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君卿
生卒：735—812
籍贯：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
简评：典制史巨匠

生平简介

杜佑（735—812），字君卿，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出生于京城长安。他的青少年时期正值开元、天宝的繁荣盛世，而他所在的家庭，则可称得上是诗书簪缨之家。所谓“城南韦杜，去天尺五”的“杜”，指得正是杜佑这一脉杜氏。

杜佑的父亲杜希望，从地方上一个七品小官做起，直到陇右节度使，在任几年，边境安，仓廪足。后因事遭贬至西河太守，在任也是政绩斐然，当地有《杜公遗爱碑》歌颂其事。

杜佑不到20岁时，即以父荫入仕，在济南担任参军一职。天宝之乱后，他又到吴越地方当剡县县丞。他在剡县大概待了七八年之久，县丞一职职微事繁，且较为主要的职责在于治讼，这段经历使他积累了许多经验，拥有了断事干练的能力。后来他去探望父亲的好友，润州刺史韦元甫时，对一桩不好处理的冤案发表意见，很得要领，由此得到元甫赏识，做了司法参军。后来韦元甫官至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深得其信任，在幕府中任职，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

元甫去世后，杜佑因征召入京，为工部郎中，不久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总领国家经费。时值德宗年间，军费开支极大，每每用度不足时，就在长安强行“借用”富商钱财，弄得怨声四起。看到此情，杜佑写了一篇《省官议》进呈，建议裁撤冗官，节省开支。但朝廷非但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且因此贬他去任饶州刺史。没过多久，杜佑又历任岭南节度使、尚书左丞、陕州观察使，最后在55岁上当了淮南节度使。

从德宗贞元五年开始，杜佑在淮南任职长达十五年，这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淮南军政事务中，政绩卓著。在任期间，他主要做了几件事情。首先是发展经济，他初上任时，当地遇到旱灾，饥荒严重。他命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另一方面则革除苛捐杂税。并修建旧有的雷陂，开湖疏渠，兴建新渠，以广灌溉。治理沿海滩涂，开滨海弃地为田。很快，当地沿海地带就面貌一新。其次，他整顿了当地的军队，加强管理，使得地方更加安定。在整顿吏治的同时，杜佑致力于选贤用能，如窦常、权德舆、刘禹锡、张士陵这些人物，都曾在他手下任过职。他为人宽厚，待人至诚。任淮南节度使期间，属下李藩曾被诬动摇军中，德宗大怒，密诏杜佑杀之。而杜佑怀诏旬日，终不忍发，后一面劝解李藩，一面以身家百口向德宗担保，最终李藩方得以释冤。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能广招人才为己所用。尽管他在军事指挥上不大在行，出过岔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的管理下，淮南境内治安稳定，经济发展，成为后期朝廷维持统治的重要经济支柱地区之一。杜佑任职期间，河南江北的几个重要战略地节度使管辖区域，发展最好的就是淮南道地区。

政事之余，杜佑还在学术上倾注力量，“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手不释卷，勤加著述。期间最为伟大的成就，就是在大历六年，完成了《通典》的初稿。

杜佑自少年起，对时兴的文学章句，始终不大感冒，也不大擅长——“少尝读书，而性且蒙，固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据说他做官时，曾经向德宗皇帝推荐过一位诗人，但德宗给予的评价是“此恶诗，焉用进。”时人传为“准敕恶诗”。可见他给自己的评价“仕非游艺，才不逮人”并非纯粹自谦。但另一方面，他对经史却有着极为浓厚的学术兴趣。这也得益于他的家庭，杜佑的兄长杜信，便长于史学，潜心于史籍的整理著作，曾经参与过国家组织的东都藏书检校工作。另一位兄长杜位有文才，熟习礼制。杜信与杜位分别曾在国子监及中书省、京兆府做官，杜佑可能正是通过他们，接触过大量的藏书资料，并从他们身上受过一些影响。

《通典》一书，从起修到初稿完成，至少用了杜佑约十年的时间，完成初稿修改，又用了约二十多年时间。可以说，这本书倾尽了杜佑毕生心血。而这本书也可说是在中国史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鸿篇巨著。

贞元十九年，杜佑离开淮南，于69岁时再度回到长安，做了“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上的宰相。连辅德、顺、宪三朝，是当时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在任职宰相期间，他尽力解决朝中矛盾，协调各方关系。当时刘禹锡曾提及，某次中和节聚会中，杜佑是在座长者，惟没有留下联句。杜佑与聚会诸人年龄悬隔，且并不擅长作诗，但仍前往参加，其对协调关系的努力可见一斑。

再有当改革派势力较重，几位政见不同的宰相纷纷辞退时，杜佑却坚持上朝当政。他在当时对政治发展局势的稳定起过一定作用。在宪宗时，对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做过许多有实际意义的事情。

元和七年，杜佑在再三恳请后，被准许退休。但仅仅五个月后，即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八岁。赠太傅，谥安简——“安和不争曰安，宽容平和曰安”，“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理典不杀曰简”。

学术思想及《通典》简介

一、史学思想

唐代中期，社会由盛转衰，因此研究史学者多以致用为要，杜佑也不例外。其史学思想在于为现实服务，探讨治国之道。

此外，杜佑认为，“现在”来自于“过去”，古人有适合古人的生活方式，今人有适合今人的生活方式，今人无法恢复到古人的生活中去。因此，厚古薄今实为不智，制度贵在适时从宜，这种进化式的史学思想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杜佑对“天命”说也较不看重，在他眼中，所谓天命固然存在，但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兴衰治乱，人事的作用超过天时。制度安排的“势”促进人事，人事因素影响社会，因此，重人事，重制度也就成为他著述的一大特点。

二、政治思想

杜佑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政府的制度建设问题上，略有点。其一，中央集权优于分权封建，更有利于国家富强，长治久安，而分权封建制则容易令国家迅速灭亡。其二，治国的目的在于富民，富民即能够富国，国富则能够民安，“富”与“安”相辅相成。其三，强调礼乐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性，认为礼规范了社会道德和准则。治政的中心在于礼乐的健全。治国应该礼制为主，而礼制教化还需有刑法辅助，“礼”为本，“法”为标。其四，国家必须重视选举用人，因此要重视选举制度，以实干为要，去除浮华不实的风气，也需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教育。

三、经济思想

在杜佑的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是较为浓厚的。他以农业为本，强调经济发展，“教化之本，在平足衣食。”“农者，有国之本也”。其经济思想略有四点，其一，反对土地兼并和买卖，主张恢复均田制，以阻止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形势。其二，控制足够的纳税人口。惟有如此，政府才能拥有足够的资金，也才能维持政治稳定。其三，薄赋税，轻徭役，避免横征暴敛令民不堪，民怨载道，则人心已去。其四，重视货币，认为国家必须对货币经济进行干预和管理，重视货币的功用，货币单位必须单一、统一，从而让社会经济正常运行。

四、《通典》简介

《通典》共200卷，近150万字，全书由“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等共九个门类组成。所覆盖时间上至远古，下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几乎每一事项都有精心的材料选择考察和观点。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作了详细的叙述，反映了杜佑进步的史学观点。

此书开典制体通史著作之先河，“把典章制度的发展衍变以及人们对有关典章制度在实际贯彻中之得失利弊的评论、分析，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方面看待，从而进一步开拓了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的领域，从理论上奠定了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基础。而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从全局上改变了史学发展中编年、纪传‘角力争先’的格局，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梁启超）

此外，《通典》一书还具备巨大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研究者来说，《通典》本身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集。

史料记载及著述摘录

“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为政弘易，不尚皦察，掌计治民，物便而济，驭戎应变，即非所长。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
“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辩而伏其博，设有疑误，亦能质正。始终言行，无所玷缺。”

——《旧唐书•列传第九十七》

“佑清明廉直，温毅宏重。易简之道，本于健顺，忠智之谋，发为事业。虑善以动，得时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辟。韦尚书实为己知。始自掾吏，累为命介。盈庭阙办，积岁遗留者，片言以听断。含冤自诬，具狱论杀者，覆视而全活。江介吏师，以为神明。”

——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

“大司徒杜公在维扬也，尝召宾幕闲语：‘我致政之后，必买一小驷八、九千者，饱食讫而跨之，著一粗布烂衫，入市看盘铃、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极之际，常虑祸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盖自污耳。司徒公后致仕，果行前志。谏官上疏，言王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计中！’计者即自污耳。”

——刘禹锡《刘宾客嘉话录》

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则国用备，辨其地则人食足，察其人则徭役均。知此三者，谓之治政。夫地载而不弃也，一著而不迁也，安固而不动，则莫不生殖。圣人因之设井邑，列比闾，使察黎民之数，赋役之制，昭然可见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计，乃隳经界，立阡陌。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僣兴矣。降秦以后，阡陌既弊，又为隐覈，隐覈在乎权宜，权宜凭乎簿书。簿书既广，必藉众功，藉众功则政由群吏，政由群吏则人无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众多之胥，欲纪人事之众寡，明地利之多少，虽申商督刑，挠首总算，亦不可得而详矣。不变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封，大夫不得专地。若使豪人占田过制，富等公侯，是专封也；卖买由己，是专地也。欲无流粤，不亦难乎！

——《通典•卷一》

其行教也不深，其取材也务速，欲人浸渍於五常之道，皆登仁寿之域，何可及已。夫上材盖寡，中材则多，有可移之性，敦其教方善。若不敦其教，欲求多贤，亦不可及已。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

——《通典•卷十三》

国朝李靖平突厥，李勣灭高丽，侯君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候，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实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乂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按兵部格，破敌战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馀人，其馀可知。虽在行閒，仅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馀郡，河北三十馀郡，每郡官仓粟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於京师，萃於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庭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秦汉之后，以重敛为国富，卒众为兵强，拓境为业大，远贡为德盛，争城杀人盈城，争地杀人满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则天下怨咨，群盗蜂起；大则殒命歼族，遗恶万代，不亦谬哉！则五帝三王可以师范。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风土，纤介毕书，树石无漏，动盈百轴，岂所谓撮机要者乎！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简略年表

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一岁。
749年，天宝八年，十五岁。其父杜希望以西河太守卒于位。
752年，天宝十一年，十八岁。以父荫入仕，为济南郡参军。
756年，天宝十五年（肃宗至德元年），二十二岁。安史之乱爆发，自济南南下至越州剡县任县丞。
762年，上元三年，二十八岁。初起意修撰《通典》。
765年，永泰元年，三十一岁。为润州（今镇江）司法参军。
766年，永泰二年（大历元年），三十二岁。随韦元甫至苏州浙西观察使幕府为从事。
767年，大历二年，三十三岁。娶苏州常熟县令梁幼睦之女。
768年，大历三年，三十四岁。任淮南节度使幕府从事、检校主客员外郎。
774年，大历九年，四十岁。任工部郎中。
776年，大历十一年，四十二岁。任抚州刺史、江西青苗使。
780年，建中元年，四十六岁。任尚书省金部郎中。
781年，建中二年，四十七岁。任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江淮水陆转运使。
782年，建中三年，四十八岁。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783年，建中四年，四十九岁。贬饶州刺史。
784年，兴元元年，五十岁。任岭南节度使。
787年，贞元三年，五十三岁。入朝为尚书左丞。
788年，贞元四年，五十四岁。出为陕州长史。
789年，贞元五年，五十五岁。任淮南节度使。
801年，贞元十七年，六十七岁。完成《通典》，进书朝廷。
803年，贞元十九年，六十九岁。入朝为相，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
805年，贞元二十一年，七十一岁。以宰相领度支盐铁等使。
806年，元和元年，七十二岁。以宰相摄冢宰。
807年，元和二年，七十三岁。以司徒为相视事。
812年，元和七年，七十八岁。以太子太保致仕。十一月卒。册太傅，谥安简。

（戴宏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