   
1928年 48岁 2月，完成《史讳举例》。寒假，在北平大学寒假讲学班演讲，题为：“历史辅助科学的避讳学”。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平图书馆委员。   
1929年 49岁 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北平图书馆委员长。7月，在燕京大学现代文化班讲演，题为“中国史料的整理，”由学生翁独健记录，后修改增补成论文。
1930年 50岁 《敦煌劫余录》出版，线装铅印，6册一函。夏，在故宫博物院校勘《元典章》，以故宫元刻本及其他四种抄本与沈家本刻本相校。历时九个月完成，得沈刻本讹误一万二千余条。
1931年 51岁 任哈佛研究社研究员。撰成《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
1932年 52岁 在北平师范大学首次开《史源学研究》新课，后改名《史源学实习》，隔年在各大学讲授。   
1933年 53岁 主持影印《宋会要辑稿》工作。   
1934年 54岁 《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雕板。此书参考内阁大库、北平图书馆、苏俄国家学院等藏本，总结出《元秘史》的译音用字规律。   
1935年 55岁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   
1936年 56岁 研究吴历（渔山），本年写《吴渔山生平》等有关文章四篇。   
1937年 57岁 春，任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4月，撰成《吴渔山年谱》等有关文章3篇。7月，北平沦陷。年底撰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为防敌伪注意，倒填年月，作7月撰成。   
1938年 58岁 10月，撰成《释氏疑年录》。  
1939年 59岁 再阅《嘉兴藏》，以初僧人语录200余种，修订《释氏疑年录》，年底付刻。   
1940年 60岁 3月，完成《明季滇黔佛教考》，表彰滇黔明末遗民之民族气节。史家首次采用大量僧人语录入史。   
1941年 61岁 1月，完成《清初僧诤记》。书中探讨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的反映，以抨击投降派。6月，为辅仁大学史学会第一次常会讲“官书与私书”。7月，完成《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表彰南宋初河北抗节不仕的遗民。史家首次采用大量道家金石碑刻材料入史。   
1942年 62岁 9月，完成《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书中论断多针对沦陷区特定环境而发。稿原为讲课用教材，在辅仁多次讲授。   
1943年 63岁 在辅仁隔年讲授“史源学实习”，原以《廿二史？记》、《日知录》为教材，今年始用《鲒埼亭集》，目的以“正人心，端士习”，讲述历史上抗敌不仕人物。读《通鉴胡注》，开始撰写《通鉴胡注表微》。   
1944年 64岁 几年来讲课未断，今年仍用《鲒埼亭集》为教材，讲“史源学实习”。   
1945年 65岁 《通鉴胡注表微》基本完成。8月，抗日战争胜利。   
1946年 66岁 10月，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   
1947年 67岁 10月，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三次年会，通过设置院士。当选为首届院士。
1948年 68岁 12月，南京政府三次派飞机来接，拒绝南下。  
1949年 69岁 1月9日，南京政府第四次派飞机来接，坚决留平。1月底，北平解放。5月11日《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各地报纸及香港、国外某些报纸全文或部分转载）12月《进步日报》转载，同时发表社论。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委员。   
1950年 70岁 9月，辅仁大学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接办，仍任校长。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10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特邀委员。   
1951年 71岁 5月，任西南土地改革工作团总团长，全团共531人。10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特邀委员。   
1952年 72岁 5月，高等学校院系调整，9月，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53年 73岁 2月，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我第二所所长。10月，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特邀委员。   
1954年 74岁 7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 75岁 6月，录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 76岁 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特邀委员。   
1958年 78岁 推选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至近世前为二届、三届常委。   
1959年 79岁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写成《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1960年 80岁 9月，写《书大德南海志残本后》。   
1961年 81岁 2月，写《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4月，写成《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佛牙故事》、《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   
1962年 82岁 开始点校《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由柴德赓、刘乃和协助。写《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法献佛牙隐现记》。 1963年 83岁 写《书傅藏永东大典本南台备要后》、《钱竹订手简十五函考释》、《跋西凉户籍残卷》、《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跋陈东塾与王仲玉手札》。   
1964年 84岁 写《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跋董述夫自书诗》《戴子高年岁及遗文》。   
1965年 85岁 写《萨都剌的疑年》，修改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
1966年 86岁 “文化大革命”爆发。   
1971年 91岁 6月21日在北京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