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钱穆
籍贯：江苏无锡
字号：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
生卒：1895年－1990年
成就：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有“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当代朱子”、“一代儒宗”之誉。

人物生平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7月，钱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七房桥钱氏家族。

钱穆所出的大房，人丁最旺，五世同堂。但正是由于人丁兴旺，各家从祖上所分的住房和田地亦少，甚至到了钱穆伯父、父亲时，已无一尺之地，“沦为赤贫”。饶是如此，大家族却“书香未断”。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国学生；祖父钱鞠如，邑庠生，长于音韵，勤治《史记》；父亲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16 岁县试入泮，后在七房桥设馆授徒。钱穆兄弟4 人，长兄原名恩弟，后易名挚，字声一，即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之父。

1900年，七岁的钱穆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与大哥声一同塾。其时聪明伶俐，强记不忘，塾师对其亦称赞有加。年底，私塾老师因病歇塾，为了兄弟二人的学业，钱父决意举家迁至荡口镇。荡口镇时多有华姓聚族而居，是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的故乡。迁至荡口后，钱父在镇上延请了一位华姓名师为钱穆兄弟上课。除授《四书》、《五经》外，塾师亦讲《史概节要》、《地球韵言》两书。两书讲毕，塾师不幸生病，不能坐塾，诸生学业荒废。钱穆兄弟也不再上塾，钱穆则日日在家中阅读小说。

1904年，钱穆10岁，与兄长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

果育学校是一所乡间新式小学，原是乡贤华子才（华鸿模）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果育小学分高、初两级。钱声一入高级一年级，钱穆则入初级一年级。当时的体操老师——钱穆的同族钱伯圭，是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钱穆时有教导，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在果育小学4 年，钱穆深得众多良师的教诲、指点，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打开视野，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1905年，钱父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家境困顿。

1906年，钱氏兄弟考入常州中学堂。为减轻家庭负担，钱声一自愿入读学期一年的师范班，将深造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钱穆。毕业后，钱声一回乡任教。

在常州府中学学习期间，钱穆颇得监督屠元博的关心和爱护。屠元博的父亲是名满中外的史学泰斗屠寄，虽钱穆与之未曾谋面，亲承教诲，但对这位史学巨擘，钱穆始终心怀崇敬。当时，在常州府担任历史、地理教务的，是屠寄昔日门生吕思勉先生。吕思勉虽是学堂最年轻的教师，但知识广博，国学功底深厚，带给钱穆深刻的影响。日后，钱穆亦同吕思勉多有书信往来，交往甚笃。

1910年，钱穆读四年级时，新舍监陈士辛与学生多有龃龉，最终酿成学潮。钱穆作为学生代表，代头自动退学。后经屠元博代为申请，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

1911年，适逢武昌起义，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钱穆投军不成，遂返乡。

1912年春，经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赴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

学校原只校主秦仲立兄弟三人分任教务，钱穆到后，负责高级班的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操、音乐等科，并兼部分初级班课，教务极其繁重。秦氏藏书丰富，但不轻易示人，因与钱穆切磋学问，结成忘年之交，钱穆才读得秦家藏书，也藉此得以接触西方思想，开阔眼界。

1913年，钱穆转入荡口私立鸿模学校任教，即原果育小学。当时校主是华鸿模的长孙华士巽，对教字认真、负责的钱穆很是器重。

1914年夏，梅村成了县立第四高等小学，钱穆在鸿模小学的同事，亦是钱声一昔日同窗的华澄波被聘为校长。钱氏兄弟得其邀请，一同前往任教。在梅村四小任教期间，结识了一生挚友朱怀天。

1918年夏，老家七房桥遭火灾，迁家至荡口镇。为了侍奉患有胃病的母亲，钱穆便辞职回荡口鸿模学校任教。

两地任职期间，钱穆不单严谨教学，勤奋读书，在学术研究上亦有所成。在梅村县立四小教授《论语》时，钱穆精读了《马氏文通》，并仿照体例，终成《论语文解》一书，该书亦是钱穆生平第一部出版著作。

1919年，钱穆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在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和改革。在实验和改革的同时，钱穆也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撰述。李石岑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钱穆几度投稿，其文两度刊于首幅。

从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在乡村做了十年小学教师，其间虽然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但他始终坚信“学问”源自“功夫，“未尝敢一日废学”。

1922年，得益于同乡施之勉的推荐，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职，这也是他首次担任中学教职。

集美学校乃是南洋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手创办，初为小学，后来逐渐扩大，成为一所包括师范部、中学部，商业、水产航海、农林、幼儿师范、女子中学部，幼儿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等在内的大规模学校。钱穆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两个班的国文课。钱穆居处临近校图书馆，中学课业较之从前略为轻松，故而闲暇时间较多，遂“一意肆力于读书”。

1923年，集美学校闹学潮，校长对此处理失当，开除了数名学生，钱穆因倾向学生一方，故辞去集美学校下一年的聘任，重返家乡无锡。此后不久，即受钱基博先生的介绍和推荐，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国文课。当代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于三师读书时，即由钱穆授课。

1927年，经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推荐，钱穆转任至苏州中学。

苏州中学颇有渊源，其原址为宋范仲淹所创府学的部分故址，理学家胡瑗曾讲学于此。清称紫阳书院，清末在此创设江苏师范学堂。民国初年，王国维、吕思勉等著名学者均曾于此执教。钱穆任教时，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汪懋祖，曾留学美国，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汪懋祖治时，学校实行学分制，提倡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创办校刊，广延人才，多方礼聘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苏州中学逐渐发展为苏州重要的学术基地。陈去病、吴梅、吕叔湘、胡哲敷、颜文梁等均与钱穆同在苏中任教，甚至章太炎、胡适、顾颉刚、张君劢、张其昀、欧阳予

倩等学界名流亦曾在此讲学。

1928年夏秋之交，妻儿、兄长相继去世，钱穆很受打击。哀痛之下，钱穆强自振作，继续教书著述，在《苏中校刊》上连续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墨辩碎诂》、《孔子略史及其学说之地位》、《儒礼杂议——非斗篇》等文。

l929年秋后，负责商务印书馆编《万有文库》中《墨子》一书。

1930年春，钱穆于苏州续姻。又得顾颉刚鼎力相荐，赴北京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同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力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非，破经学古今门户之见，引起学界轰动。 后因不适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环境，故辞职南归。

1931年夏，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职，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钱穆先生功底扎实，学问深厚，且善言辞，所讲中国通史课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甚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北平沦陷，钱穆随时局流徙南下。

1939年，《国史大纲》脱稿，钱穆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年，应顾颉刚之邀，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齐鲁大学原为美国教会所创，抗战初迁至四川成都。原本即有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设国学研究所。内迁后，决意重建研究所，顾颉刚被聘为主任，负责行政事务。顾氏在任期间，置得大批古籍，又多方延请名师，除有胡厚宣、钱穆等在所任职外，又得叶圣陶、张维思、吕叔湘、韩儒林、孙次舟等学界名人来此讲演，由是研究所名声渐著。

1941年6月，顾颉刚在重庆北碚办《文史杂志》，所中实际工作渐由钱穆主持。

1942年，顾颉刚辞研究所主任职，由钱穆正式接任所务。

除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外，钱穆在此期间亦编成《清儒学案》一书。

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的邀请，在该校担任教职。又得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相邀，到川大历史系兼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4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大后方，或著书立说，或奔走讲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为书生报国立一典范，此点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穆患病在身，仍留川任教，住华西坝一年。

抗战胜利后，大学陆续复校，胡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因其远在美国未归，便由傅斯年代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工作。但钱穆却始终没有得到邀请，这与钱穆和傅斯年所代表的史料考证派之间的分道扬镳不无关系。

1946年，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托钱穆学生李埏代为敦请，钱穆有感时局动荡，又素爱昆明气候，遂欣然应允。钱穆在五华讲学，又兼云大课务，同时还为军官学校将校训练团讲“中国古代军事史”。

1947年，因胃病原因，决意离滇东归。

1948年，正式执教于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江南大学为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虽创立未久，但仍荟萃不少著名学者。除钱穆任文学院院长外，唐君毅为教务主任，朱东润、牟宗三、李雁晴、王以中俱在江大任教。

除教学、行政外，钱穆还应上海正中书局之约，指导学生圈点《四部选粹》，即精选四部籍中人人必读者数十种，一一加以标点。但终因时局动荡，标点之书未能付印，随他标点、钞录的学生也散去了。

课余闲暇，钱穆又撰《湖上闲思录》。

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入港后，有感于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的情形，于是考虑创办学校。

1950年，新亚书院在钱穆的努力下初创成形。创建之初，条件极其艰苦，生源多为来港大陆青年，无力缴纳学费，中途离校，转校者亦不在少数，学校经费亦尤其紧张。但学校的任课教师，如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皆为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其中不乏钱穆故交，为表支持，竞相表示不计报酬。尽管条件不如人意，但书院教授阵容之强大，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亦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对其多有通融。

冬季时，新亚经济窘困，已至山穷水尽。钱穆离港赴台募款，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钱穆抵台后，多方劝其留台发展，但他心系新亚，婉言相辞。其后又受邀去港大任教，亦固辞。

1952年，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后又得美国亚洲协会襄助，筹办研究所。

1955年，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新亚研究所成立。

香港原本不甚重视中文教育，全港除却主要用英文授课的香港大学之外，其他学校寥寥无几。钱穆来港，兴学艰难，新亚书院于困境中奋进，不断得到发展，诸教授数年艰辛耕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其办学的成绩为香港各界所瞩目。6月27日，由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和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提议，香港总督兼港大监督的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 年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彰其绩。

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60年，钱穆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半年。闲暇时间，钱穆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完成了《论语新解》的撰写。 6 月13 日，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为表彰钱穆的教育、学术成就，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耶鲁大学特授他名誉人文博士学位。随后，赴欧访问。

1963，崇基、联合、新亚三校联合，改组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主动提出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为新亚董事会所挽留。

1964年，钱穆再度提出辞请，董事会终于应允，並决定以1965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休假年。1965年正式卸任后，钱穆应马来亚大学邀请，由夫人陪同赴吉隆坡讲授“中国思想史”。原定计划讲学一年，因不适应南洋湿热天气，胃病复发，于1966 年2 月提前返港。钱穆夫妇返港后半年，香港难民潮骤起，治安恶化。夫妇商量之下，决意定居台湾。

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

1968年，钱穆夫妇迁入由夫人亲手设计的“素书楼”，并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朱子新学案》书成，老友张其昀邀请其往华冈文化学院，担任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

钱穆每周为博士班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后来，台大学生戴景贤来素书楼旁听，将讲授内容录音，再加以整理，陆续刊登在文化学院创办的《文艺复兴》杂志。1973 年2 月，《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经台北三民书局正式出版。随后又开“宋明理学”、“朱子学”、“经学大要”、“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等课，边讲边写札记，后合编为《理学三书随札》一书。受聘文化学院同时，又应蒋复聪先生之约，担任台北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4年，钱穆在夫人陪同下，游历梨山、武陵、天祥、花莲。期间，写下《八十忆双亲》。

1975年，钱穆将居港台时期发表之中国传统学术相关论文汇成《中国学术通义》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976年冬，钱穆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7年夏，新亚书院策划创设“新亚学术讲座”。为答谢创办人钱穆的卓绝贡献，此讲座命名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拟每年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中西著名学人来新亚作讲演，并邀请钱穆为讲座第一位讲演人。

1978年，钱穆胃病、目疾日剧，仍抱病扶杖赴港，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进行了六次讲演。后根据录音编写成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亦是他执教75周年的纪念日。6月9日当天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即华冈文化学院）史学所博士班的学生做告别杏坛最后一讲，听者云集。台湾当局于6月20日晚为他举行执教75 周年荣休纪念会。“行政院院长”俞国华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也赠其“一代儒宗”贺匾。11月，钱穆完成其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晚学盲言》撰写之时，钱穆目疾已深，不能识字看书，幸得夫人胡美琦女士协助，方能成书。此书系钱穆40 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总结。

由于政治环境所限，自1949 年4 月南走香港，钱穆便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虽身在海峡对岸，但对钱穆始终情系故乡和亲人，对于时局，钱穆亦多有关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心力衰竭，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96岁。讣讯传来，士林震悼。各界人士纷纷发文吊唁。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9月3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1992年，钱穆先生得以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主要著述

《论语文解》，1918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朱怀天先生纪念集》，1919年8月，上海自刊本
《论语要略》，1925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孟子要略》，1926年，上海大华书店。
《周公》，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
《墨子》，1930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王守仁》，1930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
《国学概论》，1931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惠施、公孙龙》，1931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老子辨》，1932年，上海大华书店
《先秦诸子系年》（上下册），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国史大纲》（上下册），1940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
《文化与教育》，1942年6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清儒学案》，1942年，稿成佚失
《中国文化史导论》，1943年，重庆正中书局
《政学私言》，1945年1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
《孟子研究》，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
《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1949年5月，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
《中国社会演变》，1950年10月，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
《中国知识分子》，1951年，香港中国问题研究所
《中国历史精神》，1951年11月，台北国民出版社
《庄子纂笺》，1951年12月，香港东南印务公司
《文化学大义》，1952年1月，台北正中书局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1952年11月，香港自刊本
《中国思想史》，1952年11月，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国史新论》，1953年5月，香港自刊本
《宋明理学概述》，1953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四书释义》，1953年6月，台北中国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人生十论》，1953年6月，香港人生出版社
《黄帝》，1954年，台北胜利出版社
《阳明学述要》，1955年3月，台北正中书局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年3月，香港自刊本
《秦汉史》，1957年3月，香港新华印刷股分公司
《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及大学问节本》，1957年6月，香港人生出版社
《庄老通辨》，1957年10月,香港新亚研究所
《学龠》，1958年6月，香港南天书业公司
《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1958年8月，香港新亚研究所
《湖上闲思录》，1960年5月，香港人生出版社
《民族与文化》，1960年6月，台北联合出版中心
《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12月，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
《史记地名考》，1962年10月，香港太平书局
《孔子论语新编》，196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
《中国文学讲演集》，1963年3月，香港人生出版社
《论语新解》（上下册），1963年12月，香港新亚研究所
《中华文化十二讲》，1968年7月，台北三民书局
《中国文化传统的潜力》，1968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出版社
《中国文化丛谈》(一)(二)，1969年11月，台北三民书局
《史学导言》，1970年5月，台北中央日报社
《中国文化精神》，1971年7月，台北三民书局
《朱子新学案》（一至五册），1971年9月，台北三民书局
《朱子学提纲》，1971年11月，台北自刊本
《中国史学名著》，1973年2月，台北三民书局
《理学六家诗钞》，1974年，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孔子传》，1974年8月，台北孔孟学会
《孔子与论语》，1974年9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孔子略传<论语>新编》，1975年10月，台北广学社印书馆
《八十忆双亲》，1975年，香港中大新亚校友会
《中国学术通义》，1975年9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灵魂与心》，1976年2月，台北联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至八册），1976年6月~1980年3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1977年5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197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历史与文化论丛》，1979年8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人生三步骤》，1979年10，香港香港大学
《双溪独语》，1981年1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1981年12月，台北东升出版公司
《古史地理论丛》，1982年7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中国文学论丛》，1982年7月，台北东人图书公司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1983年1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宋明理学三书随札》，1983年10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984年12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晚学盲言》（上下册），1987年8月出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中国史学发微》，1989年3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新亚遗铎》，1989年9月，台北东大图书公司