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名胜，字子贱
生卒：公元前260年－公元前161年
官职：五经博士
简评：《今文尚书》宗师

…年过九十”也。案《史记》：“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汉…三十一。案《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舟之事，与《泰誓》事同，不知为伏生先为此说？不知为是《泰誓…掘地所得者。”今《史》、《汉》书皆云伏生传二十九篇，则司马迁时…之书，谓之《尚书》”者，此文继在“伏生”之下，则言“以其上古之书…其上古之书”，今先云“以其”，则伏生意之所加，则知“尚”字乃伏…”与“书”相将，则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 … 为上古耳。以《书》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诸引《书》直云“《书》曰 …

——摘自“国学宝典”《尚书正义》-卷一·尚书序/阮元校刻本

伏胜，字子贱，西汉济南（今山东邹平）人，生于周郝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年），卒于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61年），享年99岁。秦汉之际的经学大师，专治《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藏《尚书》于壁中，使这部重要的古代文化典籍得以保全而流传至今。相传为伏胜伏羲的后裔，其近祖由淮阳陈国迁到鲁国（今山东南部的济南）。原来是秦国的博士，世称伏生。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伏生是时九十余岁，老不能行，文帝便遣太常事史掌故晁错前往求教，得29篇即是今之传世的《尚书》。自己撰有《尚书大传》。成为文学派的开山祖师。后世人极为推崇尊拜——追封为乘氏佰，尊为圣人，进文庙与孔子一起，享受万民祭祀。其后裔，世袭五经博士。韩店苏家村西原有伏生祠，邹平原有伏生书院，曾设伏生乡。伏生墓位于邹平县魏桥镇冢子村西南，为汉代墓葬，原有石牌坊大门有“尚书在造”的金子匾额。几经破坏，现墓封土直径45米，残高2米，有“徽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两通。历代文人墨客都赋诗称颂，如宋吴澄.明张远登.清蒲松龄.王仕祯等。唐王维画“伏生授经图”现藏日本大阪美术馆。明朝崔子忠画“伏生授经图轴”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刻苦攻读冒险藏书

相传，伏生是伏羲氏的后裔（《伏乘·氏族考》）。《颜氏家训·书证篇》记载：兖州永昌郡城以前属单父（今山东单县），东门有一座汉碑叫子贱碑，说济南伏生是子贱的后人。子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的弟子，曾经担任过单父宰。由此可推断，伏生原为虙子贱的后人。

伏生是西汉时济南一带著名的学者。济南西汉初置郡，领有今天的济南、章丘、济阳、邹平等地。清末学者陈蜚声所著《伏乘》一书认为，伏生的里籍为今邹平县旧口镇东南伏生乡。今天，在邹平县魏桥镇口子村西南有伏生墓，为汉代墓葬，几经破坏，现墓封土直径四十五米，残高二米，尚存“徽君伏生墓”、“伏生墓序”石碑两通。

伏生从十岁就开始攻读《尚书》，而且学习相当艰苦。他曾把自己关在阴冷潮湿的石头屋子里，在腰部缠上一条大绳，每读一遍《尚书》就在绳上打一个扣结。不久，八十尺长的大绳就完全打满了结。（段成式《酉阳杂俎》）正是这种刻苦攻读的精神，使得伏生成为秦汉之际的《尚书》大师。

（前246），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起初，秦始皇为了巩固已经完成的统一大业，非常重视儒生、方士等知识分子，《史记·秦始皇本纪》上说他“悉召文学、方术十甚众，欲以兴太平。”他征召了博士七十人。博士是秦代的官职名称，担任者都是博通古今的大学问家，是皇帝治政的顾问。伏生就是这七十名博士中的一员。

秦始皇到了晚年，对儒生的态度有了改变，为了打击与自己的统治政策相抵触的一些儒者、方士，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他下令焚毁六国史书，以及民间所藏的《诗》《书》等典籍。不久，又将许多儒生活埋，使古代文化遭受到一次严重的破坏。

然而，当秦始皇颁布焚书令的时候，也有一些人违背禁令，千方百计的保存典籍，不使灭绝。伏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珍爱的《尚书》藏在墙壁的夹层里，这部儒家的重要典籍才被保全下来，并流传后世。

薪尽火传《尚书》得解

秦始皇焚书坑儒不久，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刘邦、项羽等英雄豪杰相继起兵反秦。天下大乱，伏生不得不出外逃亡避难。西汉统一后，伏生回到家乡，从夹壁中找到所藏的《尚书》，结果丢失了数十篇，只剩下了二十九篇，伏生便以这二十九篇在齐鲁一带讲授，并由他的学生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这便是传世的《今文尚书》。

经过一段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趋向安定，儒家和儒家思想又逐渐兴盛起来。汉惠帝四年（前191），撤销了“挟书律”，恢复了儒家经书的合法地位。朝廷也开始着手搜集以前散失的各种古代典籍。文帝时，又想要找一个精通《尚书》的人，但是当时已经没有人能够传习此书。经过多方了解，文帝终于听说济南的伏生是研究《尚书》的大学者，便准备把他召进朝中传授《尚书》。可是这时伏生已经有九十多岁，根本无法进宫，文帝只好下诏令太常掌故晁错亲自到济南伏生家中学习《尚书》。

伏生传授《尚书》，完全是口授，因年老口齿不清，晁错听不懂，伏生就让自己的女儿羲娥在一旁代为解释。这样，伏生的女儿羲娥便成了传播《尚书》最早的女学者。后人追念伏生保全与传承《尚书》的功绩，也没有忘记羲娥的功劳，将她与续写《汉书》的班昭相提并论，认为二人都是历史上不多见的为继传史学作出了贡献的女学者。

伏生的女儿讲的是齐地的方言，而晁错是河南颍川人，仍有十之二三听不懂，但基本掌握了主要思想。就这样依靠伏生的讲授、羲娥的转述和晁错的笔录，终于将《尚书》记录了下来，这就是现存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传四十一篇。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伏生，那么《尚书》很可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失传了。即使流传下来，如果没有他加以传授和解释，那么我们也很难弄清它的含义，伏生对这部古代典籍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清代学者崔东壁曾经说，想探求尧舜时期的历史，必须通过《尚书》。如果没有伏生，则二十八篇之书不传，人们对于禹汤文武之事也就莫得其详。因此，传《尚书》之功以伏生为最。（崔述《考古续说》）清代诗人王士祯曾赋诗评论伏生对中国古代典籍传承所做的贡献：“祖龙枉以吏为师，牵犬东门笑相斯。转盼阿房化焦土，千秋人拜伏生祠。”

教授齐鲁经学宗师

伏生是《今文尚书》的保全者，又是《今文尚书》最初的传播者，汉代经学史上曾出现了著名的“欧阳、大小夏侯并立”的局面，指的就是《今文尚书》内部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三大学派，三足鼎立，各有千秋，而这三家学派的共同师祖都是伏生一人。《今文尚书》在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时，被列为官学。学生跟着老师学习，学通了即可做官，从此，《今文尚书》不但有了师承，而且开始和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考察《今文尚书》在汉代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伏生保存和传授尚书，在两汉政治与文化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伏生的弟子中，最为出色的有两个，一个是千乘（今山东高青北）人欧阳生（字和伯），另一个是济南人张生。欧阳生传同乡倪宽，倪宽又传给了欧阳生的儿子。以后欧阳氏世世相传，至其曾孙欧阳高时为博士，《尚书》开始有了“欧阳氏之学”。欧阳生的后人有许多都以治家学而为博士和高官，其弟子中更是有很多杰出学者。欧阳高的弟子济南人林尊，为博士，历官少府、太子太傅。林尊的弟子平当官至丞相，另一个弟子陈翁生官至信都太傅，世号“平陈之学”。以后，平当又传九江朱普、上党鲍宣；陈翁生又传琅琊（郡治东武，今山东诸城）殷崇和楚人龚胜。

到了东汉，欧阳生八世孙欧阳歙以通《尚书》，官至司徒，封夜（掖）侯。东汉一代，欧阳氏一支的著名学者有济阴（今山东定陶西北）人曹曾，官至谏议大夫，有门徒三千人。沛国龙亢人桓荣，为明帝师，历官博士、太子少傅、太常，赐爵关内侯。桓荣的弟子丁鸿官至司徒，张酾为章帝师，历官太尉、司徒。桓荣的儿子桓郁，官至太常，曾经做过章帝、和帝师。桓郁的中子桓焉，官至太尉，曾为安帝、顺帝师。桓郁的弟子京兆朱宠官至太尉，另一弟子弘农人杨震更是名重一时。桓郁的孙子桓典，以《尚书》教授颍川，有门徒数百人，献帝时官拜御史丞，赐爵关内侯。此外，东汉时，以传习《欧阳尚书》著名的还有乐安临济（山东高苑西北）人牟长、京兆长安宋登、南阳堵阳尹敏等人。牟长有门徒千人，著录前后万人；宋登有门徒数千人，都是当时的名儒。

伏生的另一个弟子济南张生，是《尚书》大小夏侯之学共同的始祖。张生为博士，传鲁（曲阜）人夏侯都尉。夏侯都尉传族子夏侯始昌，始昌官至太傅。夏侯始昌又传族子夏侯胜。夏侯胜（史称大夏侯）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夏侯胜传从兄子夏侯建（史称小夏侯），建又师事欧阳高，官至太子少傅。

后来，夏侯胜与夏侯建在治学方法上产生分歧，二人分立与学官，从此《尚书》又有了“大、小夏侯之学”。两派的弟子中，也出现了很多博士、高官，封侯拜相、贵为帝师者不在少数。大、小夏侯两派虽有分歧，但与欧阳氏的《尚书》之学一样，都属于传承自伏生的《今文尚书》学派的分支。

通过对两汉时期《尚书》传承过程的了解，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确认伏生在《尚书》传播史上的始祖地位，以及他保存、传授《尚书》在两汉政治史和文化史上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古相争伪去真存

汉代，儒家经学内部分为了今文和古文两派，所谓今文经，就是如同《今文尚书》一样，由战国以来的学者通过口传心受，传诵下来，到了汉代，人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录而成的定本。另一方面，西汉时期，人们又多次从民间和孔子旧宅墙壁中发现了一些先秦时用六国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书，这些典籍被称为古文经。伏生及其学生传承的《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写成的，世称《今文尚书》，与之相对的就是《古文尚书》。

本来，今文经和古文经只是文字的区别，后来便形成了今文经学学派和古文经学学派两个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两个学派各立门户，各有师法，在学术方法、对六经的解释、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等方面意见分歧、相互对立。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史迹，两派的分歧是多方面的，但争论的主要目的还是确定谁是正宗，谁可以立于学官、获取禄位。

《史记·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这是“今文”“古文”同时出现的最早记载，被认为是汉代今古文经学对立的开始。而今文尚书学和古文尚书学的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分歧和争议，更是具有传奇色彩。

《古文尚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多个版本。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在孔子旧宅中得到“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对这些“古文”经传加以整理，发现其中的《书》比当时通行的《今文尚书》多十六篇，便将之称为《古文尚书》。这部孔壁《古文尚书》一直藏于皇家图书馆，鲜为人知。后来，《古文尚书》还有河间献王刘德所得本，东汉初年杜林收藏的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汉成帝时东莱人张霸伪造的《古文尚书百二篇》等。这些《古文尚书》有真有伪，可惜今天都已经失传了。

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古文尚书》，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这部书将伏生的《今文尚书》分为三十三篇，然后又从孔子所作的百篇《书序》中采用了十九个书名，从先秦古籍中搜集了一些“逸书”文字，改头换面，巧为连缀，编造了二十五篇，再加上伏生的三十三篇，形成了五十八篇本的所谓《古文尚书》，恰合东汉儒者如郑玄、班固等人所说的《古文尚书》的篇数。此外，这部书中还伪造了所谓孔安国的《尚书序》和《尚书传》，使它更像早已失传的孔安国所见的《古文尚书》。实际上，关于孔壁所得的《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上从没有说它比《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更没有说过孔安国曾经为孔壁《古文尚书》作过《序》和《传》，而且这部书的文辞浅显，完全不像周秦古语，不免露出了破绽。

然而，这部伪《古文尚书》在历史上影响却很大，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甚至完全取代了真本的《今文尚书》。东晋时，学习信奉它的学者已经很多。到了唐代，唐太宗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其中《尚书正义》采用的就是孔府屋壁内发现的《古文尚书》。《五经正义》在唐高宗时被定为考试专用书，具有极高的权威，因此，这部伪《古文尚书》的影响不断扩大。到了宋代，虽然有的学者觉得它字句完整、文字平顺，可能有伪，但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宋儒所推崇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心传”，便是出自这部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篇。这样，这部伪《古文尚书》冒名顶替，居然达一千余年。伏生历尽艰苦保存下来的《今文尚书》，反而只被认为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代初年，经过惠栋、阎若璩等学者的考订辨伪，才得以彻底改变。尤其是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用毕生精力著成《古文尚书疏证》，遍举其作伪的证据，铁证如山，这部欺世盗名达千载之久的《古文尚书》，最终被定为伪书。

至此，伏生的《今文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露出真面目。现存的所谓《尚书》，实际上只是指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并不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直到今天，《尚书》学在国外还是学者们十分重视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如果没有伏生当年的藏书之功，这部重要的儒家的经典可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失传，对它的学习与研究，更将无从谈起了。

董伏并称千秋敬仰

总之，伏生在中国文化史、经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古代典籍《尚书》的保全和传播过程中，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西汉一代的《尚书》学者无一不出自他的门下，历代《今文尚书》学者也无一不在学术上以他为宗师。经学家皮锡瑞甚至将自己所居书屋署名为“师伏堂”，以表达自己对这位今文经学学派开山祖师的敬仰。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也曾做诗称赞他：“秦燔直多事，圣泽流孔长。齐鲁尊博士，日月炳重光。祠古碑无字，经传书有香。抠衣一展拜，肃然瞻阶堂。”（《聊斋诗集》）

由于伏生对传承《尚书》的特殊功绩，后世今文经学家将其与在汉武帝时期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相提并论，全称“董伏”。伏生死后一千多年还被尊为先儒圣贤，进文庙与孔子一起，享受万民祭祀。他的后裔，世袭五经博士，传习家学，发展成了一个有影响的大家族。自伏生以后至献帝皇后伏寿，伏生家族共传十六世，经过了秦、西汉、东汉三个封建王朝，历时四百余年，世传经学，东州号为“伏不斗”，是山东著名的经学世家大族。

相传伏生的著作有《尚书大传》，《伏乘·辑伏氏佚书》收三卷，另外清陈寿祺有辑本，共四卷，补遗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