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字仲淹，号文中子
生卒：584—617
朝代：隋代
藉贯：隋绛州龙门（今山西万荣县通化镇）
简评：著名教育家、思想家

生平简介

王通（584——617），字仲淹，生于隋文帝开皇年间，卒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当他出生时，父亲为他算卦，得出“坤之师”，他的祖父认为这是“素王之卦”，“必能通天下之志”，因此替他取名为通。

他的姓氏可以追溯到汉朝于王莽篡汉时隐居不仕的王霸，先人中也不乏有入仕为官、通达诗书者。如做云中太守，以《春秋》、《周易》教授乡里的王殷、著《春秋义统》的王述、以文学知名的王秀、博考经籍，著《时变论》，做过太仆及国子博士的王玄则，及著《五经决录》的王焕、著《政小论》的王彦等等。其父亲王隆，居家教授，门人多达千余人，在隋文帝开皇初年担任国子博士，著有《兴衰要论》七篇。王通在兄弟辈中排行第二，长兄任芮城府君，大弟仕唐至监察御史，次弟王绩则是初唐时相当独特的诗人，而后来的“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则是王通的孙辈。

在这样的家庭中，经由耳濡目染，自然可以培养起对学问的兴趣志向，何况据说王通自幼即才智过人，在学习方面又有许多较旁人为便的优势。他曾经从东海李育学《书》，从会稽夏琠习《诗》，从族父仲华学《易》，在诸多名师的教诲下，逐渐形成较佳的学问及品格。

在仁寿三年，王通至长安见隋文帝，进奏《太平十二策》，得到文帝的看重，但因当朝公卿阻碍，其志不能推行，于是作《东征之歌》，返回故乡。

王通弃官归乡后，在家乡的白牛溪聚徒讲学，“修《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远来求学受教者多达千余。门人当中，如河南董常、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较为著名，至后世有以为房玄龄、魏征等也曾受教于王通，则恐不大可信。

大业十三年，王通因病去世，其门人因《易经》中坤卦的《象传》有“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一句，私谥他为“文中子”。他的著作有《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等，可惜至今日已经散失不传。

学术思想与后世影响

王通处在乱亡相继而又局势稍稳的时候，所关注的是儒家治世之道，也以儒家自居，以圣人之道为最可推崇向往的理想。但他对佛、老二家并不算排斥，他把老庄、释迦与孔子对举，推佛陀为圣人，论政事崇尚无为之治，从中可见他所在时代的思潮与其自身对诸多思想的容纳程度。

在政治方面，王通提倡尊王贱霸、修德治民、民贵君轻，认为礼信仁义远重于孤虚诈力。有一回，楚公问他用兵方法，他回答说“行之以仁义”。

他的政治理想在于建设一个无为自然的社会，民众返璞归真，无争竞之心，所谓“古者圣王在上，田里相距，鸡犬相闻，人至老死不相往来，盖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世，五典潜，五礼措，五服不彰，人知饮食，不知盖藏，人知群居，不知爱敬……”这与《老子》中所言何其相似。然而与老子不同的是，王通认为要达到这种理想社会，必须经由仁义礼乐之路，因此对仁义礼乐极其强调，认为仁义是教化的根本，是政治的根本。

民贵君轻思想也是儒家主张，他认为大臣为了天下，可以废除昏君，举立明君。在政权方面，他承认遵华夏之道者为君，而不看重这个君王是否是异族人，如异族魏孝文帝，在他看来是真正的帝王，所谓“乱离斯瘼，吾谁与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除此之外，他更要求国君必须广征民意，“并天下之谋，兼天下之智”。

王通的政治主张在当朝未被推行，可以想见的是，传统封建社会总要提出“民”的重要，但绝不可能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民贵君轻”。然而有学者认为，虽无具体实例，但可以推断出李唐建国以后，其政治中的民本思想，制度创导、任贤纳谏的风度，在若干程度上受有王通思想的影响。后人所载王通的及门弟子中有房玄龄诸人，这固然是刻意牵攀，但王通门人中当有至公辅者，老师的思想通过参与政治的学生，确实可以真正影响到现实政治。

在修身伦理方面，王通以圣人为理想人格之极致，以君子为常人可企及之目标。他认为要成为君子，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行“恕道”。据说他在日常生活中，举手投足间舒缓自然，平易近人，而对上以敬，对下以谦，自奉简朴而乐于助人，因此在乡里中能够行教化，引来许多虚心求学的门人，可见他对“君子”一词的阐释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在文学方面，王通极力反对当时的华丽轻艳、秀媚靡弱的六朝文风。他批评谢灵运、沈休文是小人，鲍照、江淹是狷者，谢庄、王融是“纤人”，徐陵、庾信是“夸人”，总之，除了文字“约以则”的顔延之、王俭等，当时有些名气的六朝文人，在他看来大多是小则丧身，大则乱国的不利人。他认为诗文在形式上应该精练畅达，典重含蓄，在内容上应该雅正，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这一看法虽不被时人所崇，却在唐代文人那里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唐代的古文运动，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项运动，多以为起自陈子昂，但其渊源还可大大上推。可以说，隋朝李谔、王通对六朝文的攻击，对“文以载道”的提倡，为唐代的古文运动打下了思想觉醒的基础，在初唐四杰的作品中，已可发现其作文的观念较六朝有所改变，直至韩愈，古文运动终于如火如荼的展开。如果把这一过程中的理论提出来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其渊源有自。

相关著作

依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王通曾作《中说》一书，而阮逸所作的序中，以为此书是王通门人篡集，依据《文苑英华》中王通之孙王勃所说，此书由王通之子，王勃之父缀集最终成书。总之，《中说》一书应当为王通的门人、后人著作，但必然保留有王通论道讲学的真实见解。王通自己著作的书，多未能流传至今日，因此，当代人如果要了解这位隋末大儒的言行思想，仍不能绕过这本《中说》。

这本书在后世学者中曾引起过广泛的讨论，如宋朝的程颐、明朝的宋濂等认为此书地位在《荀子》、《法言》以上，而如清朝的姚际恒则认为此书舛错悖戾，最好是把它烧掉。可见不同学者对此书的看法是迥然不同的。

《中说》，一称《文中子》，分为《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等十篇，以一篇为一卷，记载王通与其门人的问答，其体例则是完全模仿自《论语》。

相关著作试读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子与之言，归而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素与吾言终日，言政而不及化。夔与吾言终日，言声而不及雅。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曰：“然则何忧？”子曰：“非尔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预议者也，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

子曰：“化至九变，王道其明乎？故乐至九变，而淳气洽矣。”裴晞曰：“何谓也？”子曰：“夫乐，象成者也。象成莫大于形，而流于声，王化始终所可见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动植矣，乌鹊之巢，可俯而窥也，凤皇何为而藏乎？”

子曰：“易乐者必多哀，轻施者必好夺。”

子曰：“无赦之国，其刑必平；多敛之国，其财必削。”

子躬耕。或问曰：“不亦劳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且庶人之职也。亡职者，罪无所逃天地之间，吾得逃乎？”

——《文中子·王道》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让终焉。必也有圣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阔，不可格于后。夏、商之道直以简，故以放弑终焉。必也有圣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旷，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

——《文中子·天地》

杨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抃粥，弹琴著书、讲道劝义自乐也。愿君侯正身以统天下。时和岁丰，则通也受赐多矣，不愿仕也。”

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或问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揔，诡人也。其文虚。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谓：“颜延之、王俭、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约以则。”

子曰：“郡县之政，其异列国之风乎？列国之风深以固，其人笃。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变也，劳而散，其人盖伤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县之政悦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抚我也，其臣主屡迁乎？及其变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无所伤焉。虽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问列国之风变，伤而不怨；郡县之政变，怨而不伤；何谓也？”子曰：“伤而不怨，则不曰犹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伤，则不曰彼下矣。吾将贼之，又何伤？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义存焉；六代之季，仁义尽矣。何则？导人者非其路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谤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孙相承，而宗祀不绝也。内实达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祸乱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宁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苍生也。故迁都之义曰：洛邑之地，四达而平，使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衰。”

——《文中子·事君》

贾琼问：“何以息谤？”子曰：“无辩。”曰：“何以止怨？”曰：“无争。”

子曰：“《易》，圣人之动也，于是乎用以乘时矣。故夫卦者，智之乡也，动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独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则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文中子曰：“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天子而战兵，则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实散矣。”

——《文中子·问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