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卒：1907—1998
字号：恭三
籍贯：山东省临邑人
职业：历史学家

生平简介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人。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1978年，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作为宋代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学术贡献影响着几代宋史研究者，被誉为“20世纪海内外宋史学界第一人”。

1923年夏，16岁的邓广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的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教育家，在此求学的四年间，邓广铭才“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这期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及其整理的《崔东壁遗书》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最终选择史学道路，这与风靡那个时代的疑古思潮对他的吸引是分不开的。

1927年，邓广铭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三年后，他来到北平，准备报考大学。1931年，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便考入私立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英语系就读。次年再次投考北大，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从此步入史学之门。此年他25岁。

1927年至1937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十年黄金时代，从30年代初到七·七事变前，则是北大史学系最辉煌的时期。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

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

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开设的“史学方法导论”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邓广铭曾经说过：“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

1936年，邓广铭从北大史学系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任助理员，并兼史学系助教。留校以后，邓广铭在文科研究所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与罗尔纲一起整理北大图书馆所藏历代石刻拓片，二是协助钱穆校点整理他为编写《国史大纲》而搜集的一些资料。就在毕业后的一年间，邓广铭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方向。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一书的《自序》中，他说：“这样一个学术研究领域之所以形成，……从客观方面说，则是为我所居处的人文环境、时代思潮和我国家我民族的现实境遇和我从之受业的几位硕学大师所规定了的。”几年前，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当初选择陈亮做传记，其中隐含的一个动机，就是“当时日寇步步进逼，国难日亟，而陈亮正是一位爱国之士；后来我写辛弃疾，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这正体现了那一代学者身上所承载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

约在1936年底，邓广铭写出了题为《〈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证》的成名作，指出梁启超《辛稼轩年谱》和梁启勋《稼轩词疏证》的种种不足之处。这篇文章发表后，博得胡适、傅斯年、陈寅恪、夏承焘等人的一致称许。夏承焘当时正在写《唐宋词人十家年谱》，其中也有辛弃疾，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他给邓广铭写信说：“看了你的文章，辛稼轩年谱我不能写了，只能由你来写。我收集到一些材料，估计你都已看到。如你需要，我可寄给你。” 次年春，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辛弃疾研究的课题经费。由于这篇文章的影响，研究课题的申请得到顺利批准。此后不久即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北大决定南迁时，因目的地尚未确定，故只有正副教授才能随校行动。此后两年间，邓广铭一头扎进北平图书馆，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辛稼轩诗文钞存》三部书稿。

北大南迁昆明后，改由傅斯年兼任文科研究所所长。1939年8月，邓广铭奉傅斯年之召，辗转上海、香港、河内，前往昆明。此时陈寅恪已被聘为北大文研所专任导师，在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邓广铭与陈同住一楼，朝夕相从，“实际上等于做他的助教”。邓广铭晚年在谈到他的学术师承时说，自从踏入史学之门，“在对我的治学道路和涉世行己等方面，给予我的指导和教益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三位先生。”

在昆明的北大文研所期间，傅斯年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把邓广铭研治宋史的专业思想巩固下来。当时正值《宋会要辑稿》刊行，因价格不菲，邓广铭原本不想买的，傅斯年却非逼着他买下一部，并先由文研所垫付书款。邓广铭晚年回味这段往事，不无感慨地说，他最后选择宋史研究作为终身的学术事业，可以说是傅斯年给逼出来的。

1940年秋，傅斯年将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县李庄。到李庄以后，邓广铭的编制仍属北大文研所。从1940年底至1942年春，他受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从事对《宋史》的考订工作，后来发表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以及王钦若、刘恕等传的考证文字，都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42年春，邓广铭征得傅斯年的同意，经友人何兹全介绍，他去百闵主持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主编《读书通讯》。次年7月，经傅斯年鼎力举荐，他被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聘为史地系副教授。由于他在复旦讲授的全校公共必修课“中国通史”颇受学生欢迎，两年后就晋升为教授。在此期间，《陈龙川传》、《韩世忠年谱》、《岳飞》三部著作也相继由重庆的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社刊行。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其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任代理校长，傅斯年遂请邓广铭回北大史学系执教。

1946年5月，邓广铭回到北平。正忙于北大复员和重建的傅斯年马上把他借调到校长办公室，做了一个未经正式任命的“校长室秘书”。胡适到任以后，邓广铭仍然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之余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校长室秘书。

1948年冬，傅斯年被南京政府教育部委派为台湾大学校长，他很想拉一批北大的教授去台大任教，以充实该校的师资力量。就在这年12月中旬胡适飞往南京之后，傅斯年屡次以北大校长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的名义致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指明要邀请部分教授南下，其中就有邓广铭。尽管邓广铭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未来的新政权怀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但他根本就没有做去台大的打算。

1950年，邓广铭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从1954年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50年代是邓广铭学术创造力极为旺盛的一个阶段。1953年，《王安石》作为中国历史小丛书的一种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经大幅度修改增订的《岳飞传》由三联书店出版；1956年，《辛弃疾(稼轩)传》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辛稼轩诗文钞存》经过重新校订后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年，《辛稼轩年谱》修订本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稼轩词编年笺注》首次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所有教师中，邓广铭的学术成果是最多的。

1958年，邓广铭在双反运动中受到批判，他提出的“四把钥匙”说被当做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遭到清算，并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力。直到1963年才重新获得为学生授课的资格。此后迄至文革结束，学术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从1964年至1977年的14年中，他竟然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

“四人帮”被粉碎来后，年过70的邓广铭，迎来了他学术生命上的第二个春天。他一生中的这最后20年是他学术贡献最大的时期。这20年出版的著作有8种之多：《岳飞传》增订本(1983)、增订校点本《陈亮集》(1987)、校点本《涑水记闻》(1989)、《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1993)、《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1994)、《辛稼轩诗文笺注》(1996)、《邓广铭治史丛稿》(1997)、《王安石》修订本(1983、1997)。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40多篇论文。甚至在年过九十以后，仍每日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写作，直到住进医院时为止。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的贡献已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研究领域。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为了培养史学后备人才，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78年，出任文革后北大历史系首届系主任。自1980年起，担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创建中国宋史研究会并连任三届会长。1981年，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担任中心主任达十年之久。这些贡献的价值也许比他个人的研究和著述更有意义。

学术贡献

从学术史来看，中国的宋史研究肇始于是20世纪上半叶。宋代史学体系之建立，始于邓广铭。

张荫麟是20世纪宋史研究的先驱。从20年代中叶起，他先后发表论文20余篇，宋史研究的不少课题都是由他发轫的。但由于英年早逝，未能取得更大成就。张荫麟对于宋代史学的首创之功不应埋没，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尚不足以使宋代史学形成为一门规模初具的断代史学。

从30年代起，邓广铭逐步确立了宋史研究的学术方向。至40年代，邓广铭在宋史学界的权威地位已经得到史学大家的承认。1943年，陈寅恪在为《宋史职官志考正》所作的序中评价说：“邓恭三先生广铭，夙治宋史，欲著《宋史校正》一书，先以《宋史职官志考正》一篇，刊布于世。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

1947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对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做了一番全面的回顾，其中在谈到宋史研究的状况时说：“邓广铭先生年来取两宋各家类书、史乘、文集、笔记等，将《宋史》各志详校一遍，所费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极大。其《宋史职官志考正》已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飞》、《韩世忠年谱》、《陈龙川传》，及论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宋太祖太宗授受辨》、《宋史许及之王自中传辨证》。宋史的研究，邓先生实有筚路蓝缕之功。张荫麟先生亦专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发表的论文看来，其成就已很大，仅次于邓广铭先生而已。”至40年代末，由于邓广铭的努力，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中可以说已经独树一帜。

今天，邓广铭早已被公认为20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周一良教授曾经在一篇纪念文章中说，在邓广铭九十诞辰的时候，他曾想写一篇文字，“主题就是‘邓广铭是二十世纪海内外宋史第一人’”。其理由是：邓广铭的宋史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只偏重北宋，而是南北宋并重；不但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也研究典章制度、学术文化，甚至还笺注过辛词，这在宋史学界是无人能比的。邓广铭培养的第一位研究生漆侠教授，对他老师的学问的评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他认为“真正能够盱衡天水一朝史事的”，惟有邓广铭先生；“宋辽夏金断代史方面的通才”，也只有邓广铭先生一人。

自新史学诞生以来，中国出现了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他们可以称得上是通儒。其次是在某个断代史或专门史领域获得最高成就、享有举世公认的权威地位者，也为数不多，如唐长孺之于魏晋南北朝史，韩儒林之于蒙元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以及邓广铭之于宋史。除了宋史之外，邓广铭的研究领域还涉及辽金史，尤其是有关宋辽、宋金关系的问题。他对辽金文献史料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如关于《辽史·兵卫志》的史源，关于《大金国志》和《金人南迁录》的真伪等等。虽然他对辽金史的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但实际上有很多精辟和独到的见解。

在邓广铭的著述中，首推四传二谱，即《陈龙川传》、《辛弃疾传》、《岳飞传》、《王安石》和《韩世忠年谱》、《辛稼轩年谱》。周一良教授在评价邓广铭的学术成就时写道：“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当代研究断代史的人，很少有人既能研究这一段历史，又能写这一段历史。”他解释说，清代学风朴实，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者，在史料考订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就是没有一个人写历史；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邓广铭的四部历史人物传记中，以《岳飞传》和《王安石》花费的心血最多。《岳飞传》初名《岳飞》，是1944年应重庆胜利出版社之约而撰写的，次年8月15日出版。1954年，他把这部书作了大幅度修改，并改名为《岳飞传》出版。“文革”后，他再次改写《岳飞传》，改写的部分占全书的90%以上。《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由于文革中写成的那部《王安石》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遂于80年代初修订后再版。但此次修订本并没有作太大的改动。因此在年过80以后，邓广铭又四写《王安石》，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功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

此外，《稼轩词编年笺注》也是足以传世的名作。此书的初稿完成于1937年至1939年间，原拟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未果，直到1957年才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问世后，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1962年此书增订本出版，并于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80年代后，邓广铭再度对它进行修改和增订，于1993年推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本子。《稼轩词编年笺注》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自该书问世40年来，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仅1978年一版就印行了25万册，邓广铭戏称它是一本“畅销书”。曾经有人对他谈到读完此书所留下的印象：“它是出自一个历史学者之手，而决非出于一个文学家或文学史家之手。”这句话道出了此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说到“写历史”，还应该提到的是，60年代初，邓广铭参加了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的编写工作，撰写其中的宋辽金史部分，这部教材后来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但他所撰写的部分毕竟只有13万字的篇幅。邓广铭晚年的一个最大遗憾，就是没有写出一部堪称总结性成果的《宋辽金史》。

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邓广铭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40年代初，他曾计划对《宋史》全书进行系统的考订，最终撰成一部《宋史校正》，后来这一计划虽未完成，但仅就他对《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订来看，可以说是自《宋史》问世600年来对此书进行的第一次认真清理。文革期间，他还一度参加过由中华书局主持的《宋史》点校工作。80年代以后，邓广铭长期担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并点校出版了《陈亮集》和《涑水记闻》(与张希清合作)。在他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还完成了两项宋代文献的整理工作，一是点校赵汝愚的《国朝诸臣奏议》，二是编成一部《宋人文集篇目索引》。

长期以来，邓广铭在研究南宋前期的宋金和战等问题时，曾花费过很大精力对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进行校勘，准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上，仿照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又名《校勘学释例》)写出一部《三朝北盟会编校勘释例》，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一个范例。可惜未能如愿。

邓广铭一生中曾多次参与报刊的编辑工作，这是他对学术事业的另一种形式的贡献。早在1933年，他刚考入北大不久，就与北大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和师大中文系学生王余侗共同创办了一份校园刊物《牧野》旬刊。大学三年级时，他又与同班同学傅乐焕、张公量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名义上的主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傅、张二人毕业离校后，改由他和金克木二人主编。1942年，他在重庆的中国文化服务社专职主编《读书通讯》，直到次年暑期应复旦大学之聘时为止。1946年回到北平后，上海《大公报》请胡适主编《文史周刊》，邓广铭担任执行编辑。从1951年起，清华历史系、北大史学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为天津《大公报》主编《史学周刊》，北大史学系的代表就是邓广铭。1953年，《大公报》停刊，《史学周刊》改组为《光明日报》的《史学》双周刊，由北大、北师大和近代史所三家合办，邓广铭担任北大历史系的执行编辑。自1958年以后，《史学》双周刊改由北大历史系一家负责，范文澜、翦伯赞任主编，邓广铭和田余庆、陈庆华、张寄谦四人担任执编辑，直到1966年《史学》停刊为止。

衡量一位学者的成就和贡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他对学科的推动作用。邓广铭从教60年，为中国史学界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今天宋辽金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大都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学统。他在80年代担任宋史学会会长以后，为推动宋史研究的繁荣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人们公认，最近20年来，中国大陆宋史研究水平的提高在各个断代史中尤为突出。

文革以后，邓广铭的学术地位和崇高声望使他有可能像傅斯年那样为史学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他充分把握了这种机遇。1978年他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北大历史系的“中兴”大业。他四处网罗人才，让长期被当做翻译使用的张广达回来做专业研究，从山西调来王永兴，从社科院调来吴荣曾，从中文系调来吴小如。又与王仲荦教授商定，要将他也调来北大，但几经周折而未果。当时还曾商调漆侠和胡如雷，也因河北方面不同意而作罢。在邓广铭担任系主任期间，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许多专家到历史系兼课，仅中国古代史方向就有宁可(中国通史)、吴荣曾(战国史专题)、漆侠(宋代经济史)、蔡美彪(辽金元史)、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中国史知识讲座)、王利器(古文献选读)等。今日北大历史系能够重振雄风，邓广铭的“中兴”之功实不可没。

创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晚年的又一贡献。按照他当时的设想，是想仿照傅斯年办史语所的方法，要求大家每天都到中心来读书和研究，互相探讨问题。他为中心提出的十六字方针是“多出人材，多出成果；快出人材，快出成果”。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心的建立确实为北大历史系储存了一批优秀的人才，今天他们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界的一支生力军。前几年，邓广铭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经我的倡议，……于1982年成立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由我任主任，迄于1991年卸任。在此十年之内，在此中心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桩事。”学术研究是一项薪火相传的事业，邓广铭成功地把他手中的火炬传给了后来人。

学术品格

学者的个性隐藏在他的学术品格之中。学术态度的严肃性是学者的基本修养。1949年前执业的那一代历史学家，大都经受过实证史学的严格训练，学风的严谨在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习惯。1949年后，由于政治对学术的介入，实证史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史料被人蔑视，考据遭人嘲笑，历史学家声称要“以论带史”。即使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邓广铭仍始终坚持实证史学的优良传统。1956年，他在北大的课堂上公开提出，要以职官、地理、目录、年代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四把钥匙。两年后，“四把钥匙”说就在双反运动中遭到批判，他为此受到很大压力。若干年后，才由郭沫若和胡乔木为“四把钥匙”说平了反。

忠诚于学术是邓广铭的一贯原则，尽管有时候坚持自己的信念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50年代末，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让李新主持中小学历史地理地图教材的编写工作，李新为此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及部分历史学家讨论编写条例，其指导方针是由吴晗起草并经周恩来批准的“八条”，“八条”的基本原则是要根据新中国的疆域来解释历史，将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国与国的矛盾看做是国内的民族矛盾。邓广铭在会上坚决反对这一原则，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不能根据现实去曲解历史。

邓广铭的许多著作都经过反复再三的修改、增订乃至彻底改写，这种情况在中国史学界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其中《辛稼轩年谱》改写过一次，《岳飞传》改写过两次，《王安石》先后修订和改写了三次，《稼轩词编年笺注》也修改、增订过两次，——而且就在1993年最后一个增订本出版之后，他又在着手进行新的修改，改动的地方已达百余处。从1937年开始撰著的这部《稼轩词编年笺注》，到1997年仍在不断的修改订补之中，这部著作的创作历程前后达60年之久。

按照邓广铭的计划，他原准备在有生之年把四部宋人传记全部再改写一遍，去年新版的《王安石》只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他曾在病床上对女儿谈起过他的设想：“《岳飞传》前一部分整个重写，后面有些部分可以从书中撤出来，单独成文；《陈亮传》也不难写，有个得力的助手，半年时间可以搞出来；《辛弃疾传》基础太差，还要多做一些准备。”

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准备为他出版全集时，他坚持要等他把几部传记重新改写完毕以后才能收入全集。在1997年10月7日致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说：“《岳飞传》、《陈亮传》、《辛稼轩传》，我要新改的幅度都比较大。贵社计划把几传原样重印，我认为不可行。我一生治学，没有当今时贤的高深造诣，使20年代的著作可以在90年代一字不变的重印。我每有新的见解，就写成新书，推翻旧书。”这就是他始终不渝的学术理想：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

从邓广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一生中凡正式发表的文字都是字斟句酌，决不苟且。就连他80岁以后写的文章还常有句子结构很复杂、逻辑很严密的表述，这显然是反复推敲的结果。他的论著既是如此认真地写出来的，所以就不能容忍别人改动他的文稿，他常对出版社或报刊的编辑提出这样的要求：“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全稿废弃不用；但希望不要在字里行间，作一字的增删。”更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由于某种“违碍”而删改文字。1996年，邓广铭为《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一篇《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其中谈到傅斯年去台湾后曾托人给他捎来口信，要把留在北平的藏书全部赠送给他，文中有一段注说：“此乃因傅先生昧于大陆情况之故，当时他已成一个被声讨的人物，其遗存物只应被公家没收，他本人已无权提出处理意见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将这篇文章收入《邓广铭学术文化随笔》一书时，提出要把这段文字删去，邓广铭当即表示：“如果删去这段话，我这本书就不出了。”

邓广铭执著的学术精神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话题。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仍坚守在他的学术阵地上，每天坚持读书和写作，直至病倒为止。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为了修改讨论《辨奸论》真伪问题的论文，三番五次地托人从医院带回纸条，提出他的修改意见。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于是只好由女儿拿着放大镜，举着校样让他看。支撑着他那风烛残年的躯体的，该是多么顽强的精神。章学诚最为推崇的是这样两种学术造诣：“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邓广铭在为去年北京大学出版的《邓广铭治史丛稿》一书所作的自序中，用这两句话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认为一位历史学家“一是必须具备独到的见解，二是必须具备考索的功力”。 “独断之学，考索之功”八个字，准确点出了邓广铭的治学风格。

学者有点学问并不难，学问渊博也不甚难，难得的是有见识。“独断之学”要求学者不但要有见识，而且要见识卓越，见识特出。邓广铭素以史识见长，体现在他的论著中的个性化特征极为明显，原因就在于他从不人云亦云，总是能够独树一帜，自成一说。比如关于金军拐子马的解释，关于岳飞《满江红》的真伪问题，关于宋江是否受招安征方腊的问题等等，他都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在邓广铭的论著中，从来就没有模棱两可的意见，他的观点一向旗帜鲜明。史识当然不是没有凭藉的，它源自深厚的学养。史学之道，但凡“独断之学”，必定有赖于“考索之功”，否则“独断”就难免沦为“武断”。对于邓广铭那一代人来说，考证的功力似乎是先天的长处，而他在考证方面的擅长，即便与同时代人相比也是突出的。“考索之功”的前提是对史料的充分掌握。从对史料的重视程度来看，可以看出邓广铭的史学观念受到傅斯年的很大影响。

傅斯年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自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批判，邓广铭近年公开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史学即是史料学’的提法，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命题的本身，并不含有接受或排斥某种理论、某种观点立场的用意，而只是要求每个从事研究历史的人，首先必须能够很好地完成搜集史料，解析史料，鉴定其真伪，考明其作者及其写成的时间，比对其与其他记载的异同和精粗，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基础工作。”邓广铭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穷尽史料，对于宋史研究者来说，“穷尽史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邓广铭在他的研究中做到了这一点。

在邓广铭非常个性化的学术特色中，有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的论战风格。他一辈子都在进行学术论战，用陈智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写作六十年，论战一甲子”。实际上，邓广铭的学术论战还不止60年的历史。他写于1935年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就是论战文字，而1997年写成的最后一篇论文《再论〈辨奸论〉非苏洵所作——兼答王水照教授》，也仍然是一篇论战文字。在他病重住院期间，曾对女儿谈到他的论战风格：“我批评别人也是为了自己进步。我九十岁了，还在写文章跟人家辩论，不管文章写得好坏，都具有战斗性。”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战斗”精神并不是在他成名以后才形成的，上述那篇批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文章发表时，他还在念大学四年级。这种论战风格的形成，主要是缘于他那“耿介执拗而不肯随和的性格”，以及他那“从不左瞻右顾而径行直前的处世方式”。他在阐述自己的学术主张时说：“至于‘奄然媚世为乡愿’(章学诚语)的那种作风，更是我所深恶痛绝，一直力求避免的。”

邓广铭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八个字作为他的座右铭，以此来规范他的道德文章。1997年春，河北教育出版社补贴资金出版了《庆祝邓广铭九十华诞论文集》，并以此为条件，商定出版他的全集，但因他与人民出版社早有出版《王安石》修订本的约定，遂影响到全集的出版问题。他当时首先想到，如果全集不能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将欠下出版社的一份情，“这使我感到沉重的压力，如何清偿此事，成为我心头一块大病”。在1997年10月写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审张惠芝的信中，他提出全集仍希望交给该社出版，但必须等他把四部传记全部改完；如果出版社方面不同意这个方案，“我在有生之年必须对贵社印行我的《九十祝寿论文集》作出报答，那么就请贵社把印制这本论文集的费用清单告诉我，我将在半年之内分两期全数偿还贵社。我今年91岁，我的人生观点就是绝不在去世之时，对任何方面留有遗憾，不论是欠书、欠文还是欠债，这样我可以撒手而去，不留遗憾在人间”。这是对“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一语的最好诠释。
 

参考文献：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五期。

曹南逸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